续前篇～～

中国银行之所以自动公开发行准备，鉴于发行增加而责任愈重，即使有充足准备,而未尝公开，则难期社会完全信任，如果有风波，则影响于金融社会至巨。因为在多数发行制度之下，发行银行的责任更重，不仅本行挤兑风潮要时刻警戒,即使其他银行发生动摇，也要受到影响，公开发行准备则有助于提高中行钞券的社会信用。至于六成现金准备的规定，张嘉墩认为在当时的金融实况下，不应再少，而且将来如果发行增加，市面较松，尚拟增加至七成以上。

驻上海中国银行总部公开发行准备的举措在当时即引起很大反响，获得积极的肯定和评价，更有人称赞这一措施“为我国发行制度开一新纪元”，认为其效益有兰，而弊害则无：

（1）为该行发钞基础之巩固，从来该行对于发钞之准备，虽系力求充足，但以本无完善之规，与彻底之公开，则偶因环境关系，发钞增加而准备率部减少，要为事实所难免，将来发生危机，亦即预伏于此。今既规定彻底公开，又有委员会之严密监督，则发钞数目对于现金准备之间，必须谨遵六成之规定，现金准备能永远维持六成。该行纵有意外发生，当能应付裕如，是其发行基础，可以日臻巩固。

（2）在发钞准备未曾公开时代，准备之实在情形，社会究难明白，则其信仰不坚，此其碍于钞票之流通者甚大。今中行全部公开，且因检查严密，将来按期报告之数字，社会皆信其可靠，是无形所获之效益，正至伟大也。

（3）中行发钞数额最巨，足为沪埠全体华商发钞银行之代表。据调查所得，截至十六年末止，由该行直接发行者，计为七千余万元，由三十一家行庄领去，间接发行者，计为二千二百余万元，两计该行上海区所发行之总额，共达九千余万元。吾人每期按该行所发表之数字，就其增减情形，可以藉习岗沪埠金融之变迁与其趋势，实为一极有价值之统计也。

发行准备公开检查是中国货币发行史上的一大进步，通过这一制度，中国银行的钞票更加得到了社会的信赖。张嘉在后来的回忆中曾不无得意地肯定公开发行的意义：“此后中国银行全体发行，在国难重重，金融风潮迭起之中，仍能有增无减，而在法币实行前夕，中行发行且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之一半，不得不谓得力于发行准备之公开。日后中央、交通两行相继效法，民众至视三行纸币同于现金。………若非七年前，中行首倡发行准备公开检查，厚植券信，易克臻此，是以动机虽微，而收效实宏。”其实从1928年3月24日张嘉墩的一封密函中发现，沪行兑换券准备金公开推行的原因，消极方面是金融管理局派员来行检查，如果主动将准备公开，当局既不能以检查准备为要挟，而一经公共团体负检查之责，政府指此筹款当亦有所顾虑，积极方面是沪券正推行长江一带，一经公开不特信用昭著，推行顺利，而中行当局责任亦可大白于公众。

1932年1月14日，为避免因公债与库券市价变动剧烈而对发行准备的负面影响，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将发行准备金中之四成保证，内有以关余及盐余各种税收担保的公债与库券，以市价变动甚剧，一律抽换，另以道契、金公债及以德俄赔款担保之内国公债暨押汇票据等加入，以期稳固而昭信用。当时中行发行总额计达18000余万元，上海分行发行占其中之七成，计12500余万元，为使准备益臻确实，决定采取此项措施。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开创之功，使得中行的兑换券发行额不断增加，流通范围也最广，始终领先于其他发行银行。到1934年底，中国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20471万元，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发行总数的50.7%，占全体银行发行数的34.6%，成为全国资力最雄厚、业务最发达的华资银行。而在中国银行内部，沪券占全行的比重也不断攀升。

从1928年开始，中国银行沪券占全行的发行比例始终在60%以上。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州中行因无力兑现，难以为继，1929年被贵州省政府告到财政部，称该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黔民脂膏亏耗殆尽”。对于这一控告，中国银行也是满腹委屈，因为无法兑现的原因是前贵州省政府亏欠银行巨款，导致行力空虚，至1927年2月券价跌落，行力告竭，无法挽救，经各界议决维持办法，以二成兑现，二成发给特别存单，其余六成之数作为商民代前省政府归还旧欠。贵州中行的纸币因行库空虚不能恢复兑现，导致纸币折减至一三折。从中行钞券的正反对比中，反映出当时钞券发行各自为政的特点，即使同一家银行，不同发行区域的纸币信用也存在巨大差异。

待续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