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从经济学、地理学甚至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带来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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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外患日急，虚骄之气不减，既不能战，又讳言和。时西学开始东传，虽有少数人士受到启示，从事讲求，然鱼烂河决之势已成，终不能挽回既倒的狂澜。”

以上这段论述，来自于郭廷以先生所作《近代中国史纲》，对于本文标题所提及的问题，或许能够给予一个概括性的回答。

我们细看中国历史，公元1840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算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且，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之后，满清被迫打开了国门，结束了几百年的闭关锁国的经历。那么，此刻一个比较细节的历史常识便不得不抬上桌摆在前台-也即是，原来在19世纪之前，中西方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常邦交，这也导致中国直接未能参与新航路开辟进入全球原材料市场竞争，也直接导致中国未能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直接影响近代史时期各项工业指标的悬殊差距。

清初，来到中国海岸的外国商船

那么细致讨论，为何19世纪之前中西方之间没有正常的邦交呢？各位看官，如果看到此处了，就不妨给在下几分钟时间，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小农经济的环境使然

经济学对于“小农经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所谓小农经济，也即是自然经济，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转移资源的过程中不使用货币的经济类型。

那么回到本文所想要解答的问题中来，中西方在19世纪之前完全没有任何邦交，经济学层面上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占据主导的地位，加之中国地大物博，国内市场以自给自足为主，而明清两个朝代对于国际贸易更是极为轻视，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的怀柔政策。

当然，站在现代的历史观去评论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似乎没有实际意义，鄙人认为，其实根本原因还是地理上的隔绝导致古代中国本质上讲与西方国家很难产生实质性的联系。我国东部与南部都是茫茫大海，北部与西部都是一望无垠的戈壁与草原，这导致以中华文明为首的东方文明很难受到大航海时代的西方各国的实质影响。

西方曾经历长时间的农耕经济时代

在这种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下催生出几千年不变的农耕习惯，在中国古人心中根深蒂固，哪怕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依然还有类似的现象，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农业技术未能完全在中国普及开的一个结果。

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从唐末到南宋，中西陆路关系已中断大约四百余年，在这这百年当中，中国内部经历了五代十国与两宋对峙辽夏金的时代，本质上讲内部矛盾未能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很难与周遭世界产生直接的经济行为。

而南宋后期开始，中国北方崛起的蒙古人西征倒是一路猛攻进入了欧洲东部地区，但是本质上讲游牧民族需要的资源旨在搜刮掠夺，无意且无力，甚至是也不懂得如何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当然也更难把华夏礼仪或者唐诗宋词这些艺术加工作品带入西方。本质上讲，彼时的蒙古西征大军更像是快递员，我们可以请快递小哥传递货物，却很难请快递小哥传递思想，这其实是一个道理。

至十五世纪中叶，西方的地缘政治变动阻断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贸易路线，此后中西贸易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有限。也就是必须绕过非洲好望角的历史济源，西方世界不得不进行新航路，西班牙与葡萄牙这两颗牙，迅速崛起。

以上这章节的论述，主要阐释第一个原因：经济学因素导致中西方在19世纪之前不太可能有交集。

·心比天高

第二个原因，算是可以归结为心理学上的原因。

中国古代自视为上国或者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或者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要求来华的西洋人必须尊中国为上国、以藩属自居。如果说这种思维发生在纯农耕时代，也就是西方新航路开辟之前，似乎倒也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新航路开辟之后，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依然保有此想法的话，就着实与文明世界的观念相差太远了。

言及此，又不得不提起那然人啼笑皆非的道光皇帝旻宁，鸦片战争期间那段著名的台词：“英吉利何在？陆路可通否？”

当时中国认为没有必要联络外邦，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政策无非“剿夷”或“抚夷”。封贡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反映了古代中国自视为“天下中央之国”的世界观，这在极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王朝与西方的平等外交。

我们再用更远的视角来看，先不说清朝，即便是省愚写了几十万的明朝，在对待此事件上，也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

明代君主有言“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这种思潮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意识，沿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

明朝虽然曾对南海诸国加以招抚，但仍抱持戒备态度，后来明廷以倭寇之故，实施海禁，禁止对外贸易，重施锁国退守政策。千余年来，中国视海上贸易为财源，尤其是两宋时期，虽说对海外邦国没有正常的外交，但是赵宋王朝鼓励民间与东南沿海各国进行贸易，这也基本上奠定了两宋时期藏富于民的经济学基础。

说个题外话，宋朝开始，中国人才正式进入一天吃三顿饭的生活节奏中，这也说明了宋朝时期国人的富足能够在生活习惯演变中得以直接体现。

到了明朝，原本的海上贸易被视为祸患，终明一代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弊多于利，甚至有弊无利。当然，咱们曾经讲过，明朝海禁，也与明初海盗猖獗息息相关，有兴趣可以翻看鄙人在《红巾群雄小传》中的讲述。

心比天高，这也是导致19世纪之前中西方之间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外交的第二个原因。

·欧洲航海技术的兴起

继续分析，两颗牙完成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的航海技术日益昌明，西方各国大多鼓励航海事业，尤其是葡萄牙。

此处还蕴藏着一个地理学中心的转移现象，在新航路开辟之前，西方世界的中心在希腊与罗马，也即是巴尔干半岛与亚平宁半岛，而新航路开辟之后，这一切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也即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切勿小觑这一次转移，这直接影响世界格局至今，看看拉丁美洲国家不是说西班牙语就是讲葡萄牙语便可见一二，连拉丁美洲的称谓，都是因为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均为拉丁语系的缘故。

新航路开辟后的重大发现-复活节岛

自1514年起，对了，这一年是为明朝正德九年，武宗皇帝朱厚照在位时期。葡人多次前往广东屯门经商，获利颇厚，这里的屯门也即是今香港及深圳一带。

其后葡人访华者日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宁波等地，惟葡萄牙遣使与明廷缔约通商不果，葡人陆续遭武力驱逐，仅余澳门一地。这基本上也为后来葡萄牙人在东亚地区造成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公元1557年，是为明朝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在澳门设官置戎，视之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税。此时，可以很明显得出一个结论，嘉靖皇帝朱厚熜不太可能具备这般世界观，他对于葡萄牙人在澳门设官置戎的本质并无察觉。这一个小小的举动，直接影响澳门至今。

公元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的第二年，是为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这件事，省愚曾在《穆宗朱载坖》的故事章节中有过论述，还请查阅。

以上算是第三个原因，世界观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在19世纪之前，不太能进行正式的邦交。

·礼俗之争

结合前一段的事实依据，十六世纪中叶，也就是嘉靖后期，隆庆时期，来自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探险家与商人相继抵达中国，并获准在部分沿海地区开展香料贸易。这种贸易制度规模较小，甚至与两宋时期都无法比拟。

公元1600年，是为明朝万历二十八年，万历皇帝朱翊钧还在因为不能册立自己心仪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正在以怠政的方式与大臣进行抗衡。而远处的英国特许了一批商人从事贸易，他们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不过，中国人并不欢迎这些在华的洋商，因为他们多是些追逐利益、不得体面的大老粗，加深了中国人将洋人视作“化外蛮夷”的观念。

明末清初时期，以基督会会士为首的传教士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引入了中国，却仍因“礼俗之争”而逐渐没落；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仍自满于中华文明的遗产，一味钻研儒家典籍，认为无需吸收外来学识，令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谈及此处，心中不由得叹息，当初省愚在求学之时，一位老师曾用一句话深刻触动了作为学生的在下的内心-“低头看书，偶尔抬头看路。”或许，这也算是在下长此以往的初心。

西学在中国衰落后不久，西方便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突飞猛进，一系列重大变革也造就了以工业革命为首的等近现代产物，而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将不可避免地直面这一沉睡已久的古老帝国。

鉴于此，可以将国人心中的礼俗之争算作19世纪之前中西方未能产生邦交的第四个原因。

结语：综合四个原因，再去回看，这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而今时，吾辈当放眼世界，高瞻远瞩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