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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底，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方针，在掌权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右倾”派别看来无异于妥协退让。

很快，随着蒙古人民革命党六大的结束，毫发未损的蒙古领导层发动了新的进攻，要求莫斯科将农村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阿马加耶夫召回。

1927年10月6日，苏联驻蒙古全权代表奥赫京、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绍特曼、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阿马加耶夫三人联名签署了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其中提到：

“鉴于最近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党内局势的变化，丹巴道尔吉和阿马加耶夫之间的相互关系日益加剧，丹巴道尔吉提出了关于不能同阿马伽耶夫工作的问题，为此，应着手考虑限期将阿马加耶夫召回莫斯科，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准备派新的常驻代表前往蒙古。”

10月15日，丹巴道尔吉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主任彼得罗夫的信中指出，“之前我同阿马加耶夫在工作中并未有重大的分歧，但是最近，阿马加耶夫开始营造对我们的不满情绪和氛围，并且拉拢根敦和巴德拉霍，阿马加耶夫企图用农村派来取代我们”。

此外，丹巴道尔吉还在信中批评阿马加耶夫的工作方法，指责阿马加耶夫“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制造不和，导致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事实上的分裂”。

10月20日，阿马加耶夫本人也致电莫斯科，请求“尽快批准决定我离开乌兰巴托前往莫斯科，我继续待在蒙古已经毫无意义”。

10月23日，奥赫京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派遣“新的合适的代表”，需要指出的是信的副本发送给了斯大林。

奥赫京在信中指出：

无论如何，丹巴道尔吉集团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六大上取得了胜利，不用怀疑，农村派早晚会取得政权，但是目前农村派没有任何可以解决外蒙古实际问题的纲领计划，虽然农村派是在阿马加耶夫的领导下同右派们进行了斗争，但右派集团的任何一个手腕都会将农村派击碎。

奥赫京强调，现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相较于蒙古领导人提出召回阿马加耶夫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自己将阿马加耶夫解职并且派遣合适的人来替换他要好的多”。

奥赫京的信件从侧面证明，一方面莫斯科确实对于阿马加耶夫一直以来推动农村派同右派进行斗争的活动给予了支持，另一方面农村派力量的薄弱也是莫斯科选择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暂时“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

实际上，阿马加耶夫于11月20日离开了乌兰巴托。联共（布）中央则批准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由赖捷尔出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新任全权代表的申请。

本质上看，莫斯科召回阿马加耶夫和雷斯库洛夫事件如出一辙，如罗欣所言“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离开蒙古不是根据其本人的意志，而是迫于蒙古领导人的要求”。

然而，蒙古领导层在要求莫斯科召回阿马加耶夫之后，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将目标锁定在了没有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农村派领导人身上。

很快，作为农村派领导人之一的巴德拉霍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的首次中央全会上即被解除了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巴德拉霍被派往外蒙古西部的科不多边区担任管理局主席职务，农村反对派的另外一名领袖根敦，则被解除了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的职务，被派去担任其不熟悉的蒙古银行理事会主席的职务。

如此，莫斯科所扶持的农村反对派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阵地基本丢失殆尽。

1927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召开讨论蒙古问题的专门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共产国际对外蒙古的政策得失，会议主要由刚刚卸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的阿马加耶夫作报告，瓦西里耶夫、彼得罗夫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

阿马加耶夫首先发言并指出，1927年外蒙古的政治局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右派和左派（农村派）集团斗争的加剧化，双方的斗争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内持续了数年，而最近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斗争呈现加剧趋势。

之前（我们）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加强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的农村派力量，并且“确保农村派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

但是，共产国际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发来了“保持现状”的最新指示，并且这一指示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贯彻通过，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客观上支持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内的右派，并且事实上确保了右派的胜利，蒙古人民革命党右派集团战胜了农村派，并在此次代表大会之后做出了针对农村派的一系列组织结论，农村派的领导人代表被驱逐出了蒙古中央机关”。

目前的局势是，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右派取得了完全胜利，农村反对派遭到了削弱和打压，右派占据了蒙古党和政府多数的领导岗位。为此，“我们应当采取措施以减轻右派对农村派的压力，并最终将右派集团从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完全清除”。

根据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显示，正是在12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蒙古问题的讨论会议之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全面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农村派反对派夺取政权的决议。

1928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的决议。

决议强调：

当前必须要全面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农村派，同时争取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的其他中立成员，最终推动农村派“在下一次的代表大会上”掌握政权。必须要将在苏联培养忠于革命的蒙古年轻人作为重要的任务，立刻派遣由苏联培养的蒙古大学生前往外蒙古工作以加强农村派的力量。

除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之外，增派两人，建立由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代表处。

成立专门的蒙古事务委员会，责成蒙古事务委员会惩办苏联驻蒙古经济机构中表现出殖民主义倾向的苏联工作人员，委托蒙古事务委员会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农村派“制定”专门的经济政策纲领。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更换蒙古骑兵部队的武器，具体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6-8个月内完成此项工作。

2月3日，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精神，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审议通过了共产国际在外蒙古政治工作的最新指导方针。

方针指出，考虑外蒙古的局势特点，决定在外蒙古建立由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处，深入参与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工作。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处的政治方针是“用尽一切办法”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内部的农村派“在最近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大会上争取党的大多数并最终夺取政权”。

从1月5日到2月16日，莫斯科最高决策层针对外蒙古问题召开了系列会议，并通过了一系列旨在支持农村派上台的积极措施。

将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升级为代表处，同时派遣由苏联培养的忠于“革命”的蒙古大学生前往外蒙古以增强农村派的力量，以及在莫斯科为农村派的地方工作人员组织短训班，甚至成立专门的蒙古事务委员会为农村派“定制”其所需的经济政策纲领。

此外，在军事上也决定对蒙古骑兵部队的武器升级换代以为农村派的上台提供坚强的后盾。实际上，从此刻起，蒙古人民革命党内的右派集团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因为莫斯科已经决定全力支持农村派上台。

不过，农村派的夺取政权之路显然并不容易，共产国际的新任代表也未能完成莫斯科的“重托”，以至于共产国际采取了再次召回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权代表同时中断共产国际同蒙古人民革命党之间联系的“非常措施”。

1928年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新任全权代表赖捷尔抵达乌兰巴托，赖捷尔随身携带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信，需要指出的是，信件是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任彼得罗夫的名义写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丹巴道尔吉的。

彼得罗夫致丹巴道尔吉的信实际上是“以同志批评式的口吻”，指出了蒙古领导层所有的“右倾表现”，并对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层的“右倾错误”进行了激烈批评，也在向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表明——同苏联合作是“捍卫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免遭侵犯”的唯一出路。

然而，该信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蒙古领导层既没有改正过往“错误”，也没有同“共产国际信任代表赖捷尔同志保持紧密一致关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右倾”表现反而呈“变本加厉”之势。

1928年2月14日，赖捷尔在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会议上，传达了彼得罗夫信件的内容，在会议上对于彼得罗夫的来信丹巴道尔吉则持“有保留的拥护态度”。

此外，据赖捷尔所言，丹巴道尔吉在其抵达后的前几天内一直对其避而不见，在2月22日举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丹巴道尔吉猛烈抨击共产国际，甚至直言“我们（蒙古人民革命党）不是共产国际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的纪律我们不承认”。

赖捷尔在其3月22日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

丹巴道尔吉同冯玉祥和内蒙古反动分子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丹巴道尔吉等人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持敌视态度，其所有内部政策都致力于奖励讨好官僚阶层，发展资本主义，丹巴道尔吉在反革命的道路上已经渐行渐远，但其本人尚未完全准备好同共产国际的分裂。

丹巴道尔吉或许向莫斯科做出某些让步，但其总的路线方针不会有根本性改变，丹巴道尔吉致力于利用共产国际的旗帜和苏联的援助来“走自己的道路”。

对于蒙古当前领导层的内部关系，赖捷尔同时指出，在蒙古领导层中存有矛盾，但是不突出，“什么时候如何利用这些矛盾，目前还很难说”。

赖捷尔最后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方针——通过缓和、赞许的方法修复同蒙古领导层的关系是最危险的做法，应当在避免重大冲突的前提下，积极行动，利用所有时机组织农村反对派的力量以“替换蒙古领导层”。

3月29日，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奥赫京，致电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通报了丹巴道尔吉起草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草案提纲。

需要说明的是，丹巴道尔吉所起草的党纲草案是对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首任全权代表雷斯库洛夫编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草案的修订。

奥赫京在电报中指出，丹巴道尔吉在其修订的党纲草案中，对雷斯库洛夫草案中“蒙古革命的成功是十月革命影响的结果”的表述只字未提。

同雷斯库洛夫草案相比，丹巴道尔吉突出强调了蒙古的国家独立，表示要捍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性，并为外蒙古区域外的蒙古人在同国外压迫者的斗争中提供援助。

显然，丹巴道尔吉所指的是外蒙古对于内蒙古革命的支持。

在对外政策方面，丹巴道尔吉虽然提到要保持同苏联劳动群众的友好相互关系，但是没有提出要加强同苏联的政治经济联系，总体突出了蒙古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在蒙古内部建设方面，丹巴道尔吉的表述为独立自主地发展蒙古经济，并提出要建立蒙古国家银行以作为蒙古国家储蓄的工具和调节经济的武器。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要派遣学生前往“有文化”的国家进行学习，但是没有点名提到苏联。

丹巴道尔吉事后将党纲草案送至奥赫京和赖捷尔处征求意见，赖捷尔明确表示反对，并在其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丹巴道尔吉的修订草案是“反动的”。

从赖捷尔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蒙古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并未因彼得罗夫的来信和共产国际新代表的抵达，而有丝毫的避讳和收敛。

而奥赫京电告丹巴道尔吉修订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草案的要点则表明，蒙古领导层摆脱苏联控制，以寻求独立自主的倾向非常强烈，丹巴道尔吉对蒙古人民革命党党纲的修订意味着蒙古领导层试图从理论上改变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指导思想，从实践上改变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而这点是莫斯科绝对不允许的。

1928年4月3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四月中央全会召开在即，赖捷尔向米夫发送了一份私人信件，分析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形势和中央全会的准备情况及其本人的策略方针，赖捷尔首先表达了其个人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局势的观感。

赖捷尔认为，1926-1927年间蒙古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最大的特点是，蒙古领导层逐步地走向右倾并且有计划地脱离苏联和共产国际，而在这期间“我们丢掉了一个又一个阵地”，而且当前的局势下，“我们在蒙古党和政府机关中己经没有什么绝对的影响力了”。

此刻，在乌兰巴托到处充斥着反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声音，而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憎恨被蒙古人认为是正当爱国主义的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赖捷尔在报告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和“无助感”。

在赖捷尔看来，提出如此的策略方针实施无奈之举，因为，以丹巴道儿吉为首的蒙古领导层“完全忽视我（指赖捷尔本人）”。

据赖捷尔所言，在赖捷尔的一次讲话中，丹巴道尔吉甚至当面直接插话“这个俄国人（指赖捷尔）对我们的事务什么也不了解”。赖捷尔在信中着重强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蒙古领导层，并从根本上改变蒙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这是苏联在蒙古当前面临的最大任务。

1928年4月4-9日，蒙古人民革命党四月中央全会召开，赖捷尔在会上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发言，赖捷尔的发言基本围绕彼得罗夫致丹巴道尔吉的信件内容展开，指出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内外威胁，赖捷尔并未在大会上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进行激烈批评和指责。

从赖捷尔的信件内容可以看出，其本人的处境十分尴尬，按赖捷尔所言，在丹巴道尔吉等蒙古领导人眼中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已经毫无威信可言。而且赖捷尔一直强调避免同蒙古领导层发生激烈冲突的策略方针，显然，指望赖捷尔完成扶持农村派上台的重任已不可能，最终，莫斯科选择了召回赖捷尔。

4月6日，米夫以非常严肃的口吻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主题为关于派出专门代表团赴蒙古以研究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形势和苏联及共产国际制定强化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立场举措的必要性。

米夫指出，有情报表明，中国收到了来自乌兰巴托的一封电报，中国上海的一家报纸披露了电报内容，电报内容提到：

“外蒙古正致力于接近我们的政府(指中国国民政府)，有人在乌兰巴托会见了丹巴道尔吉，丹巴道尔吉谈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指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将外蒙古视为‘小孩’，丹巴道尔吉准备在冯玉祥夺取北京之后，同冯玉祥联合起来反对苏联”。

米夫分析电报很有可能是冯玉祥在外蒙古进行煽动挑拨性质的阴谋，但米夫同时认为该电报“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米夫强调，蒙古当前的局势提醒“我们”应更加关注蒙古问题，目前“我们”所有关于支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农村派的决议“仍引旧停留在纸面上”，并未落到实处，而且赖捷尔同志没能成功地在乌兰巴托建立起对蒙古领导层的有效领导。

米夫最后建议，莫斯科需要尽快派遣权威的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代表团成员应当包括联共（布）中央委员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以及苏联政府的代表，代表团可以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为掩护”而采取行动，代表团的任务——是在当地弄清蒙古的复杂局势并且采取非常的措施来“彻底解决蒙古问题”。

4月2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蒙古问题，并做出决议：

正式决定从乌兰巴托召回共产国际代表赖捷尔，改派特鲁巴切耶夫接任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同时为特鲁巴切耶夫增派3-5名布里亚特蒙古工作人员作为助手一起前往乌兰巴托，要求特鲁巴切耶夫绕开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高层，集中所有精力“做好蒙古群众工作”，以切实增强农村派的组织力量，同时授意特鲁巴切耶夫从农村派中选择几十名成员，前往苏联军事院校进行学习，并责成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快完成对蒙古骑兵部队的武器换装。

莫斯科决定召回赖捷尔不足为奇，因为赖捷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丹巴道尔吉等蒙古领导人眼中己经毫无威信可言，显然己经不能完成支持农村派上台的重任。需要注意的是，苏联高层此刻在军事上的提前部署，加快落实对蒙古军队的武器换装，同时选拔农村派成员进入苏联军校培训学习。

因此，有理由做出推测，莫斯科正采取换装蒙古军队武器和配置农村派军官等手段为扶持农村派上台以“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做前期的军事准备工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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