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个人都有身份证，公共场所的摄像头更是数不胜数，发生案件时在这些的帮助下侦破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在古代社会中，没有现代的身份证和摄像头，信息传播更是极为不便。
有人不禁好奇：当时遭遇“诛九族”这种灭绝式惩罚的人，为什么不选择逃亡？跑了不就能活下来了吗？
其实在古代，还真没那么简单。
严苛户籍制度，逃亡无门在古代，尽管没有身份证和摄像头等现代的身份识别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在朝廷的严密控制下自由行动。
仔细说来，古代的户籍制度，几乎比现代社会更为严苛和全面，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活动都被登记在案，从未脱离官府的视线。
这些制度使得古人，即使有逃亡的念头，也常常被现实击得粉碎。
当时，每个家庭在当地都有一份详细的户籍记录。
这些记录不仅包含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还详细列出了家庭新增或减少人口的情况，诸如生育、死亡、搬迁等信息。
每一次变动，都必须向当地官府申报，由专人记录在案。
如果有人意图逃脱，必然会在这些变更中被发现蛛丝马迹。
更何况，古代官府的记录制度虽然缺乏技术手段，但依靠的是人力的严密监督和登记。
即使一家人想悄悄地从某地搬走，离开村镇的那一刻，就需要经过城门的层层检查，想瞒天过海几乎不可能。
不仅如此，古代的城镇和乡村之间往往设有关卡，这些关卡由士兵昼夜把守。
每逢节日或农忙时期，城门口更是人流如织，但关卡管理也会相应更加严密。行人进出城池，必须携带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书，或是由本地乡绅、族老签发的通行文书。
如果是外地人，还需要特地向地方官府申报来意和停留时间。
少了这些文件，即使侥幸走到关卡前，也会被盘查得无处可逃。
而诛九族的罪名更是触犯了朝廷的大忌，沿途的守军和士兵对这样的命令更是格外重视，只要发现可疑人物，都会被立刻拘捕。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汉代名臣晁错的家族，因得罪了权贵而遭诛九族。
当朝廷的命令下达后，还未等家族成员知晓，官府的执行人员就已经将晁错的家人悉数拘捕，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和逃跑的机会。
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抓捕行动，在当时并不少见，也是权力者对社会的绝对掌控的体现。
君权神授，思想束缚
古代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建立在绝对的皇权之上，皇帝被视为天命所归，是世间最高的存在。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皇帝的权威逐渐演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臣民对皇权的敬畏，深深植入每一个人的思想中。
这种观念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强制，更是道德伦理和社会教育的深层影响。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浸染下，即使面临灭族的命运，多数人依然不敢萌生逃亡之念。
儒家思想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强调君臣之间的关系，臣子必须对君主忠诚服从。这个思想被反复灌输，成为百姓从小就接受的道德教育。
皇帝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更是天命的代言人，他的诏令被视为天意的体现。违抗皇命，便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
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即使皇帝颁布的命令残酷无情，甚至波及无辜者，大部分人仍然认为，接受命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违抗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样的思想教育使得古代的诛九族刑罚变得格外有效。
面对即将到来的灭族之灾，被判罪的官员或士绅即使明知自己的命运无法改变，却也会选择接受，而非逃避。
这不仅是出于对皇权的恐惧，更是对个人名声和家族名誉的考量。
在封建社会中，名声和家族荣耀几乎比生命更重要。人们担心，若选择逃亡，不仅自己会被视为懦夫，也会给家族带来污名。
逃跑的举动一旦被朝廷视为叛逆，可能会招致更严厉的追捕和惩罚，甚至导致家族的境况更加凄惨。
这种对皇权的畏惧还体现在受刑者的态度上。史书上曾多次记载，在处决前，许多受刑者会对皇帝的命令表示感激之情，甚至当面下跪叩谢。
这样的场景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谬，但在当时却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被教导要感谢“圣上”的赦免，即使是被判处极刑，也要感激皇帝没有让自己受到更惨烈的折磨。
对皇权的绝对敬畏，让人们将处死视为一种宿命般的安排，即使有冤屈，也宁愿以“忠臣”的身份被记载于史书之中，保全最后的荣誉。
而且，在古代社会中，忠诚于皇帝的观念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也影响着整个家族。
很多时候，即使家族中的某一成员被判处重罪，其他成员也会选择主动接受惩罚，而不是策划逃亡。
这种行为背后，是一种对“忠孝”的极端理解：即便因家人获罪，依然要尽忠于朝廷，不可有违皇帝的命令。
例如，明朝方孝孺因拒绝为篡位者朱棣草拟诏书，被判灭十族。他在刑前大义凛然，宁愿迎接死刑也不愿违背自己的道德信念。
从心理上来说，百姓面对皇帝如同面对天神，根本没有对抗的勇气。
财产转移难，外乡求生苦在古代，财富和家族的安身立命紧紧捆绑在一起，富裕家族的财富大多以土地、田产、房屋等固定资产为主。
这样的财富，无法像今日的银行存款那样轻松转移，想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财产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当朝廷一道诛九族的命令下达，往往猝不及防，根本不给当事人准备的时间，这就使得那些企图逃亡的人在财产转移上面临巨大困难。
即使有心逃离，也不得不面对这些让人无法割舍的家族积累。
失去田地，就意味着家族失去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如果罪人的家属想要逃亡，必须舍弃这些赖以生存的根基。
即便侥幸带上金银细软，在逃亡的路上，这些财物也是累赘，很容易成为沿途劫匪和恶人盯上的目标。
况且，财产的匆忙转移还极有可能在过程中暴露行踪，使得逃亡的计划更加危险。
而且，古代的社会尚未发展出成熟的货币和银行系统，大多数财富都是通过实物形式积累下来的。
珍贵的瓷器、玉器、丝绸、粮食等，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变现或者带走。即使是一些可以随身携带的黄金、银锭，也因为数量巨大、重量惊人，在逃亡时携带不便。
更何况，古代的许多偏远乡村，银两的使用并不普遍，人们更习惯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
此外，对于那些不得不抛弃家产的逃亡者来说，外乡的生存挑战更加严峻。
即使侥幸逃出原来的居住地，逃到陌生的城市或乡村，新的困境也会接踵而至。一个背井离乡的陌生人在异地求生，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很难维持生计。
古代的社会强调家族和宗族关系，外来的陌生人如果没有与本地的宗族或乡绅建立联系，往往很难融入新的社会圈子。
当地的商人和地主们不愿意与来路不明的外乡人打交道，担心引来麻烦。
更为棘手的是，在陌生的地方生活，也意味着无法得到原有的人际网络支持。
古代社会中，关系网络极为重要，一个家族若在某地根基深厚，通常能通过亲朋好友、乡邻的帮助，渡过难关。
但一旦远离了这些关系网，逃亡者不仅失去了经济上的支持，也失去了庇护自己的社会屏障。
交通阻隔与密集告密古代的逃亡之路，除了要面对严苛的户籍制度和名声的重压，还充满了现实中的艰难险阻。
古代的交通条件相当落后，无论是城市之间的通道，还是乡野的隐秘小路，都在官府的严密监控之下。
在这样的环境里，逃亡者要想躲避官府的追捕，就像是在布满天罗地网的区域里试图隐匿自己的足迹，难度之大超出常人想象。
即使有人设法避开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关卡，选择从乡间小路悄悄逃走，前路也同样荆棘丛生。古代的长途旅行大多依赖于骑马、步行，或是使用简陋的马车，速度缓慢，远不如官府的追捕队伍快速。
此外，即使侥幸逃出城池，藏身在乡村小镇或是荒野之中，逃亡者仍然面临另一种困境：地方告密者的密布。
古代社会讲究宗族和邻里关系，村落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彼此间互通有无，任何外来的陌生人都会引起当地人的警觉。
在这个人情社会中，即使有人愿意帮助藏匿，但更多人出于自保或对官府的畏惧，宁愿主动告发。
连坐制度下，地方官员一旦发现有外乡人出没，会立即展开调查，并警告当地百姓，如果不主动举报，很可能会连累整个村庄受到处罚。
因此，面对重赏之下的密集告密网络，逃亡者几乎无所遁形。
对于那些面临灭族之命的人而言，逃亡只是将自己推入另一个无路可走的深渊，最终，很多人只能在这层层的封锁下，选择放弃挣扎，等待命运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