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旧址：张学良公馆

一、放走军政大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两架飞机从西安飞抵洛阳，机上走下了蒋介石和张学良。一行人当晚便在洛阳过夜，准备第二天再飞南京。

上飞机前，张学良在西安机场匆匆留下一张手令：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行色匆匆，写错了两个字，可见临行仓促、心绪不宁。(“虎臣”，即虎城。“孝候”应为“孝侯”，是于学忠的字。)

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一个瞬间，但很快，这个结果却引起了东北军中的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发现，少帅似乎再也回不来了。

蒋介石获释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12月26日一大早，西安城内的杨虎城便收到了张学良从洛阳发来的电报，要求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并将这些军政大员送回南京。

很显然，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杨虎城请来东北军中的两位高级将领一起商量对策，这两人是：67军军长王以哲、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这些高级将领又被称为东北军中的“元老派”）。

杨虎城原本不想放人。但王、何二人看过电报之后，却对杨虎城说：“把这四位放了，其余那十几位留下来也碍事，干脆都放走吧。”

杨虎城还没表态，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也很快得到了消息，全都匆匆赶来阻拦，其中便有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等人。（孙铭九，“临潼扣蒋”的现场负责人，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卫队营营长兼特务团团长；应德田为东北军总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卢广绩为行政处少将处长。这些人均为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被称为“少壮派”。）

这些少壮派极力反对把大员们放走。孙铭九还非常不满地对王以哲说：“就凭这一封电报就放人？能行吗？怎么证明这是副司令签发的呢？”（“副司令”指的便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前，张曾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王以哲没有直接回答，却反问道：“倘若不是电报，是副司令的亲笔信，你放不放？”

孙铭九气得够呛。

一番争论之后，元老派一锤定音，把这批大员们都放走了。东北军少壮派对王以哲和何柱国都非常不满。

这次争论，成为了东北军内讧的开始。

西安事变旧址：兵谏亭

二、再放走50架飞机

两天之后（12月28日），阎宝航又从南京带回张学良的一封信，让西安把此前扣押的50架飞机放回去。

这当然也是蒋介石的意思。

这一次，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又来到杨虎城公馆商量此事。

杨虎城刚开始倾向应德田、孙铭九的观点：已经5天了，张副司令还没有回来，这最后一批“抵押品”决不能轻易放了。

可是，王以哲和何柱国却仍然固执己见，坚持要放，并指责应德田、孙铭九说：

“副司令那样慷慨大方，他暂时不在，我们就这样小肚鸡肠吗？依了你们，东北军岂不惹人耻笑！”

应德田、孙铭九又据理力争。

王以哲见少壮派不同意，口气粗起来，大发脾气，横竖要放。

杨虎城怕内部裂锅，为了息事宁人，只好同意放走50架飞机和500名飞行员。

事后孙铭九非常恼火，对应德田说：“真没想到，东北军里有些人对张副司令实在是无情无义！我真闹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西安的人情算是送到家了，但南京的少帅却始终不见回来。于是，少壮派对王以哲、何柱国等人是更加不满了。

当时报纸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三、对峙与谈判

又过了两天，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南京方面还开始组织对张学良的审判。

西安方面奔走骇告。1937年元旦，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了一次联合大检阅，愤怒声讨蒋介石，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的呼声响彻整个西安城。

蒋介石也不示弱。1937年1月5日，他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先撤职，再留任，以显示他的“恩威并举”），另一方面委派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向西安推进，其中进入潼关、直逼西安的达到十二个师。

由此，蒋介石不仅对“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等承诺食言而肥，而且进一步造成大军压境之势。

蒋企图以军事压力逼迫西安方面服从他的安排、交出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的控制权。

于是在当时，“三位一体”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形成了对峙。

实际上，老蒋内心也不敢贸然开战，诡计多端的他又采用了其他手段应付局面。一方面，继续扣住张学良不放，先是“判处十年徒刑”，几天后又将他“特赦”，然后再交军事部门“严加管束”；另一方面，命令驻扎潼关的顾祝同等人，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要西安方面进行抉择。

于是，双方开始谈判。

谈判的过程很重要，这也是后来东北军走向内讧的直接原因。

在蒋介石授意下，南京方面提出的、供东北军选择的两个方案如下：

1、“三位一体”让出西安及周边地带，让给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东北军和17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府主席由17路军方面的人充任（后文简称“甲案”）；

2、东北军调离陕西，赴安徽和淮河流域的较富庶地带，17路军和红军的安排基本同上。（“乙案”）。

这两个方案导致的利害关系很容易判断：若西安方面接受甲案，则三方力量依然可以随时靠拢，“三位一体”仍然存在；若接受乙案，则东北军远走，“三位一体”自然解散。

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信，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劝他们接受乙案。（大家仔细揣摩其居心。）

针对这两个选择，17路军、红军自然倾向于甲案，而东北军内部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大部分少壮派虽然也倾向于甲案，认为这样可以维持力量，增强向南京要人的砝码；但少部分高级将领却感觉西北太苦，希望东调到中原富庶地区去，内心则倾向于乙案（当然他们也希望营救张学良回来，但却并不希望跟蒋介石闹崩）。

这样，西安内部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17路军接受甲案；东北军元老派虽然公开表示接受甲案，但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回来，其他一概不论。

周恩来及其率领的代表团是张、杨请到西安的客人，不便干涉友军的内部事务，更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处于建议和襄助的地位。

四、复杂的局面

在对峙谈判期间，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局面非常复杂。

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就曾不止一次进犯潼关，被东北军将领常恩多等人率军打退。这一次，蒋介石不再使用硬的手段，转而开始政治分化、金钱收买、暗地分裂。

蒋介石的这些手段很快便生效了。17路军的冯钦哉师、王劲哉旅和一些部队相继投蒋，东北军中的擅自新部也非常不稳，随时会倒戈（擅自新日后果然倒向了蒋介石，参加抗战后，他因为擅自溃逃、败坏军心被枪决。）

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杨虎城原本主张武力与南京对抗，但东北军中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高崇民为首的元老派却主张和平解决。

元老派倾向于从渭南撤军。（渭南为东北军前线驻地）

当时患病在身的王以哲在病榻上对老派军官说：“少帅不在，东北军还有我们嘛。既然顾祝同、祝绍周代表南京提出要我们从渭南撤兵，那就先撤兵吧，这样可以避免军事冲突。至于营救少帅，可以慢慢再跟南京谈。”

在当时的陕甘一带，东北军人强马壮，总兵力近20万人。相比之下，杨虎城的17路军则显得羸弱太多。因此，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妥协态度，动摇了杨虎城与南京武力对抗的决心。

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我对作战胜利没有把握。”

此后，西安方面派李志刚两次赴奉化见蒋，陈述西安方面的意见。1月21日，“三位一体”再次开会，决定采取甲案——东北军从渭南撤兵，让中央军进入西安，红军退回陕北。

在当时，这不失为一个折中的选择。看似“三位一体”进行了退让，实则是继续保留了三方维持团结的基础，因为即便进行了一些妥协，但彼此驻地毕竟相距不远。如果真正实现这个方案，保持三方团结，对西北局势此后的发展是有利的。就算张学良暂时不能放回，只要西北力量维持团结，还可以慢慢争取他回来。

但是，东北军少壮派却不这么看。

他们认为，无论接受甲案或者乙案，张学良都不能回来了。所以，他们自下而上地开始发动签名运动，强烈要求营救张学良，并不惜同中央军开战。

少壮派甚至认为，元老派的做法，是有意取代张学良而放弃营救。

五、少壮派的情绪

这里交代一下东北军中少壮派的背景。

自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东北军全是以张学良一人为核心而维系，凡是团长以上军官的任命全是由张学良一人决定，并亲自进行谈话和考核，由此形成了众星拱月、惟少帅之命是从的独特局面。

比如西安事变的发动，虽然王以哲、于学忠等高级将领事先已经知晓，而且参与其中，但实际上却是张学良直接对孙铭九、王玉瓒等团营级军官下的命令。（孙铭九为卫队营第二营营长，事变中负责进入华清池“捉蒋”；王玉瓒为卫队营第一营营长，事变中负责在华清池外“警戒”。具体扣蒋过程可参见二人的回忆文章。）

因此，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实际上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他们有爱国热忱，不想再“中国人打中国人”，希望打回东北老家去，赶走日寇，光复故土。他们也对张学良怀有很深的感情，希望马上解救他。

但是他们也很容易感情用事，思想非常激进，甚至逐渐变得偏激。最要命的是，他们的义愤很容易引起东北军中下层官兵乃至社会普通百姓（包括西安的广大学生）的同情和支持。

这样，少壮派的主张竟然在西安占了上风。

连杨虎城也不得不受到这批人的影响。

杨虎城虽然担心跟中央军的作战难以取胜，但也希望张学良能早日回来，而且他考虑到中央军进入之后会对他进行报复，因此他跟少壮派也有着共鸣。

一天晚上，孙铭九、卢广绩等60多名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带着100多人的签名径直闯入新城杨虎城公馆，向杨哭诉：

“中央不讲信义，扣了张副司令，而我们东北军头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我们大家集体签名，请杨主任指挥我们作战，只求早日营救副司令出来！”

闹到后来，这60多人一起放声痛哭，悲怆愤恨的情绪感染了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在场的17路军军官们也落了泪。

但是，对于是否从渭南前线撤兵这样的大事，杨虎城不能撇开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大佬单独决定，只得难过地流着泪把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暂时劝走。

六、少壮派跪在周恩来面前哭诉

1月27日晚，少壮派20多人又赶到金家巷东楼会客厅，向正在这里开会的中共代表团请愿（开会者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刘鼎）。

孙铭九咄咄逼人地抢先问道：“我们坚持张副司令先回来，尔后再从渭南撤兵。你们代表团怎么看？”

叶剑英和刘鼎说：“我们方才正在讨论这件事，觉得对抗下去恐怕有引起战争的危险，不如暂时退兵为好。撤兵以后，‘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

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讲话，陈述他们的理由。

周恩来听完后，站起身来，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副司令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也了解副司令在‘三位一体’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意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这种局面，我们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而蒋介石一定不放回，僵持下去，很容易引起战争。引起战争，就不符合副司令发动西安事变所希望达到的团结抗战的原意。引起战争，对副司令恢复自由和回来的问题更无好处。很明显，战争一起，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了。我们现在退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地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继续坚持要求，副司令迟早总会回来。我们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现在这样、坚持要求南京即刻放他回来。现在这样坚持，一旦引起战争，不仅张副司令回不来，而且容易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前途，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的前途，对副司令的前途，都会没有好处。”

苗建秋、何镜华等人涨红了脸，气恼地说：“你们不帮，我们也要打！难道你们就准备袖手旁观，看着蒋介石消灭我们东北军？”

周恩来继续劝解道：“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情，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这些话仍然没有说服少壮派。

苗建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甚至还说：“你们不帮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

这时候，孙铭九一下子跪在了周恩来面前，一边哭，一边请红军出兵。

他又哭又叫：“你们不同我们合作，‘三位一体’岂不是破裂了吗？！这样各顾各，张副司令就完了啊！”

就这样，这些少壮派军官一直闹过半夜，始终听不进劝告。

周恩来对他们深表同情，但又感到他们考虑问题过于简单，左右为难，耐心劝解说：“快不要哭闹了，和、战的问题事关大局，非常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答复你们。”

最后，少壮派终于走了。

七、杨虎城顾虑重重

孙铭九等人刚走不久，天还没有亮，南汉宸又从17路军中赶来了。（南汉宸：中共地下党员，此前被杨虎城委任为陕西省府秘书长，西安事变发生后，经杨虎城同意，周恩来调南汉宸协助代表团工作。）

南汉宸向周恩来报告：

凌晨3点，杨虎城把他从床上叫醒，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我也希望你替我打算打算……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周恩来听完南汉宸的汇报，感到东北军、西北军内部都很不稳，弄不好可能要出大事，于是决定与叶剑英赶回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开会，行前他告诉南汉宸：“请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立刻赶往三原开会，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我们绝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

就这样，由于东北军的内部分歧，以及杨虎城的现实顾虑，中共方面不得不慎重考虑当时的现实状况。

此后，事态再次出现了转变。

八、红军的回复

1月28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坐汽车赶到红军司令部开会。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东北军和17路军是我们的朋友。现在这两个朋友要打，解释无效，并已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可能导致敌对态势。

会上大家一起研究，在颇难两全的情势下重新作出决定：本来是不应该打的，但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

当天晚上，周恩来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并明确对他们说：

“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体，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绝不会对不起你们两家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此后，毛、朱两位领导也从延安来电，表示同意这个方针。

这也就是说，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决一雌雄。

九、渭南会议

按说，事情到了这个阶段，原本不该再有什么变动，但是时局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

东北军的元老派并不同意上述方案，他们反对军事冲突，坚持先撤兵、之后再想办法营救张学良。

元老派的意见再一次刺激了少壮派，导致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

在少壮派的提议下，1月29日，东北军在渭南召开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有四十多人前来参加，东北军驻扎在西安及周边的高级将领大多到场。

被称为“东北军心脏”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因病缺席，委托东北军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代他主持会议。会上，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反对。

会议的悲愤气氛激发了焦躁不安的东北军将领，他们急于营救少帅的炽烈火焰被点燃，整体意见居然变得一致起来。

会议当即做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之前绝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我们破釜沉舟，不惜决一死战！

最后，这40多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在决议上签了名。

这场会议后，主战成了东北军强大的呼声，少壮派还将“决一死战”等等标语贴上了西安街头。

十、于学忠来到西安

可是，情况却再次出现变化。

渭南会议后，何柱国赶到位于西安粉巷的王宅，把40多人签名的决议案递给了正在病榻之上的王以哲。

王以哲听说渭南会议的情况后，开始连连摇头，一番话又把已经签过名的何柱国给说动摇了。

王以哲、何柱国仍不同意渭南会议的决议，也无法说服少壮派，而且这份签名决议也不容他们忽视。

这时，王以哲想到了于学忠。

张学良离开西安时写下的那张手令中明确嘱托，东北军托付给两个人指挥，一是杨虎城，其二便是于学忠。

这两人中，只有于学忠才是东北军的人。

当时，于学忠正率领51军3个师驻扎在甘肃一带，他本人则在兰州坐镇。

1月30日，王以哲、何柱国派出飞机赶赴兰州。

31日黄昏时分，于学忠抵达西安机场。

晚上7点半，在王以哲的病榻前召开“三位一体”高级会议，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人在内室商讨，东北军少壮派在隔壁堂屋旁听。

十一、艰难的会议

这个会开得十分艰难，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

周恩来说：“今天是以你们的意见为意见，还是请你们先讲。”

杨虎城又请东北军的三位将领先讲。

经过几番推辞，还是病榻上的王以哲发了言：“和也好，战也好，应该赶快决定。和平撤退的条件已经与顾祝同谈妥了，这样犹犹豫豫僵持着是有危险的，更是军事上最忌讳的。”

杨虎城又请于学忠讲。

于学忠这才开始说出自己的意见，他先分析了军事形势，认为现在西安周边已经形成了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态势。他略微结巴地说道：“我看，还是根据鼎芳（王以哲的字）的意见，和，就和了罢。要打，我的51军在兰州，一下子也拉不过来。”

他一说，王以哲和何柱国立即表示同意。

会场又静默了一会儿。

杨虎城见东北军三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已经一致，沉默了片刻，说道：“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我们17路军，是不打算撤退的。现在汉卿不回来，掏心里话，我是压不住阵的。之前的行动，17路军都是跟东北军配合一致。现在，东北军方面既然主张撤退，那么我们还是实行跟顾祝同谈妥的方案，和平解决吧！”

最后，杨虎城又询问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严肃地说道：“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有许多人坚决主战，而且意见很强烈，很尖锐。确实也不能不考虑张将军在东北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从道义上对得起朋友，我们红军最后也下决心不惜一战。现在你们两方一致主和，为了团结，我们当然赞同。”

末了，他又不忘着重强调：

“不过，请你们要注意内部的团结，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还会发生问题。”

这个会议的结果，等于是否定了渭南会议的决议，于是大大出乎少壮派的意料：不是由杨虎城下动员令出击，而是立即派和谈代表李志刚到潼关去签字。

在隔壁听会的少壮派无法控制偏激的情绪，他们很不甘心，并认为这是王以哲、何柱国破坏的结果。

当天夜里，西安街头已经贴出了“锄奸”的标语。

十二、少壮派开枪

第二天（2月1日）晚上，应德田、苗建秋、孙铭九、何镜华、刘启文、商亚东、于文俊、王协一等36名少壮派军官，聚集在启新巷一号开会。

白天，他们在于学忠面前痛哭请愿，此刻又陷入绝望、悲伤、愤慨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他们一致认为，不打仗少帅就回不来，王以哲、何柱国主张撤兵就是不想营救少帅，以实现由他们掌握东北军的野心，于是决定采取非常措施铲锄东北军中的“内奸”。

元老派何柱国觉察到了周围的“火药味”，劝说仍在病中的王以哲和自己共同到杨虎城公馆去暂避一时。

谁知王以哲却坚决不同意：“我一个堂堂军长，在自己部队里活到避难这种地步，还有什么意思！要去你去，我不去，去了是天大的笑话！”

何柱国只得一人搬到了杨公馆。

为了以防万一，王以哲也在住处加强了警戒，除门口的两个卫兵荷枪实弹外，另外还调了一排人架着机关枪看守院子，子弹全部上膛。

2月2日凌晨，天还不太亮，粉巷王宅附近一切如常，并无异样，每天早上，这一带练操跑步的队伍照旧活动。

有一排兵练完操，喊着口号，步伐整齐地经过粉巷二十七号门口。

这支队伍刚刚过去一半，突然全面散开，疾风骤雨似地冲进了院子里。

院内的警卫早已被枪打倒一个，其余人全被冲进来的兵用短枪逼在墙角或屋内，一动不能动，之后便被缴了械。

带队“出操”的于文俊和一个排长踢开王以哲的卧室门，对挺直上半身坐在床上的王以哲拱拱手，大声说道：

“老师，学生对不起你啦！”

说完，举起手枪便向怒目而视的王以哲“砰砰”连连发射。

可怜东北军中这位仅次于张学良的核心人物，便由此倒在了血泊之中……

接着，东北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交通处长蒋斌三人也相继被杀。

孙铭九、何镜华等人又闯至杨虎城公馆要杀何柱国，被持枪在手的警卫拦住。

十三、周恩来赶赴王以哲家中

与此同时，几个青年军官突然闯入周恩来驻西安的办公室。他们情绪激动，神态之间又显得十分惊恐。

周恩来一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来意。他霍地站起，大声说道：

“简直胡闹！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出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这才收敛了气势，在醒悟过来之后，纷纷低下头来，默不作声。

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又进一步开导他们，这些青年军官这才认识到错误。他们自觉惭愧，流着泪跪倒在地，并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充满了恐怖气氛，不断流出谣言，甚至有人挑拨说：少壮派是受了红军方面的指使而行动的，红军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以“打出红旗”。

事态极度复杂，周恩来却依然沉着。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中。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王身中9弹，躺在血泊之中。家中早已乱作一团……

周恩来是最早赶到的。他安慰家属，迅速帮忙搭建了灵堂，之后又帮助料理后事。

消息传出后，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的误会。

十四、少壮派被转移到红军驻地

少壮派原以为只要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结果却事与愿违。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素有威望，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特别是67军一片嚎啕，全军挂孝，誓师“杀回西安为王军长报仇！”后来被于学忠与周恩来等人死死劝住，这才没有酿成大的冲突。

然而，驻扎前线的57军和独立105师却仍然剑拔弩张。

57军军长缪澄流逮捕了倾向反蒋的少壮派军官万毅，率部向三原方向构筑工事。

独立105师师长刘多荃逮捕了团长康鸿泰，扣留了驻105师的中共代表邹鲁风，率部逼近西安，准备与西安少壮派领导的抗日先锋总队和特务团决一死战。

另外，缪澄流和刘多荃还奉何柱国密令，在西安城内搜捕少壮派。

杨虎城同周恩来商量后，派人找来孙铭九等人，问他们将何以自处。

孙铭九、应德田、苗建秋等这时也慌了，三人经过彻夜商量，在第二天提出了三个方案：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三，将他们送到红军中去。

就在东北军祸起萧墙、变生肘腋、内部残杀、火并越演越烈之际，周恩来经过与杨虎城的紧急磋商，反复权衡，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误地刺杀王以哲的动机还是想要营救张学良，不能再牺牲他们。

于是，周恩来毅然决定，冒着袒护杀人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转移到云阳红军驻地，后期再转往平津一带。

这些人一走，要替王以哲报仇的人便失去了目标，从而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的大规模自相残杀。

十五、“二·二事变”的悲凉结局

尽管大规模的火并避免了，但内部残杀的悲剧仍然未能完全避免。

刘多荃因为怀疑与“二·二事件”毫无关系的第一旅少将旅长高福源也是少壮派，便指使团长葛晏春设计诱杀了高福源。（实际上，高福源曾经被红军俘虏，后被放回，因为他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随后为东北军与红军的关系改善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外，刘多荃的族弟刘凤德又抓住了刺杀王以哲的连长于文俊，残忍地将他剖腹剜心，用以祭奠王以哲的亡灵。

不仅如此，东北军骑兵第十师擅自新部和西北军中的一些部队相继叛变，西安事变后好不容易促成的大好形势急转直下，中央军又乘势节节进逼……

周恩来坐卧不宁，昼夜操劳，心力交瘁，力挽狂澜，尽最大可能去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

但东北军高级将领队留在陕甘、维持“三位一体”再也没有任何热情，同时也因为没有了少壮派的反对，便仓促而轻率地改变了准备接受“甲案”的初衷，接受了令蒋介石大喜过望的“乙案”进行东调。

被软禁在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张学良听说上述消息后，彻夜嗟叹，悲伤不已，便给西安的于学忠写了一封肝肠欲碎的信：

“……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仁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留！……目下状况，要兄同诸同仁，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我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

此后，东北军于三月份开始东调，善耍政治手腕的蒋介石立即采取种种手段整治这只异己部队，近20万部队全部被打乱、整训、缩编，并安插大量“政训主任”进各支部队进行监督监视。

东调后的东北军分驻在豫南、皖北、苏北等地，驻地分散，不相统属，均直接划归南京军政部管辖，仍然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大批东北军眷属随军队辗转、迁徙、流亡，死亡将士的遗属则更是无人过问，很多人逐渐沦为了乞丐、娼妓，甚至凄惨地化为飘零异乡的孤魂野鬼……

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军将士奋然请缨，勇赴前线，在华北、淞沪、武汉、徐州等各个战场上，以血肉之躯与日寇拼死搏杀，成为了连做梦都想杀敌回老家的“哀兵”。

“哀兵，哀兵，哀兵必胜……”

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现代出版社，2017年7月

《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沸血——东北军后期实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国民党军史》，团结出版社，2018年1月

《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11月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