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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尽管后来也在学校戴上了“红小兵”袖章，跟着别人跑得好玩，甚至觉得学校不上课，是件很惬意的事。根本不知道“文革”是干什么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我父亲、伯父相继成了“走资派”，接受批斗，这样我对“文革”开始有了怀疑。

因为在我的认识中，父亲和伯父都是好人，父亲当公社书记，我们一家大小从没沾他什么光，1961年因为极度缺乏营养，爷爷得了“水肿病”，需要吃狗肉治病，父亲没时间去打狗子，请一个大队干部帮忙打了一条野狗，他也坚持给了这位干部的钱。伯父不过是个大队支书，算不上什么官，也隔三差五被揪斗。

1968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在外婆家过节，正月初二，造反派来外婆家要把我父亲揪到公社接受批斗。我父亲一下火，大声训斥造反派：“叫花子也有三天年，你们还有不有点人性！”说着，还从门后扯出一根扁担，吓得造反派不要命地跑。父亲向来脾气刚，嫉恶如仇，要不是几个舅舅拉住他，兴许惹出事端。

我们在当地是大姓，造反派还真不敢对我父亲动粗。加之我外公有六弟兄，舅舅这一辈好几十人，我4个亲舅舅也都身强力壮，他们更有些畏惧。

公社这一级的造反派，一般都是本地一些好吃懒做，喜欢出风头之辈组成的，用重庆人的话说就是不干正事的“耍娃”。我父亲曾形容公社的造反派多数都是“地痞流氓”。后来他还亲手将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造反派头头送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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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父亲的强硬，造反派反而软了，后来批斗他时，还给他端把椅子坐起。因为他们实在抓不到父亲的“钢鞭材料”，批斗就成了形式。

我伯父性格温和，不仅斗的次数比父亲多，而且还要站着斗。关键是我父亲被结合进公社革委会当了主任，相当于官复原职，伯父却还在被批斗，晚了半年才被结合进大队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1970年才恢复他的大队支书职务。

也许遗传基因作用，父亲和伯父不仅淌过风雨，淌过岁月，都活了九十多岁才离开人世，特别是伯父，硬是健康地活了9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