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真不后悔？”柱子嗑着瓜子，抬头瞅着我，半开玩笑又带着几分认真。

我端着茶碗，慢悠悠地抿了一口，笑着看他：“咋后悔？这日子过得舒坦，后悔啥？”

柱子没接话，低头吐了个瓜子皮，手在膝盖上拍了拍，像是在琢磨什么。

屋外风正紧，树枝被吹得乱晃，院子里的鸡扑棱着翅膀跑了一圈又蹲下了。李梅在厨房里忙着，碗筷叮叮当当地响，飘出来一股子熟悉的菜香味。

我瞅着这熟悉的院子和屋檐，有点出神。柱子这话，听得咋就像是风一样，把我心里某个老疙瘩给刮开了。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五十年前，1972年的冬天。

那年，我刚满十八，正是个筋骨壮实的小伙子。家里穷得叮当响，屋顶的瓦片漏了好几块，下雨天得用锅碗瓢盆接着。娘一边拉扯着我们兄弟几个，一边咳得厉害，脸色蜡黄，像地里刨出来的干土块。

村里贴了征兵通知，听说是要选年轻力壮的兵去部队，我第一个报了名。心里想着，只要能走出去，吃饱饭、挣点钱，家里就能翻身。

报名那天，娘坐在炕沿上，眼圈红着，抿着嘴不吭声。

我蹲在她面前，咧着嘴笑：“娘，别担心，等我当上兵，家里就有出息了！退伍回来，我准给你盖新房！”

娘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把手上的粗布袋子递给我：“这是家里最后一点米，路上饿了就吃点。”

我扛着破旧的包袱走出了村子，心里酸酸的，却觉得自己像是要去干一件大事。

进了部队，才知道啥叫真苦。每天五点起床跑步，扛着木头往山坡上冲，训练场上的土鞋底都踩烂了。柱子就是在那时候跟我成了兄弟，咱俩一个班，天天一起挨骂，一起偷懒。

柱子嘴皮子利索，总能把队里的气氛搞得活泼点儿。咱们这些穷小子，哪敢多想别的？心里就盼着熬过这几年，退伍回家娶媳妇，种地收麦子，好好过日子。

可谁成想，1975年春天，部队里来了个女干部，把咱这平静的日子搅得不轻。

她姓李，叫李梅，是副司令的闺女。听说她身体不好，小时候得过病，落下了腿部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

她一到部队，整个连队就炸开了锅。那时候，大家看她的眼神都透着点复杂：长得端正，家世好，可偏偏有条“毛病腿”。有人背地里小声议论，说副司令的闺女再好，这腿也难嫁出去。

我那时候根本没把她放在心上，咱这样的穷小子，哪敢惦记天上的月亮？只想着干完训练赶紧回宿舍歇着，别被连长再抓去干杂活。

可谁成想，命运喜欢开玩笑，偏偏就找上了我。

那天，我蹲在后勤修车，油渍抹了一手，正琢磨着晚饭有没有加餐。李副司令突然走过来，站在我身后看了半天，问：“小伙子，家里情况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着他，老老实实地说了几句。他点点头，没再多说啥，转身走了。

几天后，连长喊我去办公室，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

信里写得明明白白：李副司令看中了我，想让我和他闺女处对象。

我脑袋“嗡”地一下，直接懵了。柱子知道后差点跳起来：“你疯了吧？她那腿……咱可伺候不起。”

我没吭声，心里乱得像一团麻。说实在的，李副司令的闺女，条件确实好，可她那条腿……

几天后，我硬着头皮去见了李梅。她坐在花坛边上，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冲我笑：“你好，我叫李梅。”

那一笑，让我心里莫名一紧。可当她站起来朝我走过来时，那一瘸一拐的步子，又让我下意识别开了眼。

李梅大方得很，那天聊了不少。我发现她挺爱看书，尤其是鲁迅的文章。她说：“我喜欢鲁迅的文字，读着心里舒坦。”

我心里却有点别扭，觉得咱俩不是一路人，可又不好意思说啥。她看我的眼神一直坦坦荡荡的，没有一点勉强，反倒让我有点发虚。

后来，我发现她其实挺好。她从不拿“副司令的闺女”这身份压人，对咱这些穷兵蛋子也很随和。可即便这样，我心里还是犯嘀咕：她嫁给我，真的能过得好吗？

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确定。

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一次食堂里的风波。

那天晚上，我俩一起在食堂吃饭。旁边的几个兵小声嘀咕，说她“腿瘸了，还想嫁人，谁敢要？”我听了心里来火，直接冲过去揪住其中一个小子的领子：“再说一遍试试！”

那人吓得脸都白了，连连摆手赔不是。我回头看李梅，她眼圈红了，嘴唇抿得紧紧的，却硬是没掉一滴泪。

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她这么好的一个人，因为一条腿，被人戳脊梁骨，她又做错了啥？

我心一横，暗自下了决心：嫁！就算别人说闲话，我也不能让她再受委屈。

1976年，我和李梅结了婚。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个战友凑了点钱，给我们买了几斤糖果，算是热闹了一下。有人在背后议论，说我娶了个“拖油瓶”，可我不管，日子是咱俩过，不是别人。

婚后，我俩的日子过得平淡却踏实。李梅特别能干，日子再苦，她从来没抱怨过。1978年，我退伍回了老家，李梅也跟着我到了农村。村里人一开始对她指指点点，说她走路不方便，干不了地里的活儿。

可李梅用行动堵住了所有人的嘴。她学着村里的嫂子们喂猪、种菜，家里家外忙得团团转。娘病了，她端水喂药，比亲闺女还细心。娘逢人就夸，说我捡了个宝。

可那几年，日子确实苦。李梅的腿病越来越重，有时候忙完一天，疼得晚上睡不着觉。我看着心疼，劝她少干点，可她总是笑着说：“咱家日子越来越好了，累点不算啥。”

1982年，我俩终于攒够了钱，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砖瓦房。儿子出生后，家里人丁兴旺，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可就在这时候，李梅的身体出了问题。那年夏天，她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晕倒。我背着她跑了十几里路，把她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说她营养不良，劳累过度，需要好好调养。

那段时间，我每天早起晚归，在镇上打零工，家里的活儿也一把抓。李梅心疼得直掉泪，说：“你别太累了，我这身体，拖累你了。”

我握着她的手，红着眼睛说：“啥拖累不拖累的，你是我媳妇，咱是一家人。”

后来，李梅的身体慢慢好起来了。她在家照顾儿子，我在外头干活，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谁都说李梅是个贤惠能干的好媳妇。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儿子成家立业，孙子也上了小学。每次柱子来家里喝酒，总爱问我：“你真不后悔娶她？”

我每次都笑着回他：“后悔啥？这辈子，值！”

李梅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笑着看了我一眼：“又吹牛呢？”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暖。谁能想到，当年的“拖油瓶”，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屋外的风停了，夜色渐渐浓了下来。我看着柱子，慢悠悠地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不就是图个踏实？”

柱子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