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肃反根源 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但是，正当红军羽翼丰满之际，张国焘又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解放后的许多党史文章，千篇一律地把张国焘搞的川北大肃反全盘否定掉了。 认为这场大肃反纯粹是张国焘借肃反为名，翦除异己，而且肃反和张国焘的个人品质有直接的关系。 我作为川北大肃反的一个亲历者，再加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已经使历史多少显露出一些曾经被人为地掩饰掉的东西，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大肃反与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股滥捕滥杀之风的源头远得很，它在莫斯科，在斯大林身上。 在那样一个时代，指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中国人制定的，它的制定者是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一个“支部”而已。而共产国际惟谁的马首是瞻？那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的斯大林，正在苏联大搞肃反，杀得党内军内苏维埃内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上行下效，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各国共产党，无一遗漏地都搞起了大肃反运动。 另一方面，在当时阶级斗争激烈到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张国焘他不搞肃反行吗﹖那时候严峻的现实是，在川北苏维埃各级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区域内的确有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反革命分子在猖狂地活动，反动豪绅组织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利用封建迷信，公然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些活动在我们根据地区域内的敌人有多么猖狂。 赤北县解放不久，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在城中心的土台子上举行宣传活动，动员老百姓踊跃参加疏通江口到苦草坝的河道，支援红军后勤运输。突然间枪声大作，混在老百姓中间的“盖天党”分子掏出枪来，向着台上的县苏维埃干部猛烈射击。 与此同时，另一彪人马冲进了保卫局赤北县监狱，与犯人里应外合，将县保卫局长与十三名守卫斩尽杀绝，救出了被关牢里的犯人。 1933年8月，在新成立的红二十九军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与外敌勾结，发动了震惊全根据地的“马儿崖事变”，将军长周其均、政委胡甫庸等将领几乎斩尽杀绝后率部投敌。 如此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问题并不在于张国焘该不该大搞肃反，而在于这次肃反仍和以前一样搞得漫无边际，不少坚贞的革命者仅因被无端猜疑，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更为荒唐的是，有的保卫干部竟以识字多少、手上有无茧疤、皮肤是黑是白，来判断好人坏人，吓得读过书的人装着不识字，皮肤白的拿土往脸上抹。 而且，张国焘本人刚愎自用，完全容不得半点不同的意见，凡在重大问题上稍与他相逆，便被视为异己，而大肃反便成了他翦除“异己”的良机。像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就是他的眼中钉，因为他们都曾公开反对过张国焘。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小河口，张国焘强咽下了一口气。可是，红军进入川北站稳脚跟后不久，他便开始对反对派下手了。曾中生、余笃三被投进了监狱，邝继勋先被夺去兵权，将其调往赤江县任空头的指挥长，不久又派保卫局的一队士兵赶到赤江，以“通敌罪”将这位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之一的英勇战将逮捕，五花大绑押送到通江洪口乡关帝庙关押起来。 二十一、目睹邝继勋蒙难 而所谓的邝继勋“通敌”的内幕，我是完全清楚的。 就在我作为张国焘的信使到鹰哥咀面见敌师长罗泽洲之后不久，张国焘也亲临邝继勋师视察。在离开师部张国焘准备上马时，他对邝说：“看来我给田颂尧写的信不起作用，你过去在川军中当过旅长，军营中袍泽故交多，你是不是也给他们写封信？即使不能动员他们倒戈，能争取他们保持中立也是好的。” 邝继勋想了想说：“谢德堪过去在成都时与我拜过把子（结拜弟兄），这次也带兵来了，我可以给他写封信试试。” 可是，这样一封写给川军旅长谢德堪的信件，却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上，成了邝继勋通敌的“铁证”。 依然是黄超监斩，依然是我们警卫排的人跟随。我们吃过晚饭后从通江骑马出发，赶到洪口乡已经是九点来钟，天已经黑透了。 作为政治保卫局关押重要犯人的监狱关帝庙，孤零零地立在场头。 监狱的负责人简单地汇报了解决邝继勋的手段，便带领我们和早准备好待命的执行队员，来到了东厢房。 在昏黄的马灯下，我一眼便看见了在木栅栏里关着的邝继勋。他没戴军帽，头发又长又乱，像一蓬荒草，一件破旧的没有领章的深蓝色军团装，空空荡荡地笼在他那瘦削不高的身子上。 邝继勋一眼看到黄超深夜里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红军来到牢房里，便明白大限已到。他身子震了一下，赶紧站起来，向墙边的一张破桌子前走去。 执行队长打开牢门，大声喝道：“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下。” 邝继勋回过头来，满面怒气地说：“同志们，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出生入死的份上，请给我一点时间，我留下几个字再走。” 执行队长不耐烦了，催促道：“不要啰嗦，，出来！” 站在木门外的黄超开口了：“等一下，他要写什么，让他写。” 邝继勋得到许可后，在破桌前坐下来，铺开一张给他写交待的纸，拿起毛笔，想了想，挥笔写道：“中生、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了。请你们多加保重，如活到胜利，请向党中央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写到这里，他把笔在墨碗里蘸了蘸，似有很多话要写，可是，他没有写下来，愣了片刻，他毅然将笔一丢，起身说道：“走吧。” 几个执行队员一拥而上，把邝继勋的双手反捆上，推到了关帝庙后面的院子里。 我当时并不知道，以“右派集团头子”等罪名被张国焘下令抓起来关在保卫局监狱（今通江中学）中的曾中生、余笃三此时也被转押到了这里。 而余笃三只比邝继勋多活了五天。 大约一年后，我奉张国焘的命令，到那座庙里去找负责人取曾中生写的书稿。 书稿是用毛笔写在“金壳纸”（一种土制的草纸）上的厚厚的一摞，题目是《与“剿赤军”作战要诀》。 不久，这部书稿就印刷成册，发给全军排以上的干部学习。书的第一页上有张国焘写的一段话：“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手一册再三探讨之，并提出书中需要讨论之点来讨论。” 不久，曾中生又写出了另一本《游击战争要诀》。张国焘依然如法炮制。正因为曾中生有利用价值，所以直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在卓克基时，张国焘才下令将他处死。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