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多神童亦多隐士，提到隐士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此人姓种名放，字明逸，河南洛阳人号称当时第一隐士。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陕西转运使宋惟干向朝廷上疏，盛赞自己治下的终南山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隐士，名叫种放，请求朝廷下诏录用。宋太宗一听大喜，心想，在我大宋盛世居然还能够安安心心地隐居起来的人，一定是大贤，左右无事，就把他召到朝廷里玩玩吧。于是立马下诏，征辟种放前来开封城的花花世界做官。

诏书快马送到终南山，种放还没怎么着呢，他母亲先恼了，对儿子大发脾气：“我常常劝你不要到处收学生，你非但不听，反而专门开办了一所工农兵大学，自认校长，天天聚徒讲学，这下可好，一夜之间连皇帝都知道你了，你就等着红吧！既然已经选择了隐居，还做学问干什么？如果你的真实目的是要天下闻名，那你自己玩吧，我不跟着你了，我将迁往更深更穷的深山老林里去生活了。拜拜吧您哪！”

种放一听，只好称病，委婉地回绝了宋太宗的盛情邀请。种母把儿子的笔墨纸砚一把火统统烧净，母子俩继续往终南山的深处迁居。本来想这回隐居的地方人迹罕至，没料想种放称病，反而勾起了宋太宗的兴趣，不仅下诏表彰种放隐居不仕的气节，而且命有关部门按月给种放发工资，以便赡养老母。这是种放第一次和朝廷发生关系。

六年后，种母去世，种放将母亲下葬，三天水米不进，结庐母亲墓侧，为母亲守灵。听说了这一消息，当朝高官名士纷纷向朝廷上疏说种放实在太穷了，恐怕没有条件更好地安葬母亲，请朝廷加以援手。宋太宗为此专门下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供种放举办葬礼。这是种放第二次和朝廷发生关系。

种放这个人从小就很奇怪，《宋史》形容他“沉默好学”，七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却天天一副落落寡欢、少年老成的样子，不爱和别的小朋友一块儿玩耍。这一点可能跟他的姓氏有关。种姓很少见，“种”读作“虫”，出自仲姓，乃周朝名臣仲山甫之后，后来因为避仇，改成了种姓，望居河南洛阳。种放当然也是洛阳人，他父亲曾经官至长安主簿，种放成年之后，一直劝种放参加全国高考，举进士。种放极有可能是敏感血质，祖上避仇改姓氏一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成为他一出生就背负的原罪。因此种放面对父亲的催促，借口说自己学业未成，不可轻举妄动。父亲看他意志坚定，倒也无可奈何，只好默许种放做了一名“驴友”，四处旅游。种放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中岳嵩山几西岳华山，每每旅游归来，就喟叹着说要是自己能在这两座山里隐居，此生的幸福感指数当为最高。

不久父亲死了，几个哥哥继承父亲的遗志，个个奋勇仕途。种放和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倒是母亲反而是他的知己，于是母子俩离开家乡，来到终南山豹林谷的东明峰，结草为庐，仅避风雨，正式开始了隐居生涯。不过，即使是隐士也要吃饭，种放学问好，广收学员，靠着学员的“束脩”赡养母亲。

不上课的时候，种放总是在山峰最高处打坐，整天望着身边绕来绕去的白云辟谷。辟谷就是不吃饭，以便清除肠胃中的秽气，等待成仙。估计种放炼的是辟谷的高级阶段——“服气辟谷”，因此才到最高峰上危坐，服食天地之间的灵气。不过辟谷并不禁止喝酒，种放开荒种地，种了一畦高粱，自己动手酿制高粱酒，空山清寂，饮酒自娱，自封“云溪醉侯”。种放这时的形象是“幅巾短褐，负琴携壶，溯长溪，坐磐石，采山药以助饮，往往终日”。种放“驴友”的爱好也没有改变，常常在圆月之夜或者子夜时分，从隐居的豹林谷到有人烟的城镇，来回140里，和樵夫一起比赛暴走。既是炼道，种放当然讨厌佛教，把佛经撕开，挂在卧室里当蚊帐用。这是很酷的一款装饰品，今天的艺术家在宣纸上写一些谁都不认识的汉字，号称“天书”，挂在美术馆里展览卖钱，估计就是从种放这儿得来的灵感。所以，种放堪称隐士艺术家。

种放的名声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慢慢传到皇帝耳朵眼里的。

又过了几年，大概名气如此之大的一位隐士仍然在盛世里隐居，让大臣们如鲠在喉，坐卧不宁，兵部尚书张齐贤上疏说种放已经隐居了30年，也有15年没有进过城了，谨守孝道，可励风俗；过着简朴的生活，每天静坐，和古人比一点儿都不逊色，不应该任人才流失荒废，是让他出山的时候了。诏书又一次送到终南山，种放同样称病。越是这样越是让人惦记，第二年又派官员携带重礼入山催促。三顾茅庐之后，这一次种放不再固执，从终南山到了开封城。觐见皇帝的时候，种放照旧不戴帽子，像平时一样只用一束绢束住头发，也不磕头，和宋太宗平起平坐对话。太宗询问民政和边疆形势，种放一概避实就虚，说：“明君治理天下，就两个字：爱民。慢慢地教化百姓。”太宗一听，我靠，这也未免太简单了吧，这道理连三岁小孩儿都懂啊，我花着国库里的钱，大老远地巴巴将你请来，你就说出这番道理？这不是对付我吗？太宗不甘心，又紧逼盯人，问了一大堆问题，种放一概谦让地声称自己不知道答案。

这番姿态没有让太宗把种放当成骗子，反而让太宗越发地敬畏，现场办公，当场授左司谏，直昭文馆，御赐冠带袍服，安排住进五星级宾馆，派大官供奉膳食。第二天，种放谢恩辞官，要返回终南山。太宗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我这么给你面子，礼尚往来，你也该卖我一个面子才对呀。于是对丞相说：“我到处搜罗人才，是为了以广视听，以便更好地治理天下。如果这位隐士坚持不给面子，那就让他走吧。”

这通诏书一下，种放的回复非常有意思，值得原文照录：“病居山林，天恩累加礼聘，岩猿溪鸟之性，固不敢以禄仕为意；然主上虚怀待士，旰食忧人之心，亦不敢以羁束为念。”前半段说我自由自在惯了，不屑于功名利禄；后半段却说然而陛下虚怀若谷地招贤纳士，为国为民操劳，我也不敢继续悠游山林，独善其身。这番话把种放瞻前顾后，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太宗一听，噗哧一声就乐了，顺水推舟，立马拒绝了种放的辞让，大加宠幸，不仅御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等珍贵物品，在京城选僻静之处为他造了一座大宅院，而且亲自为种放写了一首五言情诗，惹得满朝大臣又是嫉妒又是艳羡。

此后十几年间，种放和太宗的故事全是老一套：在京城住一段儿，种放就要辞官回山，太宗要么不放行，要么放行时再一次升种放的官，赏赐无数，召集百官，大摆酒宴为种放饯行，继续写情诗给种放，还令百官唱和，种放呢，回山住一段儿，就又前往京城，在太学担任客座教授，累官至迁居舍人、右谏议大夫、给事中、工部侍郎等职。太宗的情诗里面有一句“我心虚伫日，无复醉山中”，正是针对种放“溪上醉眠都不知”的诗句而来，可见太宗对种放的宠幸。

当然，太宗也不是没有对种放起过疑心。他曾下诏要种放“叙经国之大猷，述致君之远略”，就是让种放提出一套系统的治国方略来。种放照例滑头地回复说“今主上圣明，朝无阙政”，既委婉地拍了太宗的马屁，又避免真刀真枪地献计献策。这二人相互吹捧，斗智斗勇，乐此不疲十几年。

种放屡屡入朝，旋复还山，再入朝再还山的行径，早就为时人所不耻。有人在终南山种放的住处投递匿名信，讥嘲他恋栈官位，劝他向母亲学习，果断放弃高官厚禄，做一个纯粹的隐士。种放从来不回信。太宗宴请种放的时候，常常命群臣赋诗纪念，有一次大臣杜镐声称自己不会写诗，现场朗诵了一篇南齐孔稚圭讽刺假隐士真官迷的骈文名作《北山移文》：“诱我松桂，欺我云壑。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弄得种放好不尴尬。

种放虽然终身未娶，但俸禄和太宗的赏赐丰厚，遂成为千万富翁。男人有钱就变坏，种放立马放弃了“幅巾短褐”的标志性打扮，辟谷浊酒的简单生活，开始腐化堕落起来：锦衣玉食，高级马车，俨然开封首富的派头。他从小在长安长大，这时在长安广置良田，收受租税，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种放势力如此之大，陕西一带的士人纷纷拜他为师，闲杂人员也卖身投靠。狗仗人势，种放的门人和族属横行不法，鱼肉乡里。京兆守王嗣宗曾经稍有怠慢，种放乘醉大加谩骂。王嗣宗对此人非常头痛，屡屡上疏，弹劾种放种种不法行为，请朝廷赐给他终南山良田百亩，作为补偿换取种放离开长安。种放不得已，只好迁居嵩山，太宗派人在嵩山又免费给他盖了一座大宅院。从此，种放就在嵩山和终南山之间来往，因为他要去收地租啊。早期简朴的“驴友”旅途结束了，此刻种放再出门，一律公费旅游，使用官方的驿站和驿马，稍不如意还要亲自痛骂驿吏，弄得嵩山至终南山一线，人人谈虎色变，视接待种放为畏途。

宋太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十一月，早展起来，种放忽然将自己历年来写给朝廷的奏琉，效仿母亲当年，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然后穿上道士的服装，把学生都召集来喝酒。喝了一会儿，种放放下酒杯，突然就死了，最后葬在了他一生“隐居”的终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