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建立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史诗，其中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徐达和常遇春便是最耀眼的两颗将星。

徐达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被誉为明朝第一名将，死后追封中山王；常遇春则勇猛过人，冲锋陷阵，被朱元璋赞誉“开国之功，常遇春十居七八”。

作为朱元璋麾下最为倚重的开国功臣，他们南征北战，为大明王朝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令人费解的是，这两位开国元勋的后世名声，却远不如汉朝的卫青、霍去病，以及唐朝的李靖、李勣那般响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名实不符”的现象？

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出身迥异却同样杰出的军事将领，他们的崛起之路恰似明朝开国史的缩影，充满了传奇色彩。

徐达，出身贫寒农家，年少时便与朱元璋结为挚友。二十二岁他已成为军中将领，从此便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在刀光剑影中锤炼出一身精湛的军事才能。

他参与了诸多关键战役，从定远、滁州的初露锋芒，到常州、泰州、镇江、池州的攻城拔寨，再到鄱阳湖之战的力挽狂澜，以及最终攻克平江，俘获张士诚的辉煌战绩。

徐达一步一个脚印，最终成长为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在明朝建立后，他又率军北伐，平定山东、河南、甘陕等地，为巩固新生的明王朝立下了不世之功。

与徐达的稳扎稳打不同，常遇春的军事生涯则更具传奇色彩。他自幼习武，精通骑射，拥有过人的体魄和胆识。

早年迫于生计，他曾落草为寇，但胸怀大志的他并不甘心就此沉沦。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朱元璋，并毅然投身于起义军中。在和州之战、采石矶之战、太平之战中，常遇春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迅速崭露头角。

在鄱阳湖之战中，他更是与徐达并肩作战，为明朝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随后，他参与了攻打张士诚的战役，并率军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最终攻占元上都，俘获元宗王，将他的军事生涯推向了巅峰。

尽管出身和经历不同，徐达和常遇春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却在战争的洗礼中逐渐掌握了兵法的精髓，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徐达和常遇春的赫赫战功毋庸置疑。然而，细究史料，我们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关于他们与元朝军队交战的记载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关于他们与张士诚、陈友谅等其他起义军交战的细节。

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朱元璋的军队是否刻意避免了与元朝主力正面交锋？而张士诚的抗元战争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刻意忽略了？

这种“缺失”的记载，使得徐达和常遇春的形象更多地被塑造成“内战英雄”，而并非驱逐外敌、恢复中华的民族英雄。

这种“内战英雄”的标签，也对他们后世的名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加崇尚的是抵抗外敌入侵、保家卫国的英雄，而对于“内战”中的英雄，则往往评价较为复杂。这或许是徐达和常遇春的功绩虽高，却名声不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间演义和文学作品中，也往往侧重于描写朱元璋军队与陈友谅的战争，而对与元军的交战则着墨甚少。这更加强化了“内战”的印象，淡化了徐达和常遇春在抗元战争中的作用。

这种历史叙事的偏差，也使得他们难以获得与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等抵抗外敌的英雄同等的评价和认可。

多重因素交织下的“沉默”：缺乏宣传与文学加持

徐达和常遇春的“沉默”，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明显的便是朱元璋本人的光芒过于耀眼。他从一个乞丐到开国皇帝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极具戏剧性和吸引力，很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相比之下，其他功臣的故事，即使同样精彩，也很难与之抗衡。

并且明朝的政治环境也不利于对功臣的宣传。明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者对言论的控制极其严格。

尤其是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任何对功臣的赞誉，都可能被解读为对皇权的挑战。

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氛围下，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歌颂徐达和常遇春，即使是他们的后人，也必须谨言慎行，避免招致祸端。

缺乏文学作品的加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的故事，都被后世的文学作品反复演绎和传颂，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各种戏曲小说等等。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形象，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徐达和常遇春的个人经历和爱情故事缺乏戏剧性，难以被文学作品演绎和传播。

他们没有卫青的“皇后姐姐”，也没有李靖的“红拂女”，他们的故事更多的是关于战争和策略，缺乏浪漫色彩和传奇色彩，这使得他们在后世的文化记忆中相对模糊。

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可以推演。如果徐达和常遇春能够活到洪武末年，他们是否能够逃脱朱元璋的清洗？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太子朱标的关系。

朱元璋晚年，随着身体状况的日益恶化，他开始担忧太子朱标能否顺利继承皇位，并有效控制朝政。

为了避免汉朝吕后专权、周勃、陈平诛杀诸吕，以及西晋八王之乱、司马氏篡魏等历史悲剧的重演，朱元璋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清除所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潜在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功高震主的开国功臣。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陆聚等一批开国功臣及其家族被处死。

这次屠戮的目标主要是洪武三年受封的旧勋贵及其子孙，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给太子朱标扫清障碍，确保他能够顺利即位并稳固统治。

而蓝玉、傅友德等洪武三年后受封的新贵，由于已经被太子朱标有效拉拢和控制，因此得以幸免。

命运弄人，太子朱标英年早逝，皇太孙朱允炆成为新的继承人。朱元璋深知，蓝玉、傅友德等人对朱标的忠诚并不等同于对朱允炆的忠诚。

为了避免这些新贵在朱允炆继位后拥兵自重、威胁皇权，朱元璋再次举起了屠刀。

从洪武二十六年到二十七年，蓝玉、傅友德等一批新贵也相继被诛杀，他们的生命和家族，成为了朱允炆皇位的奠基石。

由此可见，如果徐达和常遇春活到洪武末年，他们的命运将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他们能够与太子朱标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展现出对朱允炆的绝对忠诚，或许能够逃过一劫。

但只要他们表现出任何一丝对皇权的潜在威胁，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在朱元璋的眼中，皇权的稳固高于一切，任何潜在的风险都必须被彻底清除。他不会去赌博臣子的忠心，因为他赌不起。赌赢了，没有任何奖励；赌输了，则会失去整个江山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