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赫然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戴笠，世人皆知，他掌握着5万多名军统特务，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香港警察是怎样拘留他的?他又为什么从内地跑到香港去?这得从头说起。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南京市湖南路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国民党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登台致开幕词，20分钟即告结束。根据事先安排，全体中委会后即齐往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摄影于9时30分完毕，中委们随即离开。这时,从记者群中冲出一个佩带第63号“新闻记者出入证”的中高个子，从大衣口袋里拔出手枪，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枪枪击中。汪立刻倒地。站在汪精卫身边的张继迅速奔至狙击者身后，将其拦腰紧紧抱住。狙击者又陆续发出两枪,张学良急忙奔到侧边，举足将狙击者踢倒，汪精卫的一名卫士冲起来，朝狙击者连发两枪……

这就是被国民党称为“中央极度震惊”的刺汪案。

汪精卫身中三枪，一弹中左臂,一弹中左颊,一弹中背部，因狙击者所使用的4寸6响左轮枪弹力不足,故未毙命,由蒋介石和陈璧君陪护，送往中央医院，20天后赴沪疗养。狙击者——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胸部中两弹,流血过多，延至次日凌晨死去。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南京紧急召见军统局头目戴笠，暴跳如雷,大加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钱,就酿出这类祸事吗?”限戴笠三天之内把凶手缉获,否则要他的脑袋!

王亚樵

11月8日,国民党《**日报》以头号铅字登载消息，标题为《……严缉刺汪有关人员)，这些“严缉”的“人犯”中，除了已解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华克之外，还有刺汪案幕后策划者王亚樵，蒋介石对王亚樵特别头痛,特地向戴笠下令,限期擒获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

戴笠奉命,立刻向军统局一处(情报处)、二处(行动处)发出紧急命令,抽调若干名精明强干、武术好、枪法准的人员，组成特别侦查班子，昼夜行动,在上海、南京、安徽、西南、两广、香港等地探询侦查。不久,特别侦缉组向戴笠报告:王亚樵在香港。

戴笠得到这个消息，决定亲自带20名特务赴香港逮捕王亚樵。

3月20日，戴笠一行从南京乘坐专机直飞福州,在福州登上了开往九龙的英国怡和轮船公司的“海洋号”轮船。

蒋介石要限期缉获或打死的王亚樵，是位名气很响的传奇人物。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任合肥革命军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布“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刚从安徽军阀陈调元部队的包围中率众逃到南京的王亚樵为津浦线护路司令。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了在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奠 都典礼”大会。

在会上,王亚樵发表演说,借奠 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死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毋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蒋介石闻言大为恼怒，立即下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但王所率突围部众均有武器,将温剑刚派去的警察全数缴械。从此,王亚樵和蒋介石结为冤家。王亚樵在上海工人中颇有威望，组成了一个有一二千人的反蒋集团，与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为敌，曾组织过“北站刺宋(宋子文)”、“庐山刺蒋(蒋介石)”等重大狙击行动。这次晨光通讯社记者南京刺汪,事先也是王亚樵的策划。

刺汪案发生时,王亚樵已带领一部分部属去香港，住在光明台一号。当时国民党内著名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人也在香港。他们同王亚樵关系密切，在王亚樵抵港时就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先生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特地通知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之后,王亚樵同勃郎也开始交往，成为朋友。

王亚樵手下人员众多,军统特务赴港的消息难逃其耳目，戴笠还未到香港，他已知晓。于是，王亚樵立刻去见勃郎处长,告知军统局戴笠将来香港捕人的消息，请其在戴笠抵港后给予适当“关照”,挫其气焰。勃郎对军统特务向来不满,因为军统局香港站经常在港九地区制造暗杀、绑架事件，令直接负责社会治安的香港警务处大伤脑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出气机会，他当即点头。王亚樵一走，勃郎立刻调兵遣将,精心安排“关照”戴笠的步骤。

戴笠老奸巨滑。他知道自己手下的特务奉命在香港干下的案子早已引起香港警方的不满。此次赴港，为了防止港警找岔子，他采取了迂回策略——先到九龙,然后租借了一艘大型豪华游艇,想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作幌子瞒过警方,悄悄进香港·找个地方住下来,坐阵指挥缉拿王亚樵。

这时，汽艇已靠近海岸,转了几个圈,在三号码头前停下。

“到了,请主任移步登岸。”副官走进船舱大声报告。

戴笠点点头，拎起桌上那个小巧精致的澳大利亚皮箱。那是他必须随身携带的物件。里面装着两支不锈钢美制强力式无声手 枪。戴笠为防他人暗算,向来是枪不离身,身不离枪的。连洗澡也带着枪进浴室。这次来香港,因为时间匆忙，未来得及向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办临时枪照，所以只能放在箱子里偷偷挟带入境。其实,王新蕙那里有不少手枪,随戴笠来的20名特务就都没有带枪来,只有戴笠一个例外。

一群身穿深蓝色哔叽警服的英国警察出现在码头上，向着登岸者虎视眈眈。戴笠觉得势头不对，连忙将手里的皮箱和副官拎着的那个对调。

“先生们!”一名佩戴警官肩章的金发碧眼中年人用道地的广东话大声说:“这里是大不列颠皇家骑警香港警务处的警员在执行任务，请你们出示证件。"

戴笠在内地凶如虎狼,此时身在香港,面对金发碧眼的洋警官,却不敢道个“不”字,乖乖地掏出了护照。他手下的喽罗们以主子行动为榜样,也各自摸出了护照。

戴笠强作镇定,走上前去,把护照递给那个中年警官。

警官只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了笑容:“哦,原来是戴先生，久仰大名啊!”说罢,送还护照,朝戴笠“咔”的立正,行了个标准的英国军礼，大声说“戴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作自我介绍 ——亨利·勃郎,香港警务处处长。"

戴笠见对方如此恭敬,心里一喜,故作矜持,微微一笑说:“嗬，是勃郎处长,我们是同行啊。”

勃郎点头赞同:“戴先生首次来港,勃郎作为同行，理应热情款待。现有汽车在码头外恭候，请戴先生上车。”

戴笠听着不吭声,心里却觉得不大对头:“请我上车?去哪里却不说清楚。这倒有点象军统在内地捕人的派头嘛!”他不想上当，便推辞说:“多谢勃郎处长盛意。雨农另有急事，改日再登门拜访。”

勃郎客气而坚决地请戴笠上车。戴笠看着对方脸上那真挚友好的笑容，心中的疑虑开始动摇了。他心想自己是国民党政界要人，谅小小一个英国警务处长也未必敢把我怎么样，再说自己刚来香港,未曾干下案子,那两把无声手枪也不在身边了,去一趟也无妨。去哪里没说清，可能这是他们英国人请客的习惯吧?这样一想,他就点头应允了。

草绿色的雪佛兰汽车载着戴笠和勃郎直驶香港警务处。汽车刚停下,勃郎就敏捷地跳下车来,绕到另一边为戴笠打开车门。

“戴先生,请——”

戴笠随勃郎走进办公室,在沙发上坐下,两人喝着咖啡聊天。

一会儿，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勃郎走过去抓起耳机听着,嘴里叽哩咕噜地小声说着英语。戴笠不懂英语,而懂英语的副官又没跟来，因此不知道勃郎在说些什么，只好朝他看着。门外走进来两个身高体壮的英国警察，勃郎朝他们说了句英语，笑笑。那两人走到沙发前,面对戴笠立定,行礼，然后递上一张白色硬纸卡片。

戴笠起初以为是名片之类,可定睛一看,却发现是一张印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检查证》,不禁一怔,连忙转脸问勃郎:

“勃郎处长,这是什么意思?”

“戴先生，本处依照大不列颠皇家法典有关规定，对入境者进行检查。”

“九龙海关已经查过了。”

“本处进行复查。”勃郎依旧和颜悦色,“我国法律规定，如果有必要，对女王陛下的亲属也可以进行复查。”

戴笠心里咬牙切齿，不得已站起来接受检查。好在身旁那只已经调了包的皮箱里无武器,因此他倒并不惊慌。那两名警察显然受过专门训练,抄身手法相当熟练,不到半分钟就抄遍了全身。接着，他们便去开那口皮箱，勃郎嘴里叼着烟斗站在一边看着,面带笑容。

皮箱被打开了，里面是一套洗鼻子的器具。戴笠患严重的鼻窦炎，医生让他每天早中晚三次洗鼻孔，所以他凡是出户,必定让随行人员带上这套从美国买来的器具。

戴笠冷笑,心里有点得意:看你们怎么收场?

勃郎一招手，一个警察走到门外拎来另一口箱子。戴笠一看,心脏剧跳:正是装枪的那个皮箱!

打开箱子,里面是两把手 枪,十来夹子弹和一些文件。勃郎脸色一变:“戴先生,这?...…"

戴笠灵机一动,矢口否认:“这不是我的。”

“哈哈……”勃郎吩咐警察,“拿给戴先生过目。”

放在戴笠面前的是一张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面是戴笠同副官玩“调包计”的那个镜头。

戴笠瞠目结舌,脸涨成猪肝色。

这时，门外涌进一群显然早已等候着的新闻记者。闪光灯射出一道道炫目的亮光,将戴笠的窘态和非法入境的武器一一摄入镜头。

戴笠跌坐在沙发上。

勃郎问:“戴先生,是否需要看看《指纹鉴定报告》?……不必了?好,从现在起,您被拘留了。”

戴笠闻言跳起,挥拳嚎叫:“我抗议!我……"

勃郎耸耸肩膀,说:“那是您的政府和我的政府之间的事。您,先住下。”

他一挥手,两名英国警察上前挟住戴笠,朝门外走出。蒋介石一听戴笠被港方拘留，立刻要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打招呼。英国政府考虑和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释放戴笠。

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3天铁窗风味，获释后觉得面子难堪，对王亚樵案稍作安排后，立刻返回内地。从此，戴笠对英国人怀恨异常,经常大骂英国人，说英国人的看守所如何不人道，不卫生。一直到了1946年飞机失事摔死，他未曾再去香港。(资料来源:《龙门阵》、《青年文摘》、《大千世界》)

摘自——民国黑网内幕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