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家喻户晓,而在创作之初作者坦言:怕给军队抹黑

同巍聊历史 2024-05-14 09:12:41

1982年4月,在张守仁家中,李存葆与这位享誉文坛的“大胆伯乐”,正在展开一场推心置腹的交谈。

不甚宽敞的沙发上,俩人紧挨坐着,正前方的桌子上,摆放着厚厚一沓的稿纸,那是李存葆保存三年之久的采访资料,和三年间反复修改搁置的故事手稿。

三年来无数次的翻阅,让他对面前这一沓纸的内容了然于心。

他搭配着亲自采访得来的一手资料,将自己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所感,一五一十地向张守仁抖搂出来。

“在前线采访的那段时间,我发表了许多政论文,反响很好。

可无一例外,他们都无法真正地展现这些真实事件中的情感和矛盾,所以我想写故事。”

听完李存葆的讲述,张守仁被带动起情绪:

“写!一定要写!不仅要真实地写,还要写得悲壮些。”

得到支持的李存葆问出了一直以来困扰自己的疑虑:

“可这样会不会有抹黑军队之嫌?”

“任何组织团体都不可能是一张纯洁无瑕的白纸。

作为创作者,我们应该有胆识地写,冲破枷锁,摆脱戒规,把残酷的战争、鲜活的战士、真实的军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于是,《高山下的花环》横空出世,并迅速引发全国热潮,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时至今日也仍是家喻户晓的存在。

那么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内心的不满足

1979年3月,李存葆作为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创作室的创作员之一。

按照上级通知安排,随全国各地其他95名文艺创作者,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与写作。

在前线深入采访的四个月时间内,他零零总总共写出十万余字的战争报告文学和散文,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只侧重于宣传战果、描写战斗过程,内容详细,却不感人。

随着听得越多,写得越多,李存葆常常陷入一种困顿的状态,他总觉得没能把自己看到的动人场景、听到的感动故事,用文字表达出来。

词不达意,这是一种很痛苦的写作状态。他开始反思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去解决。

通过观察自己这段时间内所写的文章,他发现这些作品缺少感人力量的根源,就在于没有揭示人物心灵的内容。

同年八月份,在前往采访另一支广西前线队伍的安排下,他决定抓住这次机会,近距离观察战士们的心灵世界。

在这次前线采写生活中,他更多地将目光放在“人”的身上,而非“战争”之上。

这一阶段,他所写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将门虎子——记战斗英雄兰方虎》,就曾以真挚动人的情感广受赞誉。

后来,他还凭借此文章,获得“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征文活动大赛报告文学作品一等奖。

但是这个奖项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或者只对于李存葆来说,仅代表鼓励,而非目的。

九年前,他被调到现在所在的创作室从事文艺作品写作,获得更多公开阅读国内外著作的机会。

像沙漠中的旅人偶遇一处清泉,他一头扎进书海,在其中徜徉。

在几百本中外名著的长期熏陶下,他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思想,开始进行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初级当时部队生活中矛盾”的大胆尝试。

其中,他和几个同事共同创作的五幕剧《再战孟良崮》,虽有些争议,被人认为是“丑化了老团长”,但仍顺利进行了100多场公演。

总的来说,反响十分不错。

这部剧极大鼓舞了李存葆的创作热情,他鼓起勇气想在描写部队生活的文学创作上更进一步。

可不幸的是,在动荡期间,他因多次同类型的作品创作,使得各种批评检讨接踵而至。

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李存葆蛰伏下来,但他的创作野心一直存在。

因此在动荡时期结束后,在面对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一现成的创作材料,他的文学创作野心又开始蠢蠢欲动。

可是之前所带来的禁锢和创伤,却不是能轻易打破和治愈的,而李存葆打破禁锢、自我疗愈,花费了三年。

第一次冲动与搁置

在战场前线采写的七个多月中,李存葆将目光更多地看向人,记录下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天,他跟随着运载解放军战士遗体的军用卡车,来到战场附近一个傣族聚居村落旁的小溪。

早在他们到达之前,李存葆在车内往窗外望去,就见到溪边已经聚集起不少村民。

看到卡车驶来,他们不仅没有流露出面对外来人的害怕,反而面上显露出的是掩盖不住的悲伤。

面对此情此景李存葆不免有些疑惑,本着创作的好奇心,他开口向旁边端坐着的一位解放军战士询问缘由。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运送牺牲的兄弟来这里了。”

短短的一句话,给饶是已经深入前线,见过许多激烈战斗场面的李存葆,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面对死亡的话题,人的心总是会不自觉地颤动。

当卡车停下,车厢门被打开,一具具两个小时前还鲜活存在的遗体被运到溪边,无论是抬送的战士,还是搭手帮忙的村民,无一不面色悲怆。

小溪里被鲜血染红的溪水,溪边摆放整齐毫无生气的战士,帮助整理牺牲战士遗容时,村民的啜泣……

李存葆很难形容那一幕给自己带来的震撼,他说那时自己的心中只浮现出五个字“军民鱼水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能从李存葆的采写资料中找到原型。

例如,小说中的连长梁三喜牺牲后那张带血的欠债单,那是李存葆在采访31师92团时,一位营教导员拿出来的。

他说这是他们营一位排长牺牲后,从他身上穿的军大衣中找到的,一张张不大的纸条上,密密麻麻详细地写着欠款事项,17个名字,620余元的欠款总额。

他又将那位排长的遗书拿出来,上面多次提及他所欠下的款项,并一再嘱托:

人死不能灭账,假若我光荣战死,抚恤金可尽数拿来偿还债款。

可那位排长不知道的是,当时连排级干部牺牲后的抚恤金也仅有550元,根本不足以还清所有欠款。

值得一提的是,李存葆将这件事写进《高山下的花环》后,随着小说的爆火,牺牲战士的抚恤金问题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不仅数额增多,家属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无论是军民鱼水情,带血的欠账单,还是其他类似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都极大地震撼了李存葆的心灵。

他感到身体里禁锢自己、紧绷着的弦,隐隐将要断裂。

他萌发了第一次的创作冲动,心想:

我一定要写点什么!

但是这个想法很快又被他搁置。着手开始写时,他感到自己的角度没选对,写作时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于是,他放下笔,思考“我不能就这么不痛不痒地写着”。

拒绝“不痛不痒地写”,是李存葆对过去十年间“无冲突论”的反抗。

再冲动又搁置

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李存葆曾将所有的采写资料进行重新整理和归纳。

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有两类事件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烈士欠账单问题,二是干部子女的“曲线调动”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时期,不少干部子女受影响参军入伍,不久后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部分入伍的干部子女在安排下需要上前线作战。

可某些干部心疼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动用自己的人脉将子女调离前线,正如《解放军报》公开批评所写:

他们认为这样是给子女一个安逸的生活,算是尽了为人父母的责任。

两件事,一件是普通战士保家卫国不幸牺牲,却仍信守承诺的悲壮,一件是部分干部子女贪生怕死,坐吃山空的不耻。

李存葆想写,但不知道怎么写,他不想“不痛不痒”地写,避开这些矛盾“对大家都好”,但写不好,怕是会给军队抹黑。

1980年2月,李存葆受邀参加中央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会上领导的一番话给了他第二次创作的冲动。

“我们如何对待社会上的阴暗面,是写还是不写?当然要写!

社会上总有一些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行径,阻挠着进步。

对于这些错误的典型,我们不能装看不见,不能装不存在。”

这一番话给李存葆新的创作启发,他不仅要写崇高的英雄,写现实背后的阴暗面,还要给二者塑造强烈的对照,将这一问题尖锐化。

他要将故事的主旨写得更加明晰,可以写干部的私心,干部子女的贪生怕死。

但这些总归是极个别人,不能抹黑军队,故事中要写出这些人的转变,告诉那些做错事情的人什么是正确的。

有了明确的方向,《高山下的花环》故事结构逐渐成型,关键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梳理出一条明晰的线。

可当时部队作家白桦的“苦恋事件”,给军队文艺创作带来不小的冲击,而李存葆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

不是他没有冲破“十年”之后文艺作品创作上无形枷锁的勇气,而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他所创作的故事本身就极具敏感性。

三年苦等终发表

在这一时期,李存葆也曾发表过多篇在一定程度上触及社会和军队矛盾的文章,他在试探,也在探路。

两年后,李存葆又参加了全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让他沉下去的心思又活络起来。

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他们站出来,犀利的言语像利剑,直指无形的枷锁。

“回避矛盾,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我们不过都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立场,摆正自己的态度,进行真实的创作。

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坚定地选择光明,我们就不怕批判!”

相较于两年前,无论是座谈会上的氛围,还是社会的氛环境都能明显感到放松。

座谈会上同行的激励,徐怀中《西线轶事》的“破冰”,都赋予了李存葆极大的创作勇气。

在会上,他与张守仁约稿,并鼓起勇气向他简述自己《高山下的花环》的创作想法。

虽然当时的想法略有不成熟之处,但引起张守仁极大的兴趣。

他将自己的地址写在纸条上,邀请李存葆到家中细谈,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这部李存葆整整构思了三年的作品,最后他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完成初稿,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修改誊抄,送达张守仁的办公桌之上。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正式在《十月》杂志第六期发表。

结语

作品发表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不少读者给李存葆寄信表达感受,也有不少人公开为自己以前在部队做过的错事表示忏悔。

不仅小说成为畅销书,六十多家剧团还向他买来版权,将作品改编成话剧、舞剧、歌剧等等,在全国各地演出。

其中由其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存在。

直到今天也仍是一部不朽的爱国教育影片。

《高山的花环》尖锐地写了死亡、穷苦、不良之风,但更多地描写了战友情、爱情、亲情、部队情与爱国情,是一部揭示人性、情感与责任的优秀作品。

-END-

【文|过冬】

【编辑|长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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