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虽然勤政但刚愎自用、刻薄猜忌故劳而无功成为亡国之君

经西北农民军十几年反复起事、攻伐，明王朝早就有之的各种内在矛盾愈发激化，已处在积重难返、坐以待毙的垂死状态。当时的明朝，西北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西南有尚未平定的奢安之乱，东北方向的清朝也日益强大，而明朝为了和这些对手作战以及给各级官员和难以计数的宗室发饷银，搞得财政空虚。而且这李自成之所以起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当初毛羽建提议裁撤驿卒，导致李自成失业，所以有人说“明亡于毛羽建”。

面对天下这种烽烟四起、日益崩溃的颓局，以勤政著称的崇祯帝朱由检左支右绌，甚至夙兴夜寐处置紧急军务，但对于大明千疮百孔的糜烂之局，他却越来越表现得力不从心。

为了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也算尽了全力，绞尽脑汁、呕心沥血了。他接二连三地更换内阁首辅，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柱石之臣来拯救岌岌可危的大明江山社稷，挽救明廷之危亡，结果却使本已衰朽不堪的政局变得愈发败坏。

崇祯帝自作英明，察察为政，对文武大臣动辄加以诛戮，结果却是赏罚不公，人人自危。局势危殆，他却感到外廷诸臣不可信任，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宠信、重用宦官，其后果是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当李自成率数十万农民军逼近京师时，这些备受倚重的宦官皆率先投降，成了“降贼”的带头人。危急时刻遭众叛亲离的崇祯帝发出无可奈何的悲鸣：“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著名的“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句话事实上崇祯帝从没这么说过，是后人根据他的遗嘱总结出来的。

温体仁

从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内阁被废，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再次入内组阁，短短四年间走马灯似的换了五任首辅，平均起来每人任期不到一年。首辅执掌中枢大权，这样频繁更换，屁股都没坐热就去位，当然做不到久任责成，所以这几位首辅都表现得唯唯诺诺、庸碌无为。

温体仁任职时间最久，但也不过八年，以后陆续由孔贞运、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继为首辅。在这四年中，李自成农民军由弱变强，力量日益壮大，所占领的地盘也越来越多，所统辖的势力范围也越来越大，再加上清军不断内侵，明廷时战时和，举棋不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时，而朝野却党争不断，内斗愈演愈烈，趁机发难，使朝政日益败坏。

当初，朱由检意外做了皇帝后，首先铲除了为祸剧烈的大宦官、“九千岁”魏忠贤，随后又撤回派往各地监军、镇守的内臣（太监）。这些举措给天下臣民带来了一丝希望和憧憬，大明百姓苦苦企盼国家能得到大治，以为崇祯帝可以改变前朝重用内监的积弊，政治会变得清明起来，国家中兴会大有希望。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人们看到，随着李自成、张献忠等“流贼”逐渐强大和天下局势越来越崩溃，崇祯帝随之又变本加厉地开始重用宦官。

朱由检

崇祯帝开始加重东厂权势，威慑、打杀天下臣民；派内监出任监军、镇守，节制、统领天下兵马，使将帅们怨气冲天，有志难伸；他甚至还命宦官统辖户部、工部，监理全国财政。由于遭到朝臣的一再反对，崇祯帝重用内臣的状况有过几次变化，但总的趋势不变，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广。其结果是，文武大臣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敢或无力作为，使天下崩溃的局面更加破败不堪，农民军的力量也更加强大，明王朝以更快的速度滑向深渊。

关于明朝亡国的认识，必须还以历史的公道。百余年来，甚至更早，朱明王朝坐在龙床上的每个人，都在自掘坟墓、驱离人心。现在，不过是到了它应当领受这种合理结局的时候。说他对朱明统治的罪孽既无认识，更无任何诚恳的醒悟与忏悔，恐怕毫不为过。一旦挖出这个思想根源，虽然他自评并非亡国之君，而国仍在自己手里亡了，看来也并不冤枉。

他肯上进，不甘堕落，困苦中仍不放弃而冀有所作为，这些品质是确凿的，但他几乎每一个好的方面，都同时伴随着致命的局限性。比如说：他有鲜明强烈的意志，却缺乏把这样的意志成功贯彻的能力；他有高昂的热情，却因为不能冷静缜密地思考而使这种热情流于急躁与浮躁；他自尊自持，却又分不清楚自尊自持同刚愎自用的区别；他有是非有主见，却缺乏对现实实际的体察和理解；他渴望效率、喜欢雷厉风行，却往往忽视事情的曲折和复杂性；他明快直切，不懂得很多时候不能相逼太急、要给人空间和余地；他很有原则性，却不解当执则执、不当执则不执，不会妥协、不善合作、不知转圜；他严于律己，却不能宽以待人；他敢爱敢憎，却没有识人之明……他这种人，能在承平之世做一个还算正派的皇帝，做不得危乱之时的英杰之主——才具不够。

朱由检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说辛苦也确实辛苦。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商确，期振惰窳，共尔位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他不喜奢靡，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一心扑在繁杂的政务上，原本想有所作为，复兴明朝大业，但实践证明，他并非是一个中兴之君。

崇祯帝和历朝历代的诸多帝王一样。一方面，他刚愎自用，却自以为英明。另一方面，他戾狠猜忌，多少忠臣良将因小过而死在他的屠刀下。他自缢煤山的头两日，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1644年4月23日），他还在殿上忧虑国事，愤愤地以手指沾水在御案上写道：“上书御案，有’文臣个个可杀’语，密示近侍，随即抹去。”实际上把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全推给臣下，自己依然“伟光正”毫无过错。与此矛盾的是，他又数次下“罪己诏”，把天下一切兵燹祸乱和灾异都算在自己头上，说：“皆朕之罪也”，并下令减膳食撤女乐，自称修省。他还虚伪地说“寇亦吾赤子也”。李自成、张献忠等剧寇都成了大明之子、良民，多大罪皆可宽宥。他这样做的确使不少文武大臣迷惑，就连其死敌李自成竟也由衷地说：“君非甚暗”。他沽名钓誉，最终断送了大明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