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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启生

前 言

近年来中国造船业蓬勃发展，正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2013年时一家挪威公司向我们抛出130亿的大单，而在六年后他们却单方面取消订单，致使造船业遭受重创，这究竟是意外事件还是挪威人早有预谋？

跨国合作的风险

2013年，对于大船重工（中国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来自挪威Seadrill公司的130亿人民币钻井平台订单，如同天上掉下的馅饼，让这家中国造船业的领军企业看到了走向国际化舞台中央的机遇。

但这份看似诱人的订单，却隐藏着致命的陷阱。

在合同签订阶段大船重工就表现出了对风险预判的严重不足，在定金比例问题上Seadrill只支付了订单总额的10%，远低于造船行业惯例的30%-50%。

这13亿人民币的定金，对于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钻井平台建造成本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这就好比拿着几块钱却想撬动一座金山，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更关键的是大船重工居然答应了，如果有纠纷，就找挪威的仲裁机构来判。

这种“客场作战”的安排，无疑将自身置于了极其不利的境地，让Seadrill在日后的博弈中占据了先机。

回顾整个合同签订过程，大船重工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对于国际商业交易中的习惯做法掌握不多，对小额定金和仲裁机构挑选这类重要细节的风险评估也不够到位。

而且对Seadrill公司的背景调查也不够充分，未能及时发现其潜在的毁约风险。

这种盲目乐观的态度如同在没有进行充分市场调研的情况下，就贸然梭哈，最终只能吞下苦果。

项目执行阶段的外部环境变化

五年之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2018年全球原油价格剧烈波动，能源市场进入寒冬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明显，全球合作的环境正变得不那么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Seadrill公司以“经济形势变化”为由，单方面取消了6座平台的订单。

这个借口听起来挺高大上，但仔细一品感觉挺空洞。

Seadrill在项目启动初期并未对市场风险提出任何预警，反而是在项目进行到一半，大船海工已经投入巨资后才突然宣布取消订单。

这就好比打游戏，眼看着就要通关了，队友却突然拔网线，令人措手不及。

Seadrill的毁约行为是否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有关？

挪威为了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可能选择以取消合作订单的方式向美国示好。

这种猜想虽然没证据，但也不是完全没根据。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商业利益往往与政治博弈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毁约行为与商业策略

Seadrill的毁约行为不仅限于取消订单。

他们不仅让人退还已经交的1.3亿定金，还反过来要我们赔利息。

这种“我不要了，还要你赔钱”的霸道行径，让大船重工雪上加霜。

这些钻井平台是根据Seadrill的特定需求定制的，高度专业化，几乎没有转售的可能。

这些原本贵重的“钢铁巨人”一下子变成了烫手的山芋，给大船海工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Seadrill的这种做法并非一时兴起。

Seadrill的母公司及其相关子公司，曾多次利用类似手法在国际合作中谋取利益，这就好比一个惯犯，屡屡得手，却始终逍遥法外。

这种“钝刀子割肉”的商业策略，值得所有中国企业警惕。

法律风险与仲裁机制的局限性

大船重工与Seadrill的合同中，最致命的漏洞莫过于将纠纷提交挪威仲裁机构的条款。

这条规定表面看起来挺公平，实际上藏着不少猫腻。

它为Seadrill日后的毁约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挪威那边的仲裁机构大船重工的权益似乎挺难得到公平对待。

这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裁判却偏袒主队，客队想要赢球难上加难。

挪威的仲裁机构享有独特的“主场优势”。

虽然仲裁机构理论上应该保持中立，但在实际操作中“主场优势”的影响不容忽视。

大船重工的申诉，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最终只能吞下败诉的苦果。

大船重工的遭遇，暴露出许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中，法律意识薄弱的通病。

签合同时，人们常常只想着怎么赚钱，不太注意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

对国际法律和仲裁机制的了解不足，导致在合同条款的谈判和制定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最终为对方留下可钻的空子。

政府出手与公司自救

2019年1月大船重工的负债已高达19亿人民币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宣布破产重组。

消息一出业内一片哗然。

一家曾经辉煌的造船巨头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令人唏嘘不已，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面对大船重工的困境，大连市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迅速出手启动了破产重整计划。

一系列救市措施紧锣密鼓地展开，如同给垂死的病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政府推出了一个债转股的方案，把大多数的普通债权转换成了企业的股份。

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大船重工的债务负担，为其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政府还帮忙联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大船重工提供保险理赔服务，经过多方努力，大船海工最终获得了17.5亿元的理赔款。

这笔钱就像一场甘霖给企业重振带来了新动力。

政府为了有效利用大船重工的闲置资源，特别打造了一个国海海工资产整合的专门平台。

这个平台专门接手那些大船重工没完成的钻井平台，通过技术升级和市场推广，让这些看似废弃的工程重新变活，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显示出政府在处理企业危机时的决心和能力。

在政府的帮助下大船重工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存意志。

破产重组那会儿他们没放弃，反而是自己努力想办法自救。

管理团队顶住压力，带领员工继续完成已有的订单，并积极争取新的业务。

他们的付出终于没有白费，让人挺高兴的。

大船重工在破产重组过程中，顺利交付了两座自升式钻井平台和两艘全球首创的乙烷运输船，还完成了我国第一艘8500立方米的LNG加注船的下水工作。

大船海工的这些项目成功推进，显示出它过硬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公司赢得了更多市场空间和客户信赖。

在重整过程中，大船重工接到了不少新单子，总价值达到了20亿。

这些新订单就像冬天里的一抹阳光，给公司带来了新生力量，也让员工队伍稳定下来，市场信心也跟着提振起来。

大船重工的自救行动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的韧性和拼搏精神。

在困境面前他们没有低头认输，而是选择了迎难而上，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一线生机。

大船重工的破产重整过程，算得上是危机处理的典范，它向我们展示了政府与企业如何通力合作，化解危机，实现共赢。

政府及时伸出援手给企业输送了急需的资金和政策，助力它们顺利渡过难关。

而企业的积极自救则为重组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语

大船重工这一事件给咱们中国企业提了个醒。

在国际合作中风险无处不在，稍有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商海中，国内企业得增强风险感，提高法律知识掌握国际游戏规则，才能游刃有余地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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