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片中的是一只装饰有海豚和鸟类图案的陶壶，其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埃及考古探险队于1920年至第1921年间在孟菲特地区的金字塔南侧墓地附近发掘出土。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只装饰有海豚和鸟类的陶壶

这次考古发掘获得了罗杰斯基金和爱德华·S·哈克尼斯提供的资金支持，1922年该物品被分配给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

这只陶器已经破损，其底部有部分缺失，至今为止考古学家尚未在其他地方发现与这件装饰精美的陶器完全相同的容器品。

有些学者认为，壶上出现的海豚以及所有动物在壶体上自由活动的表现方式，表明其受到了爱琴海地区文化艺术的影响。

然而，从壶的整体形状和双耳来看，它属于黎凡特地区风格。

此外，通过对黏土的来源进行检测分析，其属于南迦南地区的陶土，而该壶的装饰技法与“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所采用的技法相似但却并不完全相同。

在陶壶底部描绘着三只海豚环绕，且在每只海豚上方各有三只大型鸟类（可能是鹅）；在壶耳下面还隐约绘有一只较小的鸟。

学者们认为陶壶上的图案反映了当时黎凡特海岸的情景：海豚于水中游动，候鸟（可能是迁徙的大雁或大鹅）栖息于海滩。

根据考古队在同一墓穴井中发掘出土的其他物品推断，考古学家认为该陶壶可能属于古埃及第十三王朝至第十五王朝时期的物品。

时期：古埃及中王国或第二中间期（第13王朝至第15王朝）

时间：约公元前1750年至前1550年

地点：埃及孟菲特地区利什特北部，金字塔南侧墓地遗址，A1:3号房屋下方，第879号坑

材质：陶土（黑锰粉描绘）、石膏填充

尺寸：高度为15厘米，直径为14.9厘米

收藏编号：22.1.95

展览位置：第111号展厅

古埃及文明横跨数千年，其艺术风格、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以及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都在大量文物与遗迹中得到了精彩的展现。

本文将结合一件装饰有海豚与鸟（可能为鹅）的陶制容器，探讨它在古埃及时期可能所承载的文化、宗教、社会和艺术等多重意涵。

此陶壶被推测为第十三王朝至第十五王朝时期的产物，不仅形制独特、工艺巧妙，而且风格兼具黎凡特地区与爱琴海地区的特点，突显了古埃及与周边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与交流。

通过对海豚与鹅这两种动物在古埃及宗教、丧葬习俗、文化艺术、文学作品、社会生活及政治传统中的再现与象征，我们或许可以对当时的跨地域交流、文化融合以及海洋与陆地生态环境在古埃及人生活中的地位有更深入的理解。

同时，本文也将对“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这一特殊制陶风格做出较为详尽的介绍，以展示古埃及与近东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中的传承关系，及其在考古发现与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一、海豚在古埃及时期的意象与信仰

在古埃及艺术与文献中，海豚并非最常见的形象，但并不代表古埃及人对海豚一无所知。

事实上，古埃及的地理环境主要集中在尼罗河流域，但从地中海至红海的海运路线也相当活跃，特别是随着新王国时期（以及更早的中王国晚期）外交和商业往来的增加，古埃及人与地中海和爱琴海地区的交流日益紧密。

海豚自古以来即被视为与海洋息息相关的友善生物，它们不仅体现了大海的生机与力量，也在许多文化中被视为航行者的保护者和引路者。

因此，海豚图案有时象征了海洋旅行与跨海贸易，对于与地中海往来密切的古埃及人而言，海豚可以被视作跨文化交流的象征之一。

除此之外，在某些学者看来，海豚与太阳神拉或与生殖与更新相关的神明也可能产生隐喻联系：海豚活跃在水中，而水在古埃及宗教观念中往往象征着混沌、孕育与再生。

海豚跃动的造型象征着生命力与复苏。虽缺乏直接的古埃及神话文本支持，但若将这类图案放入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观与当时流行的海洋意象中分析，海豚的出现也可能与保护航行、祝福航海者或庆祝与异域文化互动等主题紧密相关。

二、鹅在古埃及的宗教与丧葬习俗中的角色

相比海豚，鸟类在古埃及文化中显得更为常见，鹅则是其中一种重要代表，鹅常常被视为农业繁荣与大地肥沃的象征。

尼罗河的涨落与水域周边栖息的大量候鸟，对古埃及人的农业耕种和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在古埃及神话中，主神阿蒙有时被描述为“远古的大鹅”，据说在天地初开时以鹅鸣之声开创宇宙，也有文献提到创造世界之“原初之蛋”由一只神圣的鹅所生。

因此，鹅在古埃及信仰体系里有着创世或生殖的神圣含义。

在丧葬习俗方面，埃及人相信死后灵魂将进入来世世界，而与来世相关的一切，都与再生和复苏的概念相连。

由于鹅以蛋繁衍，也因其与尼罗河流域的生命力量紧密相连，故在古埃及的墓室壁画、随葬品以及某些宗教仪式中，经常出现与鹅或其象征意义相关的题材。

鹅既可代表祝福与庇佑，也可能代表灵魂在另一世界的升腾或重生。

一、艺术形式与风格

古埃及的艺术虽然有其独特的程式化风格，但并非与世隔绝。

正如上述陶壶的造型兼具黎凡特和爱琴海风格，而绘饰却拥有自身特色，这表明古埃及艺术家在不断与周边文化进行交流、借鉴与创造。

在壁画、浮雕和各种器物装饰上，鹅的形象时常出现，并拥有较为固定的姿态和象征意义。

而海豚的形象则相对罕见，一旦出现，往往表明了特定的地域或外来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述的陶壶上将海豚与鸟类（鹅）置于同一画面，且似乎是展现了海洋与陆地边缘的生态场景——海豚在水中游弋，飞鸟在岸边驻足。

这种绘画处理方式生动而富有自然主义精神，凸显了古代工匠的艺术造诣，同时也流露出对自然界和跨区域景象的关注。

这与传统古埃及偏好单一场景或神话叙事的装饰风格有所不同，亦可能反映出某种“跨文化”或“外来风格”融入本地艺术的倾向。

二、文学与文字记录

尽管现存文字记录中关于海豚的具体描绘并不多，但古埃及的文学往往包含对尼罗河及沿海区域生态的描述。

若涉及对外航行、海上贸易或异域传说，一些文献中或会出现“海中精灵”或“海洋神秘生物”的形象。

另一可能与海豚相关的意象是“快乐的水生动物”，象征海洋的多产与繁盛。

近似的叙事常见于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交流口述或文字记载中。

至于鹅，古埃及神庙铭文、墓葬铭文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引用不胜枚举。

例如在《亡灵书》或某些私人墓葬咒语中，会提到“祝愿逝者如同大雁大鹅迁徙般飞往永生之境”的诗意表达，或是神明化身为大雁之类的神圣鸟类指引亡者。

所以，将鹅与丧葬、再生以及神圣创世结合，构成了古埃及人理解世界与生命的象征系统，也同时丰富了他们的文学与艺术创作。

三、社会生活与政治传统

在古埃及社会生活中，鸟类（包括鹅）还与饮食文化及农业生产紧密相关，鹅可被圈养、狩猎，以作为肉食或祭祀供品。

在古王国时期乃至后来的新王国，大型贵族墓室壁画中常绘有打猎、捕鱼以及捕获候鸟的场景，可见鸟类对王室与贵族的娱乐、贡品及祭祀的重要意义。

至于海豚，虽然在尼罗河无法直接见到，但当时与地中海沿岸的经贸往来密切，特别是在第十二、十三王朝到新王国时期，与黎凡特、克里特、塞浦路斯及爱琴海地区的互动频繁，海豚在一些描绘海外场景的艺术作品中，多少也会成为表现异域风光或海洋主题的重要素材。

在政治传统方面，古埃及的对外关系政策常常体现于外交婚姻、交换礼物和贸易网络的建立之中。

海豚形象或鹅形象的器物，或许也曾作为外交礼品从他处传入，或由本地工匠根据外来风格与本土元素综合创作，从而展现埃及王朝对外文化交流的姿态。

一、考古发掘中的鸟类遗存与海豚意象

考古学家在发掘古埃及遗址时，经常可以在墓葬、居址甚至祭祀场合发现鸟类（例如鹰、鸭、鹅、鹈鹕等）的骨骼、浮雕残片或彩绘图案。

对于海豚来说，因其主要生活在海洋中，古埃及本土遗址中直接出土海豚骨骼或相关标本的机会并不多，但通过浮雕、陶器装饰或珠饰等考古遗存，可以管窥到海豚在某些场合中所扮演的“外来”或“跨海文化”意象角色。

学者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纹饰、风格和原料来源的分析，逐渐理清了古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交往网络。

以本文提到的这件陶壶为例，其造型与“双耳壶”形式突出表明了黎凡特风格，而对海豚的自由流畅刻画或许出自爱琴海地区对海洋动物装饰的偏爱，显示了当时地区性文化交融的迹象。

而器物主体陶土经科学检测，可能来自南迦南，又进一步佐证了古埃及、黎凡特与爱琴海地区错综交织的交往脉络。

二、古埃及与近东陶器交流：关于“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

所谓“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得名于发掘地点泰尔·埃尔-亚胡迪亚（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东部地区），指在第二中间期盛行的一种陶器风格。

这些陶器常见造型包括碗、壶以及其他容器，表面以凹点压印或凹槽为装饰，并可能涂上不同颜色的涂层，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

它们在黎凡特、中东乃至其他地中海地区都有出土，显示出古代国际贸易和文化往来的广泛性。

根据考古学和陶器学的研究，这种陶器的制作技法、黏土来源及烧制温度都有其独特之处，甚至能展示出某些工坊或区域性生产组织的痕迹。

本文中的陶壶尽管与“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的装饰技法不完全相同，但相似之处暗示了二者可能共享某些制陶工艺或美学理念。

加之此壶可能来自南迦南地区的陶土，也与这种风格的陶器的主要产地或相关产地有着地理与文化的关联。

三、第十三王朝时期的文化融合与区域互动

第十三王朝属于埃及历史上的中王国晚期向第二中间期过渡阶段，此时政治形势相对复杂，王朝更替频繁，诸侯割据或地方势力增长。

然而，从考古证据来看，埃及与外部世界依然保持着多层次的互动。

无论是海上航线还是陆路商道，都为物质文化交流、艺术风格的混合和宗教观念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因此，这种兼具黎凡特造型与爱琴海装饰风格、又发现于埃及墓葬中的陶壶，是那个时代文化融合的缩影。

一方面，它反映出埃及本土需求与审美对外来风格的吸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外部工艺和思想在埃及生根发芽、再度转化创新的过程。

将海豚与鹅一起置于壶体外壁，或许正是为表现海洋与沿岸生态的一种象征场景。

因为海豚在古代中东和地中海神话中常与吉祥、保护和跨海航行联系在一起；而鹅不仅象征了古埃及的农业及宇宙创生观，也常常为古埃及人所熟悉、崇拜或饲养。

故而，这种组合可以暗示古埃及人对自然界充满敬畏与向往，也暗示他们对外来文化与海洋世界的不间断探索与吸收。

在丧葬语境中，这样的图案也可以寓意逝者“灵魂的航行”：海豚或象征逝者在水中轻盈穿行，鹅象征灵魂的飞翔或与神祇相通。

尽管我们尚无确凿文字记载来证明陶壶上这类装饰必然指涉丧葬信仰，但从当时器物的出土地（墓穴井）和社会文化背景推断，这件壶极有可能是与丧葬或者礼仪相关的随葬品，体现出对逝者的祝福与庇佑。

除了上面的介绍之外，泰尔·埃尔-贾胡迪耶陶器也被称为特尔·耶胡迪耶陶器，是一种具有显著特征的陶器，出现在中青铜时代晚期和第二中间期。

其名称来源于古埃及东尼罗河三角洲的特尔·耶胡迪耶遗址，这一陶器在众多黎凡特和塞浦路斯遗址中也有发现。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首次被著名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在该遗址的发掘过程中确认为一种独特的陶器类型。

一、时间与分布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最早出现在中青铜IIA期的地层中，在中青铜IIB-C期达到其流行顶峰，常见于同时期的迦南和三角洲遗址中，这种陶器的最后残存形式在晚青铜I期逐渐消失。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尤其在中青铜IIB-C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时间标志性陶器。

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它通常被视为标志希克索斯入侵者存在的证据。

许多陶器学家认为，特尔·耶胡迪耶陶罐的造型深受早期迦南陶器传统的影响，可以追溯至更早期的原型，如杰里科A墓出土的陶罐。

二、材料与工艺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的陶土通常为灰色或浅棕色，含有大量粗糙的颗粒杂质。

三、装饰特点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独特的装饰方式，装饰是在施加泥浆涂层并抛光后进行的，通过使用小而尖锐的工具反复“刺点”陶器表面，形成各种几何图案。

有些学者将这种工艺称为“穿刺”，但这一描述并不完全准确，因为陶工的意图并非真正“刺穿”或“穿透”陶器壁，而是仅在表面留下许多小的凹痕或压印。

这些图案包括线条、条纹、三角形、正方形，以及极少数情况下的圆形。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的表面通常较暗（抛光后的涂层颜色从棕黑色、灰色到带黄的色调不等），这些凹痕常被填入白垩或石灰，使对比强烈的白色材料更加突出表面设计的视觉效果。

四、形态

特尔·耶胡迪耶陶器主要以小型陶罐形式出现，同时也包括多种动物形态的器物，甚至还有一些水果形状的陶器。

五、分布范围

这种陶器在尼罗河谷地区有广泛分布，甚至延伸至努比亚，但主要集中在埃及东尼罗河三角洲地区。

此外，在迦南南部、迦南北部海岸、腓尼基和叙利亚海岸，以及塞浦路斯岛（主要是东部地区）也有发现，但目前尚未在叙利亚内陆地区发现这种陶器的遗迹。

这件精美的陶壶，因其罕见的海豚与鸟类组合纹饰、黎凡特式的双耳壶造型及其装饰技法与“泰尔·埃尔-贾胡迪耶（特尔·耶胡迪耶）”陶器之间的联系，成为研究古埃及与周边地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实例。

透过对海豚和鹅在古埃及宗教、丧葬习俗、文化艺术、文学作品、社会生活、政治传统以及考古发掘研究中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埃及文明在第十三王朝乃至更广阔的历史时段内所展现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古埃及人生活在尼罗河肥沃的河谷中，却从未停止对周边世界的好奇和接纳。

从地中海到红海、从西亚到非洲腹地，古埃及通过贸易、外交、移民和征服等途径，不断吸收外来元素和灵感。

或许正是这种持续的文化碰撞与融汇，造就了古埃及艺术与信仰体系的丰富多彩，也为后世的研究者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谜团与多元诠释空间。

对于现代学者和公众而言，如本文所述的陶壶既是考古现场的重要发现，也是理解古代文明交流纽带的关键线索。

随着更多遗址的发掘与更多文物的公布，古埃及与爱琴海、黎凡特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互动力量将得到更全面的呈现。

未来，基于先进的材料科学、数字考古和跨学科研究方法，我们将能更精准地确认这类陶壶在生产工艺、流通路径、使用情境上的细节，进而揭示古人如何思考海洋、动物、神祇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纵观古埃及历史，海豚与鹅虽然是两种极具反差的动物——一个常栖于深海，一个常见于河流和农地，但其共同出现在同一件器物之上，或许象征着古代社会对天地、河海、生命与再生的综合思考。

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古人对世界的体验和想象远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还要广阔与多样。

在回望逝去千年的时光时，这只陶壶仿佛向我们倾诉着跨越地域与文化的故事，让我们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交汇处感悟到古埃及文明的魅力和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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