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莹，原名张继珍，回族，1919年2月生，山东阳谷县阿城人。
张莹的外祖父原是北洋水师的一名军官，慈禧修颐和园裁减海军。老人带家人由登州回到聊城老家，在黄河边上守大堤，也即后来所称的水文员。家中有两儿两女，十分穷困。
老人常到阿城镇张连保家羊肉摊上喝二两酒，吃点羊肉，因此相识。两家都是穷人，老人就将自己两个女儿嫁给张家两个儿子。张莹的母亲是大女儿，但从未见过父亲的面，遵父命不满18岁就嫁到张家。
阿城镇因产阿胶出名，镇上有半条街居住的都是回民。张莹的父亲张镇龙，是长房长孙，有一身好武功。民国初年，各省军阀纷纷扩军。老家穷困，张镇龙凭一身功夫，先在济南军阀马良队伍中当武术兵，后被提升到山西太原傅作义的队伍里任武术教官，携家离开山东到太原，从此定居在太原。张莹出生在太原上肖墙，在太原长大。
张莹母亲个性倔强，除了不识字外，十分能干。这时在太原有了儿女，就靠邻居、兄弟帮忙，自己租间房子，买台缝纫机，靠接军需被服作生计及丈夫的微薄军饷，养活儿女。张莹从小看到母亲度日的艰辛，帮家里做杂活，带弟妹，读书也是时断时续。张莹后来说起这些，感叹旧社会妇女的痛苦之大之深。
张莹父亲在军中任职，随军流动常在太原之外，远至绥远、丰镇。张莹从小跟着父母生活在军营中，看的是古道长城、大漠边关，听的是信天游，杨家将的故事。她12岁时，在太原东门第一女高读小学。这个学校是阎锡山的太太所办，学生也大多是阎锡山所部将领的子女。张莹和傅作义之女傅冬菊、孙楚之女等同班。
张莹所在学校，读书风气很浓。她虽只有小学文化，但也看了不少进步作家的作品。也和当时无数进步的青少年一样，期盼驱除外侮，国家统一富强。
1936年6月，张莹小学毕业。此时民族危机日盛，太原抗日气氛浓厚，《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歌曲在学校里、大街上传唱不断。已16、7岁的张莹也在考虑着个人去向。
她绝不甘心嫁人当个家庭妇女挨打受气过一辈子。这时有位住在同巷的女生，因有共党嫌疑被开除在家带小妹，张莹也带小妹，两个女孩子偶然结识，相识相知，这个女生就介绍张莹参加了由薄一波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后，张莹由牺盟会介绍，于1936年下半年报考国民师范军政训练团，在十一连受训。
十一连是个女兵连。训练团成员大多是东北流亡学生，也有河南北京的学生。训练中，军事由阎锡山部队派人进行，而政治课则多由牺盟会成员讲解，大多讲全国抗日形势，刘少奇也曾去讲过课。
“七七”事变发生，军训团积极组织学员上街游行、宣传抗日，后军训团组成决死队，上了太行山。
因形势变化，日本飞机轰炸太原，母亲就把张莹从军训团接出来，回到山东聊城老家避难。
聊城属鲁西北，专署专员范筑先将军是位爱国将领，鲁西北十二个县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山东省委派遣了大批共产党人与进步青年纷纷来到此地。张莹回到老家聊城白家庄之后不久，见鲁西抗日干校招生，即去报考，培训一周后被派往阳谷县政训处工作。自此，张莹正式走上革命路，开始了她几十年的革命历程。
阳谷县政训处是国共两党统一的抗日机构。政训处成员及领导大多是中共党员。张莹分工到县妇救会任委员，军衔上尉连长，主要任务是成立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唱歌，做军鞋、军衣，支援抗日。
政训处领导之一，也是宣传队的队长黄居易（北大学生）时常对张莹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同志进行教育，给她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和纲领。政训处内也有国民党的人，大多是军官的太太或亲戚，很瞧不起张莹这些乡下人。
经过教育和比较，张莹坚定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追求。1938年9月，张莹经黄居易、赵凤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是在阳谷县城郊一个大土坑里举行的，挂上马克思、列宁像，由领导带领读誓词。
1938年11月，范筑先将军战死在聊城狮子楼。一时鲁西形势大变，反共势力十分嚣张。张莹和同志们化装成农村妇女，在黄居易带领下藏进阳谷县一个教堂里，几天后才逃出。
不久八路军129师从太行山开赴山东，张莹又参加了129师政治部宣传队，穿上八路军军装。1939年3月，129师开赴抗日前线，宣传队的几个女同志被送回老家潜伏敌后。
这一年，张莹在白家庄主要和聊城地下党一位叫余周的同志联系，获得组织和部队的消息。不料1939年底，张莹所住舅舅家被土匪抢劫，母亲不放心，又强行把张莹从白家庄接回太原。
张莹到太原后，立即写信给阳谷县政训处赵凤升，赵回信叫她待机返回。1940年在太原期间，一天，张莹在街上碰见原国师军训团一起培训的学员马玉娥，各自交换了情况。这时张莹在一个纱厂医务室里当护士，而马先跟政训团上了太行山，在太行山因掉队被日本鬼子抓住，受训三个月放出来，在太原市广播电台当播音员。
之后她们又联系上了政训团的成员郭艳芬和徐余群。四个人经常相互联络，传递各种消息，期望联系上组织。
1940年年中，张莹借口到北京看自己的姥姥，回到山东，但因地下党组织遭破坏未能联系上，只好又回太原，到一个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里学日语，学护理学。三个月后分到医院科室实习。
这时张莹收到黄居易队长来信，通知她回山东工作。张莹十分高兴，又借上北京为名离开太原。到了北京，有一天张莹把自己的姥姥和小妹带到电影院看电影，电影刚开演，门一关她就溜了出来，先住到已在北京工作的郭艳芬处，后坐火车到济宁东关一个地下党同志家。几天后又和这个同志的小姨妹一起，化装成修女坐小推车到东阿县城外三十里一个天主教堂联系上了组织。此后，张莹被分配到梁山附近工作。这时已到1940年年底。
1941年一年，张莹都在县妇救总会工作，同时兼八区（范县旧城）妇救会主任。她工作表现积极，群众关系极好，经组织审查，由八区区长王跃庭、区委书记赵燕侠证明，并作介绍人，于1942年重新加入共产党。
张莹回到山东后不久，听说由于叛徒出卖，在太原的马玉娥、徐余群两人被日本人抓住，马投降，而徐余群则被日本人的狼狗活活咬死。她就想，如果自己不离开太原，不知道会遇上什么。张莹一直保存着徐姑娘的照片，短发，浓眉大眼透着灵气。
抗日基层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张莹一天跑几十里是常有的事，睡就和老百姓一张床，吃，就是到老乡家喝个糊糊暖暖肚子。平时教妇女识字、唱歌，都是在田间、地头，坐砖头、石块。衣服、布鞋，都是老乡供给，也没什么工资，有时发点小米。女同志每个月特殊的那几天，卫生纸都是奢侈品。但张莹从来没有泄过气，总有一股子坚持斗争的劲。
1942年到1944年，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斗争十分残酷。鬼子经常疯狂扫荡。张莹参加宣传队，和盛北光同台演出。盛伯伯演婆婆，张莹演儿媳妇，宣传抗日，走村过户。
有次在一个村里碰上鬼子来扫荡，大家急忙往外跑。旷野里张莹实在跑不动了，一头栽倒地下不想起来。队长黄居易从地上一把把她提起来，吼着拉着她继续跑，后躲进一条地沟，逃过一劫。
还有一次，张莹一个人走在高粱地里，见远处鬼子马队跑过来，赶紧把文件、钢笔埋到地里，躲进地边一个窝棚里，不一会听见鬼子马队打着枪从窝棚旁跑过。她等到天黑才出来。
1943年，张莹被组织派往太行地区工作。因为她家在太原市，父亲又和太原市的军警宪兵中的回民弟兄相识，有一定社会关系，1944年张莹又到了城工部，先后在长治、太谷、辽县（现左权县）一带活动。
这时张莹已与申云浦结婚，她的大女儿鲁晋于1944年农历4月出生在左权县马厩村，而小女儿申小唯1946年农历9月出生在相隔不远的石匣村。
彼时，张莹常挽一个假髻，化装成小媳妇，在其父亲及父亲的朋友，他们有的就是宪兵、军警，掩护下进出太原城。一次在进太原的火车上，她的大女儿唱边区歌曲“高山红灯”，一句没完，张莹一个巴掌打得孩子闭了声，差一点暴露身份。
张莹的父亲是个爱国人士，曾以“不当汉奸”当面拒绝给他引见日本人的朋友。父母有时会从太原到她工作处看望她，送点吃的用的。运西地委驻马厩，涉县边区政府领导李雪峰还见过她父亲，询问太原城内情况，给他讲抗战形势。
有次正逢她父亲到来，晚间突然枪声大作，老人到屋外听了枪声，判断方向，带着张莹等人躲到山崖下一道沟里。不一会，听见敌人骑着马从沟上打着枪过去。这一次若不是有军事常识的父亲正确判断，张莹等人势必迎头碰上敌人，后果难料。
漫长而又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1949年4月太原解放，张莹被调到太原市妇联工作。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张莹和同志们又以百倍豪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
1949年8月，张莹到北京党校学习。知道二野南下后，她离开北京到武汉与丈夫会合，在那里巧遇参加四野的二弟。这天正逢中秋佳节，姐弟相见十分高兴。因为她父亲曾带着她两兄弟去过太行山，受根据地抗日军民精神影响，哥俩都参加了抗日活动，在受到迫害后先后逃出太原到北京，于解放前夕参加了解放军，一个在四野，一个在三野。
四野经武汉长沙打到广州，直指海南；三野打南京，战上海，后出国参加朝鲜战争。政府往家中送光荣军属匾，一下挂三块，她父亲知道三个孩子都在解放大军之中，十分高兴，逢人便夸，就炫耀。
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张莹随着部队翻越雪峰山，经施秉、黄平，一直到贵阳。依照组织安排，张莹和申云浦留在贵州，并派人到山西把母亲和两个女儿接来。从此，贵州就成了她第二故乡，建设贵州成为她终老的事业。
解放初期，张莹作为军代表到贵阳市工会工作，后来参加了贵阳市卷烟行业的工商改造。
当时贵阳有几个小卷烟厂，市工业部门领导决定把这几个小烟厂合并成一个厂。张莹被任命为合并后的贵阳卷烟厂第一任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新厂址选在后来的浣沙路上，当时还是一片坟坡地。
张莹没和家人住在一起，在市工会时住在省府路一个大院里，烟厂修好后又是住在烟厂的办公楼里。
在市委、市工委领导下，烟厂先合并，再定厂址修厂房，同时选派工人到省外学技术。新建厂开头不顺，废品增多，厂领导发动全厂职工奋起攻关。厂党委提拔了大批有技术、思想进步的工人干部充实各车间科室。
举办废品展览，人人提出合理化建议，掀起劳动竞赛，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同时搞好职工福利。全厂鼓干劲争上游，抓质量，创品牌，后来有一、两个牌子的烟（芦笙烟）远销东德。
张莹和袁副厂长、技术干部秦心诚奔赴上海、青岛、沈阳烟厂学习参观，学人家的先进制烟技术，先进烟叶发酵、配方，加香，学抽梗机制造规程；又购进一部大型砌纸机，还增加抽梗机的设备，回厂自造抽梗机，功效提高数倍，使贵州香烟产品质量、数量向前推进了大大的一步。
张莹在烟厂工作共计6年9个月，当了7年的张代表。这七年中和厂领导集体、厂职工一道完成了贵州烟厂的初创任务，给此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贵阳市工农业大扩建时，烟厂培养的干部大批外调，担任着各个厂矿的书记、厂长，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1955年，申云浦受到不公正待遇，离开省领导岗位，张莹也受到牵连，离开烟厂，先是在惠水高坡筹建帘子布厂，后又到针织厂车间里劳动。60年代初张莹到贵州省机械学院印刷厂、贵州省物质局所属金属公司工作，任印刷厂厂长、金属公司经理等职。
张莹常提起在烟厂的很得意的一件往事。有一批女工年龄大，又没文化，厂里不想把她们都转正。她作为一个女性领导，体会女工的苦，说服厂里其他领导，把她们转成正式工，拿工资，能享受医疗报销等职工待遇。这些女工提起往事仍十分感激。
张莹在高坡筹办帘子布厂，住在一个布依族老姑奶家，在贵阳、惠水之间奔波不知疲倦，吃青菜喝米汤不觉苦。在贵工印刷厂，从未涉足过印刷的张莹从头开始学习，铸字、排字、印刷、装订、出版，弄得有板有眼，经济效益还不错，学院缺钱用就找张厂长。
后来张莹到省金属公司工作。不懂化学符号的她，进函授夜大学，学语文，学化学，背化学元素符号，吃饭前后，拿着课本，叫孩子们考她，就“罚”再背再写。时时母女大笑一阵，好开心。
在省金属公司工作期间，张莹时常到地、州、县，到外省出差。一个女同志，又是回民，吃住都有些困难和麻烦，但张莹从不嫌，乐于到处跑。一次去水城，从市里到矿区，步行往返一百多里路，接待她们的同志都感叹不已。有时在重庆、武汉去钢厂仓库，走路都几十里；吃的就是几个馒头、几块咸菜，有时煮个鸡蛋带上。这已成了习惯，到老外出是这样：馒头、开水，咸菜……
张莹在单位上是领导，小事也不少干，比如单位厕所卫生，从住烟厂时期，她就时常去打扫，等等。她在工作岗位的几十年里，一如战争年代，披星戴月，呕心沥血地工作着、奉献着。
丈夫申云浦北受打击，撤职到安顺山京农场当场长，张莹承受着污言秽语，被开除党籍，行政降四级，从烟厂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到小厂车间劳动。正值自然灾害时期，家中老小五六口，饿得面黄肌瘦。张莹此时是家中的顶梁柱，白天工作劳动，回来就担心远处的丈夫，和眼前的老小，身心都承受巨大压力。
她外出总带着方头巾或一个布兜，碰上菜场卖菜就和大家一样抢上一堆先放在一个同事家，下班兴高采烈地抱回来，像是立了功。到后来，不管吃不吃得着，她总是见菜就爱买，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有时她买几大麻袋糠壳回家，家里买个石磨，几个孩子就轮流来推，细的筛出来拌和点包谷粉，放上点糖精在火上烤小饼子吃。
有时张莹想法买点豆腐渣回来，放上葱盐炒着吃，有时又买点豆粕，泡洗干净，和上点米饭吃。开春时就去摘柳叶、槐花拌上点面粉蒸着吃。一家老小就这么熬着，直到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好转。
80年初经过组织甄别，恢复了张莹的党籍，被扣的工资补下来全用于交近二十年的党费，有人替她抱屈，但她没觉得有什么，十分欣喜，补交党费十分积极。她说，现在的日子多好，不愁吃穿，想买什么都有，又不打仗，还有什么不知足！
她还不服老，心态总是很好。快80岁时，有人问她80了吧，她回答人家：“没有，才79岁。”心里还很生气。孩子们过生日时向她问好，她反问：“你们多大了？”孩子们说六十几了，她很是吃惊，说：“我觉着我还年轻着呢，你们怎么就六十多了？”
从很早开始，她逢年过节总不忘记给老朋友、老战士写信、寄贺年片，表示问候。司机、阿姨、炊事员家中老小有什么困难，她总想着为人家能帮个什么忙。家人戏说她像个唐僧，她总笑笑不说什么或是简单一句：“别人有困难嘛。”盛北光曾笑说她，你那么好管事，成天动脑子，不会成老年痴呆。他就是这么一个慈善的长辈，有金子般心的革命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