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官法》征求意见，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调整了少尉、中尉、上尉的“最低任职年限”，由此前的2年、3年、4年改为2年、2年、3年，这显然是一个明显的“纠偏”！

2021年开始施行的新军官制度，提出了“前慢后快中间稳”的军官晋升路径，并广为宣传，但施行几年来，问题逐步显现，突出表现为“前慢”成为基层军官成长进步的最大障碍。

尉官晋升过慢，造成越来越多年轻军官的积压，很多年轻军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打击。另外，尉官年龄过大如果晋升不到校级军官，退役压力较大的矛盾更为突出。由于无法实现晋升且不能转业，部分年轻军官甚至出现“躺平”的想法，被动等待达龄退役。

笔者曾在此前的多篇文章中，对“前慢后快中间稳”这一军官晋升制度提出质疑，因为任何一个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老兵，都会深刻认识到所谓“前慢后快中间稳”，尤其是“前慢”的突出问题，好在这一问题终于在短时间内被发现并纠正了。

关于军官的晋升节奏，尤其是年轻军官的成长进步，一定要立足部队发展实际，切不可“照抄照搬”他国经验，甚至“纸上谈兵”，用过分教条、僵化的措施制约年轻军官的成长与发展，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否则后患无穷。就如中国足球，盲目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商业足球、金元足球模式，最终结果是“水土不服”，让中国足球的水平一降再降，惨不忍睹！

此前，少尉2年、中尉3年、上尉4年的“最低任职时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违背了基层军官成长规律，尤其是中尉、上尉的最低任职时间过长。实际上，担任连队副职的中尉，只是一个过渡性岗位，不适合工作太长时间，一般工作2年是合适的，而担任连队主官的上尉，适当的岗位时间积累可以提高带兵、训练、管理等本职工作能力，打牢岗位基础，因此，一般工作3年是合适的。

本质上来说，在军官的成长过程中，明确一定职级的的最低任职时间是必要的。但是，任何职级的任职时间均不能过长，过长的任职时间自然会挫伤工作积极性，将原本积累优势转化成劣势，在尉官尤其如此。

笔者认为，将尉官的“最高服役衔龄”、“最高服役年龄”同样应当适当压减，如少尉、中尉的最高服役年龄确定为32岁，上尉的最高服役年龄确定为37岁，并将最低任职时间确定为军官晋升的主要依据，而将最高服役衔龄、年龄确定为军官退役的上限指标，在激发年轻军官晋升活力的同时，增加退出现役的年轻军官年龄优势。在机关工作可以按照每个军衔最低任职3年晋升的节奏实现职级晋升。

上述措施的根本目的是用晋升效率激发年轻军官长期服役的活力，根本宗旨依旧是提倡“长期服役”。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军官的退役选择，优化“逐月领取退役金”的相关规定，降低“逐月”的“干龄”时间，比如降低到18年，让更多不足40岁的“上尉”可以选择“逐月”，在提高“逐月”吸引力的同时从而缓解军官“转业”安置的压力，更好的解决军官“三后”之忧。归结到一点，就是用吸引人的环境、制度“栓心留人”。

军官的晋升制度必须“科学”“规范”，而“科学”“规范”的本质要义就是不能脱离实际，要能够解决基层部队面临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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