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五年（前202年）二月，西汉初建之时，刘邦就正式分封异姓七人为诸侯王。

燕王臧茶，王都蓟县，封域上谷、渔阳、右北平等六郡；

韩王信，王都阳翟，封域颍川一郡；

赵王张耳，王都襄国，封域邯郸、巨鹿、常山三郡；

楚王韩信，王都下邳，封域东海、会稽、泗水等五郡；

淮南王英布，王都六县，封域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

梁王彭越，王都定陶，封域砀郡一郡；

长沙王吴芮，王都临湘，封域长沙、武陵二郡。

七国合计共领支郡二十二，占汉初疆域的一半，中央仅领二十四郡之地。

刘邦实行封建明显非己所愿，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布、彭越、张耳等人通过楚汉之争已经手握重兵，占据要地，形成割据之实，刘邦不得不以封建的手段来换取他们的效忠。

当年韩信请封假齐王，刘邦虽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封其为真齐王。所谓封建不过是对现实的暂时低头而已。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因此刘邦在第二年便开始亲自动手逐个翦除异姓王，并最终于高帝十二年将其削得只剩下一个最弱的长沙国。

这一工作整整用了六年，比楚汉战争还长了两年，不可谓短，但为什么这些异姓诸侯没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邦？反被各个击破呢？

原因有三：

异姓王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形成统一的联盟。

他们虽然在名义上隶属刘邦麾下，并共同击败项羽，但之间并没有多少联系和战友情。比如韩信、彭越、英布三人，楚汉相争时韩信在北攻城略地，彭越在荥阳一线辅助刘邦打游击，英布则在南牵制、堵截项羽，除了垓下之战，三人是否见过面都两说。

再说他们之间本就存在猜忌和竞争，与刘邦的合作也更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彭越未能封王又是第一批站出来反对项羽的人，为了自保只能依附于刘邦；英布受到项羽的猜忌被其所败，又被刘邦收留掺了沙子，自然支持刘邦；而韩信受刘邦超擢，又满足了封王的要求，也要相助刘邦。

所以，当韩信在齐地强大时，彭越、英布等并未与其合作，而当刘邦对韩信下手时，其他异姓王也没有积极响应支援。

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帮助韩信对抗刘邦，可能会引火烧身，而且也不确定韩信在危机解除后是否对他们构成威胁。在他们看来，韩信来自汉军系统，他与汉王的相斗未尝不是鹬蚌相争。

另外，他们之间以前没有从属关系，现在也没有主次之分，谁受谁领导根本就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错过了联合抗汉的机会。

异姓王的实力参差不齐，面对刘邦的打击，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比如，韩信军事才能卓越，其兵力和影响力在异姓王中都比较突出，但当刘邦伪游云梦时，其他异姓王都不敢贸然行动，当然也存在坐山观虎斗的心思。

燕王臧荼实力较弱，在刘邦的军事压力下很快被消灭，诸侯根本来不及反应；韩王信因处于边地，在刘邦的怀疑下只能与匈奴勾结，其他诸侯自然不屑与之为伍；而长沙王吴芮从始至终就抱定了当缩头乌龟，实力被一削再削。

后期最强的英布则从一开始就错估了形势，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对抗刘邦，其他诸侯王被灭，在他看来未尝不是给自己消灭竞争对手。

不同的异姓王面临不同的形势，自然无法统一行动。

不得不说世人低估了刘邦的军事才能和手段。

刘邦自己虽然说，取天下靠的是萧何、张良、韩信三人，但他毕竟也是一位马上皇帝，作战从不落于人后。

楚汉争霸正面硬抗项羽的一直都是刘邦而非韩信，霸王的战力之强绝非其他诸侯可比，世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而且，刘邦和项羽也是有胜有负，彭城大败后，他不仅以自身为饵（很少离开荥阳前线）不断逗弄项羽，在荥阳与其死瞌两年多，还能分出兵力让韩信、曹参北上，攻取燕赵之地，后来更是在阳夏、固陵、陈下三次正面击败项羽，最终才有了垓下一战前的大好形势，这样的表现绝非他自己所说的“躺赢”。

在分化瓦解异姓王上，刘邦更是体现了自己超卓的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

他一方面对一些异姓王进行安抚和拉拢，如对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张耳早死，刘邦把和吕雉生的唯一长女鲁元公主嫁给了其子张敖）采取较为温和的策略，使其保持中立。另一方面，又以果断的军事行动迅速打击反叛的异姓王。

比如对实力最强的韩信。垓下之战后，他第一时间就夺了韩信的军权，并将其迁封至楚地，这样既使韩信失去了根基，又让其他诸侯不至于反应过度。

刘邦还运用政治手段，如以谋反等罪名对异姓王进行打压和制裁，使其在政治上占据主动。

比如对彭越，在其未听命出兵时，借机将其流放，然后又通过吕后处理掉已失去爪牙的韩信和彭越，这样既可委过于人，又使其他异姓王更加恐惧和不安（吕雉的残酷手段起到了震慑作用），不敢轻易联合反抗。

此外，刘邦还得到了众多大臣和将领的支持，使其在资源和军事力量上更加处于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对一部分较弱的异姓王采取了果断的军事行动。

比如，在平定燕王臧荼、韩王信、陈豨等叛乱时，刘邦都果断出兵，以迅雷之势逐个击破，根本不给其他诸侯反应的时间。

刘邦善于将将的长处在这些平叛中体现的淋漓尽致。陈豨反后，常山郡二十五城中有二十城跟随造反，赵国相周昌建议把常山的郡守、都尉统统斩首，刘邦却认为这是自己实力不足的缘故，不仅赦免了他们，还保留了他们的职务。

后来，刘邦又让周昌寻找赵国能带兵打仗的人才，周昌推荐了四人，刘邦一见便破口大骂:“这些臭小子能打仗吗？”周昌和这四人都羞愧地匍匐在地。刘邦却话锋一转，不仅都给了一千户食邑，还任命他们为将。

你说，这些人能不为刘邦效死吗？后来陈豨的很多部将被诱降皆因为此。

刘邦讨伐卢绾时曾下过一道诏令：燕国六百石官，只要不跟随卢绾，都爵升一级；随之但能醒悟者，不仅不予追究，也赐爵一级。于是刚开打，燕国的官吏就纷纷投降。

正如王陵所说，刘邦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但刘邦却能使人攻城略地，“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而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所以失天下也。”

项羽以力胜，韩信以谋胜，但在攻心这个领域，他们都差刘邦好几个段位。

英布谋反前曾说了这么一句话：“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

韩信和彭越是英布最忌惮的两个人，但二者已死，刘邦又年老，不能亲征，“故遂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英布看来，刘邦亲征与韩彭带兵是一样的，都为其所惧。

刘邦的能力也是他们不敢主动联合造反的原因之一。

西汉封建消亡史

刘邦消灭异姓王并不是西汉封建的结束，而是开端。

至高帝十二年，“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十五郡。”

也就是说，刘邦死前，诸侯王所占疆域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许多，汉中央由原来的二十四郡变成了当时的十五郡，只不过是，七大异姓诸侯变成了一异姓九同姓诸侯。

楚王刘交，王都彭城，封域彭城、东海、薛郡三郡；

齐王刘肥，王都临淄，封域胶东、胶西、济北、琅琊等七郡；

赵王刘如意，王都邯郸，封域恒山、中山、巨鹿等六郡；

代王刘恒，王都晋阳，封域太原、雁门、定襄、代郡四郡；

梁王刘恢，王都定陶，封域砀郡、东郡二郡；

淮阳王刘友，王都陈县，封域陈郡、汝南、颍川三郡；

淮南王刘长，王都寿春，封域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

吴王刘濞，王都广陵，封域东阳、吴郡、郸郡三郡；

燕王刘建，王都蓟县，封域广阳、上谷、渔阳等六郡。

长沙王吴臣，王都临湘，封域长沙、桂阳、武陵三郡。

至于刘邦为何没对吴芮下手，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吴芮选择彻底“躺平”，一点反抗的心思都没有。

除了行事低调（在封地内宣扬“和平共处”，大力推广水稻，什么好事都干，就是不发展军事）外，吴芮还主动把自己的地盘，划出一部分交还给中央，让刘邦直接派人接管，就连手里的军队，也交出了很大一部分，给了刘邦的堂哥荆王刘贾。

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自然也乐得树立一个“君臣相爱”的典型，让吴家在西汉袭封五代长沙王，善始善终。

除了吴臣，其余九大诸侯王皆是刘邦至亲，其中除楚王刘交是其弟，吴王刘濞是其侄外，余皆其子。这时九同姓国与异姓长沙国总封域达到了41郡，刘邦自领的汉郡，比高帝五年时更形缩小。

除了以上同姓与异姓诸侯（又称内诸侯），还有所谓的外诸侯，他们只是称臣纳贡而已，不受汉王朝控制，其领地也在汉初疆域之外。

高帝时期共封外诸侯三人：五年封故越王亡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十一年封秦南海尉赵佗为南越王，王南海、桂林、象郡；十二年封“越之世”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地在闽越、南越、淮南三国之间。

王国的总实力远大于中央，自然给后世的文景二帝造成了困扰。

汉文帝刘恒实行“以亲制疏”与“众建诸侯”（可以看做推恩令的雏形）的策略，徙亲子淮阳王于大国梁国，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

这一方面使王国数目增加，但封域大大缩小。至文帝后期（前164年），共计有17诸侯，即高帝末年的9国（淮南王刘长因图谋叛乱在文帝六年被除封）加上济北、济南、淄川、胶东、胶西、城阳及庐江、衡山8国。

另一方面，部分王国徙置或废除为汉郡，加之又把汉郡划小，故使汉郡总数也有所增加。如淮阳王徒梁，淮阳郡归汉所有；齐一分为七时，琅邪郡归属中央；河间国除，其地入汉，分为河间、勃海、广川三郡。故与17诸侯同时并存的汉郡有24郡之多。

众建诸侯之策在文帝时尚未遍及所有诸侯国，故仍有地兼数郡的王国存在，如吴、楚、赵、代、燕等。

异姓长沙王则恰好在文帝的最后一年亡而无后，依例国除，其所属三郡也尽归于汉。

可以说，文帝通过以亲制疏与众建诸侯两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但诸侯王的总实力并没有被完全削弱，只是单个诸侯的实力因为控制郡数的减少而有所衰减。

景帝登基伊始即封亲子六人为王，新立临江、淮阳、长沙等六国；又采用晁错“削藩”之策，相继削赵之常山，楚之东海，并打算削吴之会稽与鄣郡，从而引起七国之乱。

临乱之前是22王国与24汉郡并立之势。这22国是上述六国及前代原有之16国（少了长沙国）。

乱平之后，各王国支郡收归中央所有，同时景帝又封七子为王，以部分汉郡及所削支郡置国，继续实行以亲制疏与众建诸侯之策。

至中元六年（前144年）西汉王朝共有25诸侯国，王国总数达到最高。同时，由于王国支郡悉属于汉，汉郡总数也达到了43之多，这就是《史记·诸侯王表》所说的“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谪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咸纳于汉”的局面。

自此，王国地仅一郡，地位也等同于郡，封建制名存实亡。

武帝行推恩法，继续蚕食王国领域，以后历代皆奉行此法，直至汉末。

推恩令名义好听，是使诸侯太子以外不能继承王位的诸侯子都能沾沐皇恩，得以封侯，实际目的却是要将这些侯国纳入汉郡之中。

而且实行推恩令貌似自愿，实为强迫，有多少王子，则须分封多少侯国。王室一般多产，故侯国之封前后竟有数百之众，几代以后，绝大多数王国就已经封无可封。

古代四大阳谋，绝非浪得虚名。

另外，从景帝开始就对犯法诸侯实以削县惩罚，如景帝二年胶西王有罪，就削去胶西国封域大半，武帝以后更是如法炮制，甚至加倍以罚，如元朔中削梁孝王八城，成帝元延中又削梁五县；又如宣帝时长沙刺王有罪，亦削八县。

诸侯王动辄得罪，削县之事不绝于史。因此推恩与削县两个办法使王国领域不断缩小，汉郡不断增加。

至成帝绥和年间（前9年左右），全汉共有19个王国和84个汉郡，虽然王国数量占到郡国总数的近1/5，但一共只领123县，仅占西汉总县数1587县的1/13而已。

至此，再也没有一个王国能与汉中央对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