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全球范围中，优越的重量级中国研究学术专著文献已经主要是英文原作的，较少有中国自身生产的研究。这是个出人意外的、亟须改进的局面。 怎么会这样？一个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术体系多年以来一直有意无意地轻视，甚至等于是压抑有份量的学术专著研究。目前，在高等院校学术评估的体系中，一本专著仅仅被赋予相当于两篇文章，或一本译作的等值。在那样的制度化体制下，青年学者们大多选择要么写文章，要么翻译外文著作，而不是认真投入原创性专著的写作。文章要比长篇专著省时省事得多。翻译当然也比写原创专著省力得多。一本原创性的高水平专著须要多年的投入，在目前的学术奖励体制下，实在划不来。这是为什么如今在中国，高水平、有份量的专著已经比较罕见。它的写作不仅没有受到鼓励，实际上是被有意无意地压抑的。（黄宗智、赵珊，2024）固然，在那样的制度化环境下，有的学者仍然认真投入并写出了优越的专著，特别值得我们尊敬。 在全球范围中，一般的学术体系几乎没有例外地是主要由重量级专著奠基组成的。此点在美国，包括其中国研究领域，非常显著。历史学，也包括大多数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都是以重量级专著文献为主的。一位学者的生涯主要开启于将已经投入数年时间(文科平均三年)的博士论文再加上几年的全力投入来形成自己的第一本专著。也就是说，前后一般不少于五年到八年集中投入来生产的自己的第一本专著。这毋庸说是和专著被设定为晋升具有终身权的副教授职称的至为关键条件的制度直接相关的结果。与此相应，社科领域中的基础性文献一般全都是由专著组成的。我们只需查看一般美国的研究生课程的读书单，包括中国研究领域的，便会明确知道，专著乃是其几乎所有学术领域中至为关键的奠基性文献。 当然，在社会科学（包括史学）领域中，经济学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它相对比较偏重量化研究，较多使用非一般文字的图表，并偏重论文多于专著。虽然如此，即便是经济学，在美国的研究生培训过程中，仍然几乎全都会纳入一定比例的专著书本。 中国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所做出的战略性决策则等于是严重压抑专著，基本完全以简短得多的论文而不是专著来作为学术的主体。之所以相对轻视专著的不言而喻的部分原因是，论文的质量，包括学术内容和文章表述与用词，相对更容易通过学刊而广泛采用标准化的评估，包括通过学刊的体系而设定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制度，加上使用制度化和量化的标准来确保质量，包括监督其政治内容和表述。 发表专著的出版社们则一直相对较少实施制度化的评估。在实际运作中，目前的中国出版社仍然大多仅依赖相关编辑自身的判断，并没有像美国的学术出版社那样，一律采用制度化的、较客观的同行匿名评审程序。当然，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中国的评审须要包括由编辑们把关的政治评审。无论如何，结果是，相比美国，专著在中国学术中所占的地位要轻微得多。 在如今实际的运作中，中国的学术研究的主要出版方式已经成为几乎完全以相对简短的论文为主，较少有重量级的专著，而且，如此的状态已经成为国家学术管理的一种基本战略。（黄宗智、赵珊，2024）与美国的偏重专著学术体系相比，差别非常显著。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社科学术领域（除了经济学）的主要文献都在重量级的专著，而在中国，如今则越来越成为完全在简短、狭窄得多的论文。大多数的社科领域都越来越少有中国自身生产的重量级专著。 部分由于此，如今翻译来的海外英文中国研究文献，特别是重量级的专著，实际上有点不可思议地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国研究学术领域中的主要奠基性著作。在“与国际接轨”和“引进”的国策下，众多中国学者投入其翻译工程，其总量目前已经渗透到英文文献中次级的文献，绝不限于至为优越的著作。(相反方向的中翻英的文献则绝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少有能够从事将中文专著翻译成非母语的英文的人士，相对来说，将英文翻成中文母语要容易得多。) 结果是，尤其在近现代中国的研究文献中，从英文原作专著翻成中文的中国研究文献在数量上已经远超过中文原作专著，并且，已经大规模纳入次级的英文专著。重量级中文的中国研究则相对少见，更少会被翻成英文。 这就造成目前中国研究文献的意外的尴尬状态。如上所述，首先是优越中文原作专著相对稀缺，如今已经主要以英译中的著作为主。再则是英译中的专著文献的质量实际上参差不齐，有高质量的著作，但也有次级著作。加总起来，形成了对局外人来说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状况：如今中国的中国研究的专著文献实际上很大部分是英文原作翻译过来的，而且，其中包含众多次级的著作，中国自身的中国研究专著则相对少见，也几乎完全没有被翻成英文的。其总体结果是，中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种可以称作“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有意设计，而是源自上述几种制度化因素的偶合与交汇的结果。 它包含的是多重层面的不可思议。首先是，如上所述，在全球范围的优越重量级中国研究专著文献中，中国文献严重稀缺。也就是说，国际中国研究专著文献基本已经成为外国的英文原著文献的天下。而且，在“与国际接轨”国家政策的有意无意推动下，众多中国学者大规模投入英文中国研究文献的中译，包括大量次级的著作。结果是，即便是研究中国的文献，如今也已经主要以外文原作为主，无论优劣。如此的局面不是出于任何人的有意设计，而是源自上述几种制度化原因的偶合与交汇的结果。 结合中国学术体系自身对中国学者写作重量级专著的忽视，乃至于压抑，促使一种任何中国人都不会愿意看到的、实际上等于是中国的中国研究学术近乎不可思议地是以英文原作的专著为主体的状况，一种实际上等于是可以称作“自我半殖民地化”的学术局面。 怎么办？国家须要做的首先是，重构中国目前的专著客观环境，不是对其的轻视、乃至压抑，而是积极的鼓励，来推进更多重量级的中国专著的写作。在全球国际学术视野中，专著无疑仍然乃是几乎所有重量级社科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核心，但在中国则已经比较罕见。 中国目前的学术评估体系亟须改革，亟须正视专著的写作并给予其适当的奖励，不可继续像目前这样压抑重量级专著，基本仅鼓励短篇幅、狭窄议题的论文的写作。它是促成目前近乎不可思议的趋向的一个重要肇因。 至于相关的中国出版社们，应该采纳一种类似于相对普遍的文章评估制度，纳入专业同行的学术质量评估，而不是像目前这样，主要依赖出版社的编辑们来既负担政治考量的把关，也做出学术质量的评估。目前的专著学术体系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中文的中国研究专著不仅相对罕见，而且在其有限的数量中，质量参差不齐。 事实是，一个缺乏重量级专著的、只能完全依赖相对简短的论文的学术领域，只可能沦为一种次级的学术领域。在如此的情况下，全球范围的中国研究只可能越来越以外国的、主要是英语的专著原作为主。如今，即便是中国历史的研究，包括近现代史，都已经一定程度上处于这样的状态。 这是一个中国国家自身绝对不应该有意无意地赞助、协助的趋势，而是其亟须改革和纠正的局面。今天，无论是国家还是中国的个体学者，都须敲响警钟，改革目前的学术体系，积极参入或协助推进更多优质重量级中文专著的写作，扭转目前有意无意中已经形成的中国研究学术近乎自我半殖民地化的恶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