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新四军进入山东与原来留守在山东的部队，整编为山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司令员，黎玉担任政委。
次年1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而担任华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却被刚从东北返回山东工作的饶漱石联手康生进行持续性批斗。
面对饶漱石和康生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黎玉坚信“相忍为国”的道理。
保持组织内部团结，不影响我军作战，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党和军队的最大利益，因此他没有反击饶漱石和康生的构陷。
这一决定不仅导致后来几十年黎玉都背负着污名，而且还导致他在解放后没有得到任何军衔，他曾经的下属都有军衔而他却默默无闻。
饶漱石和康生究竟是如何构陷黎玉的？后来这件事有没有得到平反？
一、黎玉主持山东大局，一切井然有序黎玉于1906年出生于山西，上初中的时候，接触到新思想。
20岁那年，黎玉经人介绍入党，开始跟着党组织在山西从事地下党工作，积攒了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候，黎玉和部分同志被叛徒出卖，而被关进监狱。
一年以后，他被家人保释出来后，发现当地党组织已经被国民党摧毁了。
与组织失去联系，黎玉前往北京上学，在那里再次找到党组织。
从1936年开始，黎玉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前往山东工作，负责重建屡次被敌人破坏的山东党组织。
在没有外援支撑的情况下，他发挥自己的所长，发动群众，很快在很多乡村和城镇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被敌人摧毁的地下党组织也得到了重建。
此外，他还发动了多次抗日武装起义，后来又根据中央指示，把各地武装起义的力量整编为抗日游击队。
到了1938年4月，黎玉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时候，整个山东省的抗日游击队已经拥有一万民兵、25个团和2万多人组成的正规军事力量。
毛主席喜出望外，肯定他的工作结果，不要介怀敌人叫你是“土八路”，并答应他将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和善于打仗的人前去统领军队。
这年11月，115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部前往山东。
次月，经中央指示，原来的山东游击队改编为山东纵队，黎玉任政委，总指挥是中央派来的张经武。
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队指挥多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统领各自从前指挥的军队，导致军队的指挥权在很多时候无法统一作战。
到了1940年，毛主席担心再继续下去，山东的局面将会影响作战效果。
于是委任罗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之前派去山东的陈光、朱瑞等人先后陆续被调回延安。
黎玉在山东从一无所有发展到后来的数十万人，居然没有得到任何职位的提拔，反而委任了刚来不久的罗荣桓。
黎玉得知此事后，劝说大家，要从大局出发，罗荣桓经历过反围剿、走过长征、参加了东征、在山西等地抗日多年……
可以说，黎玉的劝说，解决了组织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使得大家同心协力协助罗荣桓，推动了山东革命根据地快速发展，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储备了军事力量。
二、黎玉被饶漱石和康生构陷，没有反驳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离开山东，并于1945年12月把山东局改组为中央华东局，黎玉任副书记，担任书记的人是改变黎玉命运的饶漱石。
饶漱石的工作经历也很丰富，不仅限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与组建过红十军等，还曾被组织派到苏联去周旋于美国、法国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大国，从事国际统战工作。
不过，饶漱石在1946年1月，又被组织先后派去北平、东北等地工作，直至到了次年的1月份才返回山东。
在饶漱石不在山东的一年里，黎玉以山东省政府主席和华东局主管土改工作的副书记。
按照中央文件《五四指示》精神，参照山东本地的情况，制定了《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指示》（简称“九一指示”）和《山东省政府实行土地改革的布告》。
这三份文件为山东的土改指明了方向，确定了改革的途径，明确了土改的具体事项，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本应该可喜可贺，但实际上，这三份文件成了饶漱石批判黎玉，导致黎玉蒙冤几十年的文件。
时间倒回到1947年1月，饶漱石回到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
为了实现自己可以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的局面，饶漱石联合康生，开始批斗以黎玉为代表的山东地方干部。
毛主席在1946年年底的时候，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把原来《五四指示》中政策做了部分修改，尤其是“区别对待”改成了“平分土地”。
那时，康生还在延安，知道毛主席的这个想法，到达山东之后，便联合饶漱石以此为出发点，批判黎玉和山东地方干部制定的《九一指示》。
饶漱石和康生认为《九一指示》里山东党走的是“富农党”路线，山东土改走的是“富农路线”，也是背离了毛主席的《五四指示》。
黎玉反问饶漱石，什么是“富农路线”？按照中央指示办事，哪里体现了“富农”？
饶漱石回答不上来，但在他的执着坚持下，1947年2月，以文件形式《二二一指示》，正式指出山东土改中存在着“富农路线”倾向，要求山东各地给予纠正。
事情到此，还没结束，在接下来的5、6、7月份，饶漱石又以华东局的名义发出一系列杜绝走“富农路线”。
这年7月7日，在饶漱石和康生的操控下，华东局又发了一份专门针对山东土改的文件《七七指示》。
认为这次的土改是领导们自满自足地放松土改，导致土改流于形式，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在这个文件中，还特别点名黎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不仅如此，之后，黎玉又被饶漱石和康生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各种帽子，从各方面否定了黎玉来到山东后，为军队建设、党组织发展等做出的贡献。
面对饶漱石的无端指责，在之后的华东局负责人会议上，黎玉申辩过，但是无效，因此从那以后，他不再为自己辩解，也不允许其他人向中央打小报告。
三、解放后没有得到重用，晚年得以平反解放后，黎玉再次遇到了饶漱石，不得不说冤家路窄。
他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人是饶漱石。饶漱石再次打击黎玉，三年后，将其撤职为劳动工资处处长。
曾经跟他平级的陈毅等人，还有比他级别低的人，在解放后，都陆续得到了提拔重用。
甚至还被封为开国上将或者是开国中将，而他在山东工作时期被饶漱石扣上的帽子，还未被脱掉。
直至到了1986年，逝世前不久，他才收到中央为其在山东遭遇错误批评的平反通知。
时隔近40年后，才得到平反，对黎玉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也有人曾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为自己辩护。
他回答道，当时我党正处于与国民党进行决战的时刻，一切都应该从大局出发。
他认为自己在山东从事工作多年，如果公开跟饶漱石等人叫板，势必会在党内和军队内部产生很大的影响，可能会造成饶漱石和康生等人在党内和军队里搞内部斗争。
总结：古人有言，“相忍为国”，为了国家的利益，不计较一时得失，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
黎玉的做法，避免了与饶漱石和康生等人产生内部斗争和分裂，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