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后期的书法家大都对收藏金石碑版有浓厚的兴趣，即使是在创作上遵循帖学传统的李宗瀚、郭尚先、林则徐等人，也都有收藏监赏金石碑刻的爱好。而接受碑学理论,重视取法金石碑版的书家，不仅与金石学者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积极投入考察、收藏碑刻的实践中，在金石学碑学的普及和社会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何绍基不仅在碑派书法创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他也是道、咸、同时期提倡碑学理论和搜访鉴藏、传播保护金石碑刻拓本的重要人物。

何绍基上承阮元、张廷济、包世臣、李兆洛、吴荣光等人指教，又与邓石如之子邓传密、伊秉绶之子伊念曾等往来甚多，耳濡目染，对乾嘉间老一辈的风流文采、雅人深致既心仪神往，更笃行仿效。他年轻时随父亲居济南，即与当地蒋伯生、周通甫、杨徵和、张渌卿、朱季直等一批喜欢金石书画的年轻人相结识，“谈碑看画,过从无虚日”。

以后应试宦游，辗转南北，所交皆一时收藏名家，访拓碑刻始终是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何氏与吴式芬、吴雲、崇恩、程洪溥(号木庵)等收藏家友谊甚笃，过往频繁，诸家藏品多请何氏赋诗题跋。

作为书法家，何绍基亦富于碑刻拓本收藏，且多有善拓珍本。北魏《张黑女墓志》出土后原石即不知所在，拓本流传极罕见。何绍基在济南购得孤本，视为奇宝，包世臣数跋亦推崇备至。

何氏自得此拓后，“往返二万條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中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又有诗云:“肄书搜尽北朝碑,楷法原从隶法遗。来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几人知。”何氏还藏有李邕书《法华寺碑》宋拓本和薛稷《信行禅师碑》旧拓本，皆为海内孤品。

在何绍基的金石好友中，达受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达受本为名家子弟，姓姚氏，浙江海宁人。后剃度为僧，号六舟。达受工于书法，所作篆书取法汉金文,方严缜密如玺印文字，面目新颖,别具一格。

尤擅拓铜器纹饰及款识，能将器物全形阴阳虚实拓于一纸，堪称绝诣。又精于鉴赏古器碑版，虽出家为僧而不受拘束，行脚半天下，名流硕彦无不乐与名义，被阮元称为“金石僧”。达受平生与微州人收藏家程洪薄及何绍基相交最投契，曾为程氏拓辑所藏铜器，至有锈迹班驳文字难辨者，亦能剔清精拓，使字画明朗如新脱于型，一时名声远播。

何绍基与达受交往二十多年，经常以拓本互相寄赠，每当见面则纵谈金石书画，晨夕无间，有时辩风起,奇论电发蚊蹲于鼻，汗流被髁而不知也”？

同何绍基、赵之谦在自已的翰墨和金石生涯中，也与同时期的金石学者及收藏家结成了一个能够影响风气的活跃群体。赵之谦交游极广，除当时学者名流潘祖荫、李文田、王懿荣、何传洙、江堤、刘铨福、傅拭戴望谭献及张鸣珂等人外，尤与胡澍、沈树镛和魏锡曾三人友谊至深,往来最密。四人皆癖嗜金石,相与访碑探古，交流藏品，赏奇析疑，晨夕无间。

赵之谦著《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及《二金蝶堂双勾汉刻十种》,都是在这三人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完成的。特别是沈树镛，家资丰厚,又与吴大激为亲戚，精于鉴赏，收藏颇富，而以黄易旧藏汉石经残字最为著称。沈氏曾请赵之谦在其庋藏中选定魏齐造像二十品,皆字体笔法最精妙者,亦名重一时。

与一般金石学者和收藏家不同的是，书法家在收藏鉴赏金石碑刻的活动中，更注重作品的书法风格和字形、笔法特点，通过对拓本的研究来达到了解书法发展规律、丰富借鉴取法来源和提炼技法风格的目的。

因此，同乾嘉以前相比,道光以后的收藏家和书法家在重视碑刻拓本的年代早晚、拓工优劣及递藏脉络等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热情和丰富的经验。

通过收藏家和书法家们共同的提倡、宣传，一批具有很高收藏价值和书法价值的珍贵拓本脱额而出，身价倍增，成为收藏家和书法家争相追求罗致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