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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持一个国家日常事务的，绝大部分是循规蹈矩的政客，或者分管某一具体领域的技术官员。但能对一个国家进行整体规划、长远布局的，非政治家不能为之。什么是政治家？
那些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能力，并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力，对国家、社会和历史发展起到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便可以称为政治家。
在领导国家、推进政策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受到非议，可能不被大众理解，但这都不能动摇他们的道心。因为所有政治家的共同点，便是不在乎个人利益的得失，不在乎短期利益的增减，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名誉，只要对国家有益、对人民有益，他们都能坚持政治原则，逐步推动相配套的政策。
以无我的境界，在空间层面谋划国家的全局、在时间层面谋划国家的万世，就是政治家的标准历史形象。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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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的政治生涯，源自一场政变。早在晋楚争霸胜负未分的时候，郑国朝堂就在归晋、归楚的问题上有分歧，于是产生了以子驷、子国、子耳为首的亲楚派，以子孔、子蟜、子展为首的亲晋派。
公元前563年10月，因子驷整顿田亩而利益受损的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等人在亲晋派的支持下，聚集家奴发动政变，一举诛杀子驷、子国、子耳，郑国的亲楚派一败涂地。子产，就是亲楚派领袖之一子国之子。听到政变的消息，子产立即带着家族私兵进宫，收敛其父子国的尸体，并诛杀尉止和子师仆，逼侯晋逃往晋国，堵女父、司臣等人逃往宋国。
做完这一切，子产便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继承其父子国的政治路线，联合郑国的亲楚派力量，向亲晋派发起反攻，成则掌握郑国的军政大权，败则身死族灭。要么放弃其父子国的政治路线，以个人的身份，融入政变的胜利者亲晋派一边。子产，选择了后者。
这就意味着，子产把平定政变的行为，限制在“为父复仇”的层面，而不是积极参与郑国的路线斗争。在“九世之仇犹可复”的时代背景下，子产的这一行为，极大提高了自己的道德形象，却不用付出任何实质代价，还为日后的辗转腾挪留下余地。
随后，亲晋派的子孔做为政变的最大受益者，开始执掌郑国，并准备诛杀不顺从的大臣，清理亲楚派余孽。但子产提议，既然你子孔已经取得郑国的最高权力，就应该团结大多数，安定郑国的人心。大肆诛杀，必定造成人心混乱，不利于郑国的长治久安。楚国数次降伏郑国，畏惧楚国的郑国贵族不在少数，尽管亲楚派的三位领袖已经死亡，但郑国的亲楚派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所以此话一出，子产便以维护亲楚派其他成员生命安全的姿态，获得亲楚派其他成员的鼎力支持，隐隐的成为这股政治力量的新领袖。子孔要清理亲楚派余孽，归根到底是认为亲楚派没有领袖，已经成为一盘散沙，清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但子产的一句话，又把亲楚派团结起来，如果子孔按原计划行动，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于是，子孔开始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要么顺水推舟做好人，推进归晋的政治路线，要么大肆诛杀做恶人，和亲楚派做不死不休的斗争。
经过短暂的思考，子孔选择了代价最小的一条路，即同意子产的意见，和郑国亲楚派和解，双方共同推进郑国归晋的政治路线。这样一来，亲晋派获得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亲楚派保住身家性命，郑国明确了未来的前进方向，而初出茅庐的子产拥有了雄厚的政治基础，简直是赢麻了。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子产，就用这两件小事，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天赋。公元前555年，亲晋派领袖子孔，又一次产生了大肆诛杀的想法。不过，这次提出大肆诛杀，不是要清理亲楚派余孽，而是清除异己独揽大权。为了达到目的，子孔竟然背叛自己的政治路线，准备背晋归楚。
“郑子孔欲去诸大夫，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
子孔的做法，相当于春秋版的挟洋自重，自然激起郑国朝野的反对，再加上子孔掌权以来专横跋扈，把郑国朝野都推到他的对立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次年秋，子展和子西（子驷之子）联合诛杀子孔，郑简公事后予以承认，任命子展为当国、子西为听政、子产为卿。
当国，掌握郑国的军政大权，地位仅次于郑简公。听政，负责郑国的日常政务。卿即亚卿，辅佐当国和听政，相当于常务副总理。这次事变，真正实现了原亲晋派和原亲楚派的大融合，从此以后，归晋成为郑国无可争议的国策，子产更是顺利晋升为郑国的第三号人物。在一次次的血腥杀戮中，子产进步了，也成熟了。
他在亲晋派和亲楚派的斗争、杀戮、融合中，逐渐养成不卑不亢、中正平和的政治风格。他亲眼见证了郑国的混乱政局，基本确立了重建政治秩序、以法治国的政治理想。子产相信，唯有如此，才能带领郑国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获得一线生机。公元前548年5月，崔杼诛杀齐庄公，带领齐国倒向晋国，晋平公随即统兵东征，和崔杼达成协议，一举降伏齐国。与此同时，郑国的子展和子产统帅七百乘战车，南下伐陈，替晋国削弱了楚国的势力范围，也给郑国开疆拓土。
事后，子产穿着军装到晋国献捷，并汇报伐陈的过程。因为郑国伐陈没有得到晋国的授权，晋国的士弱就质问他：“没有晋国的授权，郑国为什么伐陈？”子产说了一大段理由，其中一句是：“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现在的大国土地广袤，不都是侵略小国换来的？为何大国能开疆拓土，小国就不行？士弱又问：“你为什么穿着军装来汇报？”
子产：“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郑武公和郑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的卿士，有奉王命出征的资格。虽然后来郑、周的关系不睦，但晋文公曾下令，各诸侯国恢复周朝的职务，故而郑国可以伐陈。
总而言之，郑国归晋、尊晋但不媚晋。此为子产不卑不亢、中正平和的政治风格。同年底，子产和子大叔聊天，子大叔问他：“如果你执掌郑国，将如何治国理政？”子大叔是子蟜之子，此时是游氏宗主、郑国大夫，他向子产提出这个问题，未必没有试探子产的政治野心、施政方略的意思。
子产答道：“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治国理政和种田一样，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并持之以恒的做下去。只要不违背世人的共识、遵守既定的法律法规，基本不会出问题的。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子产有浓厚的以法治国情节，浑身散发着“温而厉”的气质。此为子产重建政治秩序、以法治国的政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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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子产已经有了治国理政的能力，但他想施展抱负，还需要一些契机。静心等待数年，子产的机会来了。公元前544年，郑国的“当国”子展去世，其子子皮继承“当国”的职位，执掌郑国的军政大权。而“听政”子西早已去世，子耳之子伯有继任“听政”，负责郑国的日常政务。子产，依然是郑国的卿。郑国的三巨头变成子皮、伯有、子产。
按照正常的权力分配，郑国的一切事务都是他们三人商议决定，其他人只有奉命执行的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但在政治秩序混乱的国家，总有人不走寻常路。
同年冬，伯有命子皙出使楚国，子皙就直接拒绝：“现在郑、楚的关系不佳，你让我出使楚国，纯粹是借刀杀人，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然后就回家召集私兵，准备讨伐伯有。幸亏郑国群臣劝和，才避免了一场内讧。
子皙是子皮的同母弟，他拒绝出使楚国，事实上就是借家族势力和兄长的权威，挑战伯有的地位。但伯有也不是没有问题。《春秋左传》写道：“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伯有嗜酒如命，为了收藏美酒，专门在家里建了一座酒窖。每天下班回家，他就彻夜饮酒，精神亢奋时又敲钟为乐，天亮以后，再带着一身酒气去上朝。一句话，伯有是个酒蒙子。
这种人常年脑子不清醒，昨天的事今天就忘，不说处理国家政务了，可能连正常的行事能力都没有。他和子皙的矛盾，估计事后就忘记了。
于是在公元前543年秋，伯有又一次提出让子皙出使楚国，子皙听闻大怒，直接起兵讨伐伯有，伯有醉醺醺的逃往雍梁（河南新郑），酒醒以后再逃许国。而在子皙的兵锋下，伯有的族人、宾客尸横遍野。子皙敢如此放肆，背后大概率有兄长子皮的默许。
但子产听闻郑国发生内讧，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收敛伯有的族人、宾客的尸体，然后一一安葬，让他们都能入土为安。子产的行为，直接引起子皮的赞赏。为什么？
因为子产的行为符合礼法，又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善心，完全符合处理日常政务的基本要求。这样的人才，子皮没有理由拒之门外。数日后，伯有回到郑国，召集党羽攻打新郑北门，而子皙的党羽见伯有卷土重来，也披挂盔甲冲到城门，和伯有的党羽爆发混战。做为郑国三巨头之一，子产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爆发混战的时候，双方都在拉拢他，希望他能站在自己一边，增加己方的力量。
但子产拒绝了双方的拉拢，并说了一句：“兄弟而及此，吾从天所与”——兄弟相争，我就不参加了，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我就站在谁的一边。不久，伯有战败，死在新郑羊肆，子产又遵循礼法，赶去收敛伯有及其党羽的尸体，把他们都安葬到斗城（河南开封、通许一带）。尽管子产没有明确站在子皮、子皙一边，但子产的行为，再次引起子皮的赞赏。
因为子产没有选边站队，说明他没有权力欲望、没有政治野心，更没有借政治斗争谋取权力的习惯，这样的人对子皮没有任何威胁。经过这两件事，子皮断定，子产是上天赐予他的绝佳政治盟友。在这样的考量下，子皮决定和子产结盟，并推举他接替伯有出任听政，负责郑国的日常政务。此时的子皮兄弟在郑国一家独大，其党羽又在郑国盘根错节，实力非常强悍。虽然子产也有追随者，但子产更像周朝礼法熏陶出来的正统政治家，而不是那种有枭雄气质的派系领袖。
这就意味着，子产是非常可用的人，但不是能带领党羽夺权的人，更不可能和子皮兄弟及其党羽抗衡。一旦子产轻易和子皮结盟，很容易沦为子皮的附庸，处理日常政务的时候，也会遭到子皮党羽的各种掣肘。于是，子产拒绝子皮的结盟要求，说道：“族大、宠多，不可为也”——你家的实力太强了，我谁都得罪不起，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这句推辞的话，可能是子产的真心话，也可能是子产以退为进，试探子皮的诚意，同时给自己争取更多的筹码。子皮见子产拒绝，直接亮出底牌：“虎帅以听，谁敢犯子”——放心吧，我全力支持你，你努力去做。如果有人冒犯你，我亲自锤他。子皮的态度，颇有一种邀请大贤出山的意味，子产非常感动，便接受子皮的邀请，成为他的政治盟友，正式执掌郑国的日常政务。政治天赋超群的贤臣子产，在郑国最强实力派子皮的支持下，就此开始了人生的黄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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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执掌郑国政务的时候，郑国已是弱国。于内政局混乱、民生凋敝、军心不振，于外则长期在晋楚之间摇摆，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要想扭转乾坤，难度非常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子产执政以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革内政。《春秋左传》写道：“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
都是城邑，鄙是郊区，都鄙有章即重新划分城、郊的界限，使郑国的行政区划井然有序。服是职务、事权，上下有服即厘清各级官员的职权，使郑国的各级官员各司其职，谁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都一清二楚的写出来。封洫是田地的边界，田有封洫即重新整顿田亩并登记造册，使郑国掌握了确切的基层经济数据。庐井是农村的房产和田亩，伍是赋税，庐井有伍即向农村征收赋税，扩大郑国的税基，充实郑国的财政收入。大人是卿大夫，与之是提拔举荐。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艰苦朴素、勇于任事的卿大夫，提拔到重要岗位，奢侈无度、尸位素餐的卿大夫，罢免官职回家反省。
这些政策，涉及到城郊规划、官员权责、整顿经济、征收赋税、工作作风等等，相当于把郑国重新梳理了一遍，给郑国制定了明确的政治秩序。子产要改革内政，必然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反扑。
例如郑国宗室丰卷就要求子产给他开后门，允许他和以前一样到田间狩猎，用新鲜的猎物祭祀祖先。但子产刚颁布政令，自然要维护政令的威严，便拒绝了丰卷的要求。丰卷大怒，立即召集私兵准备讨伐子产。幸好，子皮不遗余力的支持子产，动用自己的政治力量逼退丰卷，将其驱逐出郑国，保护了子产，以及子产的改革政令。
可以说，没有子皮的鼎力支持，就没有子产的改革。事实证明，子产的改革政令是符合郑国实际的。政令颁布仅仅三年，郑国朝野便焕然一新，人民群众歌颂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子产是郑国的栋梁、是人民的大救星，如果没有子产，我们可怎么办啊？民心如此，子产的改革大获成功，而这份改革的成果，子皮也要占一半的功劳。
虽然子皮对子产有知遇之恩，但子产没有把子皮视为恩主，更不会以子皮的私臣自居。子产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郑国的听政大臣、子皮的盟友、坚持原则的贤人。公元前542年，子皮准备任命尹何做封邑的“宰”，全权负责子皮封邑的一切事务。原本这是子皮的家事，和子产没有任何关系，但子产听说以后，立即跑去劝谏子皮：“尹何年纪太轻，你把他放到这么重要的岗位上，恐怕不合适啊。”
子皮听后满不在乎：“尹何是我的宠臣，我要给他一份前程。他现在年轻识浅，那就让他在工作岗位上锻炼么，慢慢的就适应了。”这是领导干部培养亲信的常规方式，非常普遍。但子产认为，大多数人认为对的，未必真的对，于是他向子皮说了一番话：“人和人相处，最终目的是互利。现在尹何的能力不足，你却让尹何负责封邑，万一出什么事，那不是害了尹何，也害了你么？其他人见无利可图，便不来追随你，你就要败了。万一你败了，谁来支持我？没人支持我，郑国怎么办？”
子产的一番话，把尹何的成败和子皮的命运、子产的命运、郑国的命运结合起来，让子皮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万一尹何真的不堪重任，引起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怎么办？每个人都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如果要付出的成本远远超过可能带来的收益，那么做决策的人，便倾向于采取保守策略，放弃冒险，保护已经得到的利益。听到子产的话，子皮犹豫了。
紧接着，子产抛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培养亲信的最佳途径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如此双向驱动才能利国利民。在重要岗位上培养一个未经考验的人，风险太大了。尹何，还是先去读书学习吧。至此，子皮放弃了任命尹何的想法，对子产的信任更上一层楼，甚至把自己的家事也托付给子产——“自今请，虽吾家，听子而行。”子皮，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子产了。子皮和子产的这番议论，便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二篇文章——《子产论尹何为邑》。随着子产和子皮的关系日益亲密，两人的合作便越来越顺利，进一步推动了郑国的内政改革。
公元前538年，子产针对井田制崩坏的现实，承认了人民群众开垦私有田地的合法性，并向城邑、农村的私有田地征收赋税，用做郑国军队的军费。这项政令，《春秋左传》用一句话概括——“郑子产作丘赋。”这样一来，郑国就在“田有封洫、庐井有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税基，而且是专款专用的军事赋税。军费充足，郑国军队的战斗力，自然能提升一大截。
对于郑国的国防安全来说，子产的这项政令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子产作丘赋”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做总体动员、出动数十万人进行灭国大战的先声，也是法家改造国家、最大限度攫取民力的预兆。但无缘无故的加税，郑国的人民群众非常不满，对子产的态度也由拥护转为大骂。面对社会风评的剧烈转变，子产毫不在乎，说道：“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制定的法令严谨一些，人们都想着越过法令的红线，如果制定的法令宽松，人们会更加肆无忌惮，以至国家不可收拾。
子产相信“单独的人”有高尚道德，但不相信“整体的人民”有向善向美的自觉性。与其制定宽松的法令，给人民群众一定的自由和利益，换取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称赞，最终导致国家衰败，子产宁愿制定严酷的法令，剥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利益，换取国家的实力增长，在大争之世保存国祚。可能在子产看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很多时候是相悖的。那么在特定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满意，国家利益就要受损，国家利益得到保证，人民群众就不会满意。要处理人民群众和国家的矛盾，一条不正确但可行的理论依据就是——得民心者不一定得天下，但得民力者一定不会失天下。
这应该是子产制定严酷法令攫取民力、补充军费的初衷。公元前536年3月，子产重新修订法令，并把法令刻在大鼎上，做为郑国举国上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这是子产不相信“整体的人民”的思想延续，同时也是重建政治秩序、以法治国的政治理想延申。晋国的羊舌肸听说此事，立即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大意是上古先王不制定法令，遇到任何事情都是临时处理，就是为了避免人民群众引用有利于自己的法令条文，互相争斗不休。现在你制定法令并公之于众，不是祸国殃民吗？
仅从字面上看，羊舌肸是崇尚先王之道，劝子产迷途知返。但事实上，羊舌肸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上古先王不制定法令，虽然有生产力不发达、社会文明落后的缘故，但这种不以法治国的行为，导致人民群众的生死祸福，都在上古先王的一念之间，客观上给上古先王提供了“雷霆雨露皆是天恩”的权威。现在子产制定法令，既约束贵族，也约束人民群众，举国上下一体同行，便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国君的最后决定权，削弱了国君和政府的权威。
权力厌恶真空，不在国君，即在人民。羊舌肸身处晋国六卿势大的环境，所以崇尚上古先王之道，希望权力回到国君之手。而子产主持郑国的内政改革，希望通过给人民群众让渡权力的方式，削弱国君、贵族和政府的权力。羊舌肸的建议有道理，但那只适用于晋国，不适合郑国的国情。于是，子产对羊舌肸的劝谏不屑一顾，回信里只有两句话：“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我要救郑国、救世界，就不能走回头路，必须探索新的前进方向。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有缘再见吧。
字里行间，充满了“我将无我，为万世开太平”的决绝。就这样，经过长达八年的改革，子产终于重建了郑国的政治秩序、整顿了社会经济、重振了郑国军队、弥补了社会法制的空白。郑国，不再是昔日的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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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改革内政，子产倒是达到政治家的标准了，但远远不能名留青史。因为名留青史的政治家，除了改革内政富国强兵以外，还需要在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并以其人格魅力征服人心。子产在这些方面也做的非常好，接下来，我们挨个来说吧。其一是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
子产的内政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他自己都说“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既然如此，子产的政令就必然引起世人的非议，尤其是学校，几乎就是褒贬子产及其政令的大本营。有人提议，关闭学校，让学生们闭嘴，维护子产和政令的威严。但子产拒绝了。
子产认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郑国颁布政令改革内政，不可能没有争议，那就让世人议论吧。如果他们说哪些政令有益，我就继续执行，如果他们说哪些政令欠妥，我就修改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得到及时反馈，对改革是有益的。最重要的是，世人如果对改革的政令不满，却没有发泄情绪的渠道，将来一旦出现什么变故，世人积压的不满情绪便会像山洪一样喷涌而出。到那个时候，世人就不会争论政令的好坏了，而是要推翻所有的改革，彻底埋葬郑国。
与其等待将来一朝爆发，不如放松舆论管制，让世人把不满情绪一点一点发泄出来，逐步消解社会危机。子产的原话是：“大决所犯，伤人必多，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是基于以上两层考虑，子产刻意营造了宽松的舆论环境。有用吗？肯定是有用的。
其二是判断人才的特长，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子产执政以后，发现裨谌善于谋划，冯简子善于决断，子大叔风度翩翩且熟悉礼乐典章，子羽通晓各诸侯国的政令、大族、官制等问题，都有各自的特殊才能。于是呢，每当子产遇到和各诸侯国相关的问题，就请子羽梳理相关问题的前因后果，然后带着这份问题的背景资料，请裨谌出谋划策。裨谌往往能提出数个方案给子产选择，但子产会把这些方案都交给冯简子，请他来做决断。
等冯简子做出相关问题的最优解，子产就把冯简子选定的方案，交给子大叔执行。这套工作流程，避免了个人独断专行的弊端，发挥了众人的才智，所以子产想做的事或该做的事，基本都做成了——“是以鲜有败事。”
其三是保持不卑不亢、中正平和的政治风格。早在听政以前，子产就以归晋、尊晋但不媚晋的态度对待晋国，听政以后仍然如此。公元前542年，即子产听政的次年，子产陪同郑简公到晋国朝贡，但那时鲁襄公薨逝，晋平公为了表示尊敬鲁国，便取消所有重大活动，拒绝召见前来朝贡的诸侯。子产见状，大怒，直接命令随从拆毁晋国宾馆的外墙，驾着郑国车马踏墙垣而入。事后，晋国派人前来问责：“晋国盗寇横行，故而专门给宾馆修建大门高墙，保护前来朝贡的诸侯的安全。现在你把外墙都拆了，即便你不担心盗寇抢劫，但让其他的诸侯怎么办？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
晋国的问责，子产在拆毁外墙的时候就预料到了，所以他向晋国的人，说出早已准备好说辞，大体是两层意思——各诸侯国前来朝贡晋国，但晋平公始终不召见，我们把贡品直接送去吧，不合礼法，不送吧，风吹日晒的容易损坏。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晋文公做霸主的时候，宫室非常朴素，招待诸侯的宾馆却非常考究，大家到晋国朝贡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可现在呢，晋平公的宫室金碧辉煌，招待诸侯的宾馆却逼仄狭小，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简而言之，晋国在招待礼仪和物质条件方面有些怠慢，子产要向晋国讨个说法。因为到晋国朝贡的不只郑国，宾馆里还有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和使者，所以子产向晋国讨说法，事实上是代表所有臣服晋国的诸侯国，向晋国问责。
如此一来，子产便站在大多数的一边，晋国反而成了孤立的个体。如果晋国反驳子产，便是反驳了各诸侯国，晋国要团结各诸侯国，就必须承认子产的话有道理。
明明是晋国前来问责，子产的一番话却逆转乾坤、主客易位。于是，晋平公不敢怠慢，立即召见郑简公，礼遇有加，完成了一场霸主国家和朝贡诸侯的礼仪往来。
通过这件事，子产又一次维护了郑国的尊严，表达了归晋、尊晋但不媚晋的态度，同时因为帮各诸侯国争取利益，直接提升了郑国在各诸侯国间的地位。子产一石二鸟，稳赚不亏。这就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一篇文章——《子产坏晋馆垣》。对于楚国，子产同样是用灵活的手段，处理郑、楚的关系。
公元前541年春，楚国令尹公子围（楚灵王）以外交出访、迎娶妻子为名，带着副使伍举和大批甲兵到了郑国的新郑，准备进城以后发动突然袭击，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新郑。公子围的野心，郑国其实是清楚的，便拒绝公子围等人进入新郑，让他们在城外安营扎寨。但千里迢迢的来一趟，却不能进城，公子围非常不甘心，等走完出访、下聘礼的流程以后，他又重提进城的事，颇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
面对咄咄逼人的公子围，子产随即召来熟悉各诸侯国事务的子羽，命他出城和公子围谈判，唯一的要求是，在不发生武力冲突的前提下，给足楚国面子，保护郑国的利益。要完成这项任务，难度很大，非常考验双方的智慧。但，子羽不怕。他出城以后，先是明确交待了子产的要求：“新郑太小，容不下太多的人，我们就在城外筑坛，举行迎亲仪式吧。”
见郑国的态度坚决，公子围决定改变策略——以较低的姿态威慑郑国。他向随同前来的楚国太宰伯州犁交代一番，便命伯州犁上前传达自己的意见：“公子围出发前，已经到宗庙向楚庄王、楚共王做了汇报，如果郑国坚持在城外举行迎亲仪式，便是不给楚庄王和楚共王面子，公子围也没脸回楚国了，希望郑国通融一下。”不给楚国面子，有可能引起楚国伐郑，这是郑国万万不能承受的。公子围和伯州犁的话，可谓是绵里藏针、软中带硬。
而发现公子围下了最后通牒，子羽也不再隐藏，直接亮出底牌：“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依仗大国而不设防备，就是小国的大罪过，更何况，小国指望大国保护，又怎知大国没有吞并小国的野心呢？子羽的第一个大国指晋国，第二个大国指楚国。子羽的这番话，向公子围透露了两层意思——
郑国的宗主国是晋国，侵郑就是侵晋。郑国知道公子围的目的，新郑已经做好防备了。此话一出，公子围立即明白了，侵犯郑国等同向晋国宣战，这不符合楚国的利益。即便强行进城，以自己带来的少量甲兵，迎战枕戈待旦的郑军，根本没有任何胜算。想明白这一点，公子围知道，夺取新郑的计划无法继续执行了。于是在伍举的劝说下，公子围命令随从丢掉兵器、倒转兵器袋，以示没有恶意，才得以进入新郑，完成出访、迎亲的全部流程。
子产和子羽挫败公子围的阴谋、保护郑国利益的过程，便是《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三篇文章——《子产却楚逆女以兵》。当然，子产明知公子围不怀好意，也不能断绝郑、楚的关系，因为他只是小国的听政大臣，必须在大国之间踩钢丝，维持脆弱的平衡，才能真正保护郑国的利益，不至于得罪某一大国，给郑国招来刀兵之灾。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前538年，已经晋升为楚灵王的公子围会盟诸侯的时候，子产还是进献了诸侯朝拜盟主的六种礼节，做为维护郑、楚关系的一种手段。
总的来说，子产不仅能改革郑国内政、团结同事、清醒的认识到人心变化，还能以不卑不亢的姿态，灵活的周旋于晋、楚之间，属实是能力超群、长袖善舞的春秋晚期第一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名留青史的大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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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和子皮结盟出任听政以来，子产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2年，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评价子产，是恰如其分的。
而经过22年的努力工作，除了前文说的重建政治秩序、扩大税基、开辟财政来源、强化军队、灵活外交等一系列政绩以外，子产在政治生涯的最后阶段，也给郑国留下雄厚的政治遗产。公元前529年5月，楚灵王败亡，7月，晋昭公率四千乘战车南下，到平丘（河南封丘）和齐、鲁、卫、宋、郑、曹、刘、莒、邾、滕、薛、杞、小邾等诸侯国会盟，再次奠定了天下霸主的地位。不久后，晋国要求再举行一次会盟，重申“平丘会盟”的约定。
正是在这次会盟的时候，子产突然提议，制定一份各诸侯国朝贡晋国的贡品清单，避免晋国临时向各诸侯国征收各种贡品，扰乱各诸侯国的正常秩序——“及盟，子产争承。”承，即贡品的数量。按照周朝的礼法，王畿内的“甸服”诸侯国，不论国家大小都要进贡丰厚的贡品，王畿外的“外服”则量力而行，贡品相对较少。
子产认为，郑国虽然爵位高，但属于“外服”，给晋国的贡品，不必太丰厚。既然郑国是“外服”，那么和晋国会盟的其他诸侯国，同样是“外服”，给晋国的贡品也不必太丰厚，保持最低限度即可。子产的这项提议，事实上是利用晋国渴望得到各诸侯国支持的机会，联合各诸侯国向晋国施压，保护各诸侯国的经济利益。一旦成功，郑国就能凭借“为各诸侯国争取利益”的功劳，获得各诸侯国的拥护，成为晋国霸业体系的二当家。
如果各诸侯国以最低限度提供贡品，便是极大的损害了晋国的利益，晋国不愿意接受。子产见状，继续向晋国施压：“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极，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将在今日”——晋国做天下霸主，主要任务是保护小国的利益，如果随意征发贡品，小国的国力日衰，迟早要灭亡。小国日后的命运，就看今天如何决定了。
子产的这句话，表面上是谈霸主的职责、小国的难处，实际上是暗示晋国，如果晋国不能保护各诸侯国的利益，各诸侯国也可以不支持晋国做霸主。
“存亡之制，将在今日”，可不单指各诸侯国，晋国霸业的存亡，也在今日。可以说，子产的这番话说出来，郑国和各诸侯国就结成抵抗晋国剥削的统一战线，逼晋国让步。晋国身处这样的环境，已是骑虎难下——要保持天下霸主的地位，晋国就要让渡经济利益，争取各诸侯国的支持。如果不让渡经济利益，各诸侯国就不支持晋国做天下霸主，晋国退回北方，偏居一隅。二选一，选吧。经过整整一天的讨价还价，晋国被迫接受子产的提议，按照周礼的原则，制定了一份各诸侯国朝贡的贡品清单，并保证不随意征发贡品。
从此以后，郑国再不必无休无止的给晋国提供贡品，还确立了晋国霸业体系的二当家地位。这是子产给郑国留下的国际政治遗产。公元前522年，子产重病。那时，子皮已经去世，不论资历、政绩、能力，子产都是名副其实的郑国第一人，于是他给子大叔留下政治遗言：“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有德者指尧、舜、禹、周文王、周公似的圣人。
以宽服民，即人民群众受到圣人的人格魅力影响，不使用严刑峻法，也愿意服从他们的政令，达到上下一心、举国一体的境界。猛，即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扼杀人民群众的恶念，不寄希望于他们不想作奸犯科，而是把他们置于不敢作奸犯科的境地。
子产的意思是，人性都是变本加厉的，所以人格魅力极强的圣人，才有资格用宽松的方式治理国家，你我不是圣人，只能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如果没有圣人的资质却要效仿圣人治国，只会无限放大人性中的恶念，导致国家失控、秩序紊乱。既然如此，与其效仿圣人强求人民群众爱戴，不如认清现实，使用严刑峻法让人民群众畏惧。对于大多数政治家来说，让人民群众畏惧，远比让人民群众爱戴更安全、治理国家的成本更低。数月后，子产去世，子大叔开始处理郑国的日常政务。尽管子产交待了政治遗言，告诉子大叔如何治理国家，但子大叔并没有接受子产的“以猛治国”意见，反而效仿圣人“以宽治国”——“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
结果，郑国很快就盗贼横行，严重扰乱了郑国的社会秩序。子大叔派出军队，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剿灭盗贼，恢复郑国的社会秩序。此时，子大叔才明白，子产是正确的，人性是不能纵容的，没有圣人资质却效仿圣人是危险的。这件事，被收录为《古文观止》第二卷的第十五篇文章——《子产论政宽猛》。
经过这次错误的尝试，子大叔正式继承子产的“以猛治国”政治理想。子产虽死，其政犹在。这是子产给郑国留下的国内政治遗产。做为一名政治家，功业至此，人生无憾了。
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曾经，我们可以说一句，子产没有辜负郑国，没有辜负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