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泽东叮嘱秘书：有一个人，除我上厕所外，可以随时来见
1956年5月，毛泽东来到武汉视察。在东湖宾馆安顿下来后，他对新安排的秘书梅白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有一个人，除了我在上厕所外，随时可以见，你不要拦着。＂这句话引起了梅白的好奇。究竟是谁能够得到毛泽东如此特殊的待遇？这个人与毛泽东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为什么毛泽东会对他如此信任和重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随时见到最高领导人，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耀和信任。这个神秘人物的身份和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故事，成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交情，能够让毛泽东给予如此特殊的待遇？这个人又是如何赢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的呢？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群年轻人正秘密集会。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怀揣着改变国家命运的雄心壮志。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会议期间，两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引起了彼此的注意。一个是28岁的毛泽东，另一个是31岁的李达。
毛泽东是湖南湘潭人，此时已经在湖南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李达则是湖南宁乡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两人虽然同为湖南人，但此前并未谋面。
在会议讨论中，毛泽东和李达都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热切关注。他们在会议间隙交谈甚欢，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语言。李达对毛泽东的实践经验十分赞赏，而毛泽东则对李达的理论水平非常佩服。
会议结束后，两人都回到了湖南。1922年春，毛泽东开始筹备湖南自修大学。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革命培养人才，传播先进思想。毛泽东深知李达的学识渊博，便邀请他来参与筹备工作。
李达欣然应允。他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培养革命后备力量。在筹备过程中，两人常常彻夜长谈，讨论如何设置课程、如何选拔学生、如何避免国民党当局的干扰等问题。
1922年5月，湖南自修大学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李达则被聘为校长。开学典礼上，李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号召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事业。他的演讲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学生都被他的学识和热忱所感染。
在自修大学工作期间，毛泽东和李达的友谊日益深厚。他们不仅在学校里共事，还经常一起参与其他革命活动。同年夏天，湖南衡阳三女师爆发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和李达一同前往支持学生，为他们出谋划策。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不仅维护了学生权益，还扩大了共产党在青年中的影响力。
除了革命活动，两人还常常就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李达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毛泽东则更注重实践。他们的交流互补性很强，常常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李达帮助毛泽东系统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让李达看到了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
1922年秋，自修大学正式开学。李达主讲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的课堂不是简单的理论灌输，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毛泽东则负责学校的整体工作，同时也经常参与李达的课堂讨论。
在这段共事的日子里，毛泽东和李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互信。他们既是同志，又是朋友；既是工作伙伴，又是思想交流的知音。这段经历为他们日后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重要的人才。
随着湖南自修大学的顺利运转，毛泽东和李达的革命友谊日益深厚。1923年初，两人在长沙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创办一份理论刊物的想法。李达认为，虽然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但许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需要一个平台来传播和讨论理论问题。
经过反复商议，他们决定创办《新时代》杂志。这份刊物的宗旨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倾向进行批评。李达担任主编，毛泽东则负责联系投稿人和处理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
《新时代》创刊号于1923年3月在长沙出版。第一期就刊登了李达的重要文章《评第四国际》。在这篇文章中，李达批评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潮，强调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重要性。他写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这句话在当时的革命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毛泽东也为《新时代》撰写了多篇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力、军阀与革命》。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指出了革命的主要对象和动力。这篇文章显示出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以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
《新时代》的出版引起了全国进步青年的广泛关注。许多读者来信表示，杂志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了革命信念。同时，杂志也成为毛泽东和李达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他们经常就稿件内容展开热烈讨论，有时争论到深夜。
然而，好景不长。1923年夏，李达因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决定让毛泽东感到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两人的友谊并未因此而终止。李达虽然退党，但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退党后的李达继续在武汉大学任教，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他的课堂仍然吸引了大批进步青年，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共产党的骨干。毛泽东虽然因革命工作无法经常见到李达，但一直关注着他的学术成果。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特意邀请李达前来讲学。李达欣然应邀，为学员们讲授了社会科学概论。他的课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合作再次证明，即使李达不再是党员，毛泽东仍然高度信任和尊重他。毛泽东认为，李达的学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培养革命干部具有重要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达辗转于武汉、上海、北平等地的大学任教。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但他仍然坚持传播进步思想。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的重要力量。
在这段时期，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尽管两人相隔千里，但李达始终关注着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他多次在私下场合表达对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道路的支持，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1930年代初，李达在上海期间，秘密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重要帮助。他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为地下党员提供掩护，并协助传递情报。这些行动虽然没有留下明确的历史记录，但体现了李达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
尽管经历了党内外的种种波折，毛泽东和李达的革命友谊始终保持着。他们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段经历也为他们日后的重逢埋下了伏笔。
19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艰难时期。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于江西、湖南等地，而李达则在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大学中任教。尽管两人身处不同的环境，但彼此之间的牵挂从未间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毛泽东虽然忙于军事和政治工作，但仍然关注着李达的学术成果。通过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毛泽东设法获得了李达在这期间出版的几本著作，包括《社会学大纲》和《辩证法唯物论》。
在长征途中的一次休整期间，毛泽东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这些著作。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李达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述深入浅出，对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坚持正确路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些笔记后来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资料。
与此同时，李达虽然身在国民党统治区，但始终关注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红军的动向，并在私下场合多次表达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赞赏。在一次与学生的私密谈话中，李达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突破重重包围，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这正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领袖人物。＂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消息传到后方后，李达在日记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结果令人振奋。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终于得到了认可，这必将为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奠定了基础。李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性。他在给一位老友的信中写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智慧。这不仅挽救了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也为共产党赢得了更广泛的支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达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利用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各大学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宣传抗日主张，并秘密支持共产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李达在武汉组织了一系列抗日文化活动，其中包括邀请进步作家和艺术家举办讲座和展览。这些活动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抗日意识，也为共产党扩大了影响。
1940年代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李达被迫辗转于大后方的多所大学任教。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仍然坚持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这期间，他完成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领导着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尽管工作繁忙，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老朋友李达。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要学习李达同志那样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复杂的斗争中把握正确方向。＂
1944年，李达在重庆主持编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这部著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智慧，成为了抗战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重要参考书。毛泽东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了这部辞典，并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仔细研读。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李达同志主编的这部辞典，对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高理论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前夕，李达冒着极大风险，通过地下党组织向延安转达了一批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政府的一些秘密决策和重庆地区的社会舆论动向。这些情报为中共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参考。
尽管相隔千山万水，但毛泽东和李达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分别的岁月，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友谊，反而使两人的革命情谊更加深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毛泽东和李达的重逢创造了条件。在新中国成立的欢欣鼓舞中，李达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份特殊邀请。
1950年春，李达应邀来到北京。当他踏入中南海时，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友毛泽东。两人相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道：＂老朋友，你终于来了。我们有太多话要说，太多事要做。＂
在随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李达这些年的经历和学术研究情况。李达则向毛泽东汇报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两人就如何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
这次会面后，毛泽东向中央提议，聘请李达担任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后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院长。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批准。李达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学术生涯。
在担任研究院副院长期间，李达主持编纂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这项工作对于在新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李达亲自参与了翻译和校对工作，确保译文准确传达原著的思想。毛泽东多次过问这项工作的进展，并为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提供了建议。
1951年，李达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哲学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亲自为会议致辞，强调了理论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在会议期间，李达作了题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旨报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1952年，李达受邀参加了著名的＂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在会上，他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这三种不良现象是与无产阶级世界观相违背的，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李达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赏，认为这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1953年，李达主持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辩证唯物主义教程》。这本教材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阐述了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毛泽东亲自为这本教材作序，称赞它＂对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李达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在讨论新中国宪法草案时，李达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角度，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阐述。他的发言为宪法中一些重要概念的表述提供了理论依据。毛泽东在会后特别找李达交谈，对他的见解表示赞同。
1955年，李达参与组织了纪念恩格斯逝世60周年的学术活动。他主持编辑了《恩格斯研究论文集》，并亲自撰写了题为《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的长文。毛泽东对这些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也能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1956年，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期间，他就如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表了重要讲话。李达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到了李达的这番见解，认为这对于党的思想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李达的合作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延伸到了实际工作中。李达多次应邀参加中央重要会议，为一些重大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毛泽东也经常与李达探讨理论问题，两人的思想交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1957年，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国的政治氛围开始发生变化。李达作为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这一运动保持高度关注。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李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整风运动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过度扩大化。毛泽东对李达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并在后续的会议中多次引用李达的观点。
1958年，＂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李达对这一运动的某些做法表示了担忧。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指出了一些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急于求成可能导致的资源浪费和生产失衡。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邀请李达进行了长谈。虽然两人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毛泽东仍然表示感谢李达的坦诚建议。
1959年，李达主持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书。这本著作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进行了创新性的阐释。毛泽东亲自为这本书作序，称赞它＂对于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60年，在庐山会议期间，李达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对当时一些经济政策的看法。他建议应该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主观主义和急躁情绪。尽管当时的政治环境复杂，但毛泽东仍然重视李达的意见，并在会后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
1961年至1965年期间，李达继续在理论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主持了多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编撰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李达多次与毛泽东就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交流。毛泽东对李达的学术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些工作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达面临了一些政治压力。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到了李达的贡献，强调应该尊重知识分子，保护学术自由。这一表态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李达，使他能够继续进行学术研究。
1967年，尽管政治环境复杂，李达仍然坚持学术工作。他在家中秘密撰写了《辩证法的历史发展》一文，系统梳理了辩证法思想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1968年，李达被派往＂五七干校＂劳动。即使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仍然坚持思考和写作。在这期间，他完成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翻译工作，为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列宁的哲学思想做出了贡献。
1969年，李达回到北京后，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热情。他开始着手整理多年来的研究笔记，准备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派人向李达表示鼓励，并提供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
1970年至1973年，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李达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和写作。他完成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修订工作，这本书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李达多次与毛泽东就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书信往来，两人的思想交流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4年6月，李达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得知这一消息后，毛泽东立即表示哀悼，并亲自为李达撰写了悼词。在悼词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李达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称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李达的逝世，标志着毛泽东与早期共产党人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和思想交流画上了句号。然而，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合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