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阡陌，爱写书影评、人物、文史故事

1949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听说一农妇带着4孩子街头艰难维生，连忙指示：“给她安排一栋房子”。

3年前，一艘摇摇晃晃的小木船，将妇人和4个孩子从偏远的广东蕉岭带到了汕头。

按计划，他们将要在那里换乘轮船前往上海，可打听后，发现盘缠不够。

一轮船公司听说她的身份后，立即答应食宿费用全免。因船要一个月才出发，讲义气的当地人又给他们安排了住宿。

一个多月后，船靠近上海，当陆地轮廓出现在妇人眼前时，她眼眶湿润：“10年了，我终于回来了！”

第二天，报纸不起眼的版面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抗日将领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陆续有散落各地的的老兵旧部找上门来。

她叫凌维诚，是名震上海、指挥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抗日名将谢晋元之妻。

1907年，凌维诚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康商人之家，从小吃穿不愁，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学的音乐专业，弹风琴、拉小提琴、吹箫，样样精通。

20岁那年，在一次参加朋友的婚礼上，作为伴娘的她与大2岁的伴郎一见钟情，恋爱一年多，双方谈婚论嫁。

然而，凌维诚的母亲却不同意。

虽然她对女儿男友人品非常认可，但对方是军人，职业风险大，与家人聚少离多，她很是担心。

然而，凌维诚却非常坚决，一心要嫁给谢晋元。1929年9月，两人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谢晋元来自广东蕉岭县客家农村，家里条件艰苦。他从小勤奋好学，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但受先进思想影响，未毕业便弃武从文，转入黄埔军校，毕业后英勇加入战斗中。

1936年，上海战事吃紧。一天，谢晋元握着怀有身孕的妻子的手说：

“这场战争必定是长期、残酷的，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我想送你们回老家蕉岭。”

凌维诚虽不舍离开丈夫，但想到年幼的孩子，及婆家无人照顾的老人，便含泪点头答应。

就这样，身怀六甲的她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条件艰苦的农村。

临分别前，谢晋元眼含热泪，深情地说：“等到胜利那天，我就来接你们回上海！”

凌维诚笃定地点点头，却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到了蕉岭，一家几口的吃饭问题全都落在凌维诚身上。

昔日十指不沾灰的上海小姐，脱下旗袍高跟鞋，摘下首饰细软，换上粗布衣衫，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孩子们白天基本见不到她的面。她的两只手磨出厚厚的老茧，光滑白嫩的肌肤变得暗淡粗糙。

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心酸往事，满脸沧桑的凌维诚都不可思议地说：“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想来想去到现在还弄不明白”。

然而，就在她咬牙承受辛劳之时，突传丈夫已遇害的噩耗，让她几近崩溃。

淞沪会战时，谢晋元率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两个多月。

为掩护十万大军西撤，他率领400孤军坚守四行仓库。为迷惑日军，他对外宣称有800人，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

全军官兵集体写下遗书，与日寇决一死战。4天4夜，400多名壮士抵挡住了2万日军数10次进攻，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掩护大部队安全撤离。

后来，经英国人出面与日军磋商，中国军队撤离四行仓库，退到公共租界。

没想到，当日军得知让自己吃够苦头的这支队伍只有区区几百人时，面子上挂不住，便要求公共租界扣押和缴械孤军，不然“日军将开进公共租界追击”。

随后，孤军将士被关押在公共租界内一块用铁丝网围住的空地内，一关就是4年多。

后来，因大义义凛然拒绝“汪伪”的诱降和合作，谢晋元遭到刺杀，一代英雄，就此陨落。

凌维诚听到噩耗，痛不欲生，可一想到肩上的担子，她又咬牙挺了过来。

1941年，凌维诚长途跋涉来到重庆，受到老蒋夫妇的接见。

蒋说，现在抗战时期，国家困难，待胜利后，国家会照顾你们的。

凌维诚领回5万法币抚恤金，分给了公公一半。公公收养了一个流浪的女孩，为自己养老送终。

1946年，凌维诚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想让他们在上海上学，但这个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谢晋元遗孀返沪的消息不胫而走，孤军旧部纷纷前来报到。

这些旧部都都过得凄惨，谢晋元遇难后，他们继续被囚，后来被送到日军战俘营当苦力，历经九死一生终于等到抗战胜利，却无人过问，大都生活无依，居无定所。

凌维诚心里不好受，外有柔弱的她当即决定：“团长牺牲了，团长夫人还在，责无旁贷，他的担子我会挑起来！”

她跑去南京找老蒋，却连面都没见着，宋美龄用上海话安慰她，“侬先回去，会安排上海那边照顾你们的，侬放心”。

然而，结果却是市政推给社会局，一圈下来，互踢皮球，一无所获。

事后，凌维诚才知，原来当初汤恩伯曾动员孤军老兵打内战，承诺只要他们返回部队，全部官升一级。

但老兵们拒绝了，“8年了，我们打够了！打日本人义不容辞，打内战， 我们不愿意！”

从此，再也没人管他们死活了。凌维诚看清了现实，唯有自救才是出路。

为了有个安身立命之地，团长夫人带领孤军抢占了吴淞路466号一栋日本人留下的三层楼房。

抗战胜利后，各方大员争相接收敌产，谁先抢到就算谁的，本来三青团已搬了部分家具进去，见状也只好悄悄撤走家具。

凌维诚和孩子们住在二楼，将三楼隔成多个小间给老兵们住。

她四处托人找关系，帮有手艺的老兵们安排工作。随着投奔的老兵越来越多，凌维诚又做起了生意，以期养活更多的人。

“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常用品应运而生。她还从青帮手里抢过码头，昔日斯斯文文的文艺小姐，变身强势女掌柜。

1948年，凌维诚组织老兵将丈夫墓地周围六十多亩地围起来出租，收取少量租金。

除了少部分用于孩子上学开销外，其余全部发放给老兵们。最多的时候，有110多老兵来领补助。

就这样，她带着一班孤苦无依的老兵们在上海苦苦挣扎、艰难为生。

上海解放后，房产都登记造册，重新分配。凌维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市长陈毅写信，说明吴淞路466号三层楼房和谢晋元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以及孤军营老兵的现状。

没想到，陈毅听说后，马上指示：“把吴淞路466号那栋房子给她吧！”

不能让抗日遗孀居无定所，流落街头。

1991年，84岁的凌维诚病逝于上海。

临终前，她将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交给孩子们，上面写了很多名字，也划掉了很多名字。

凌维诚艰难地嘱咐道：

“上边的名字，是与你父亲在四行仓库一起写下遗书、立志同生共死的人。他们遭的罪，比你父亲还多。这些年，很多人陆续走了，剩下的，你们一定要尽力帮助他们，否则你们的父亲在天之灵也不会安灵。”

2010年，随着最后一位孤军战士杨德馀的离世，这场接力了70多年的牵绊，才画上句号。

团长与八佰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故事，荡气回肠；团长夫人与孤苦老兵相依相靠的故事，感人肺腑！

END

幸得文史相依伴，从此阡陌多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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