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读书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当时的毛泽东，所赞赏的只是柯庆施，他并不知道有那么个叫张春桥的人参与这篇报告的起草。

自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柯庆施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作为政治秘书，张春桥有机会随柯庆施出席中共高层会议。每一回从毛泽东主席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

这时候，张春桥的公开职务是“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人们暗地里对他的称呼是“不管部部长”！

子曰：四十而不惑。41岁的张春桥，比19岁的狄克要老练多了。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虽然这些话是经柯庆施“中转”才传到他的耳中，毕竟是反映了领袖的最新思想。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蓦地，张春桥发觉：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一篇在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题曰：《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这是一篇非同凡响的重头文章。自然，再不会写“吴松”，也不会署“常轨”，而是签上“张春桥”大名。

此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上发表。那时《解放》创刊不久。

柯庆施嘱，每期《解放》杂志，都寄送毛泽东。因此，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第6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一看文章的标题，毛泽东就发生了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第一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为此，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转载张文时所加编者按语是否说得活一些。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复函吴冷西，全文如下：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即编者按——引者注）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10月11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张春桥的“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1975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鲁迅《阿Q正传》中的人物——引者注）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1958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时隔17年，张春桥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1975年5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旧事重提：“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1958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

张春桥答道：“见过面。”

毛泽东说：“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答：“是吴冷西。”

毛泽东说：“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