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华北动乱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刚刚在东北大地上轰响，远在华北的日本特务们已经开始策划新的行动。11月，由土肥原贤二亲自谋划，汉奸李际春和张璧等人受命在天津策动了一场“便衣队”暴乱。李际春和张璧以秘密联络点为据点，频繁召集当地的亲日分子和黑帮头目商讨具体方案，最终决定以一支混杂毒瘾者和流氓为主的队伍来实施。
袁文会，天津地区颇有影响力的流氓头子，被他们作为首要联络对象。袁文会原本在地道外一带控制着不少不法团伙，在土肥原的授意下，李际春主动找到他，承诺以高额报酬作为回报，还提供了日本方面的资金和武器支持。袁文会立即表示愿意“出力”，迅速动员了手下的势力。他将毒品作为筹码，吸引了大批瘾君子参与到暴乱中，人数迅速扩充到一千多人。这些人中，多数人衣衫褴褛、神色涣散，却因为毒瘾被牢牢控制。
暴乱的组织极为隐秘，但行动却异常猛烈。队伍分散在天津城内的多个地点，化整为零，每个小组都有明确分工。他们手持铁棍、匕首甚至一些简易火器，专门袭击巡警、焚毁商铺、破坏交通设施。一时间，天津城内硝烟弥漫，市民们惊慌失措，街头巷尾充斥着尖叫和哭喊声。
在行动最激烈的时候，天津的主要街道几乎成了暴徒横行的场所。街头堆满了被焚毁的货物残骸和破碎的玻璃，警笛声此起彼伏，却毫无效果。事后，有人统计，在暴乱最严重的几天里，有数百家商铺被迫关门，几十辆交通工具被毁，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当暴乱逐渐平息时，李际春、张璧以及日本特务们开始着手总结“成果”，他们以暴乱为证据，对外宣传华北地区“治安恶化”，试图掩盖幕后黑手的真实身份。袁文会和他的“便衣队”则在拿到报酬后迅速消散到城中的各个角落。
普安协会与汉奸政策的实施
1935年，袁文会与日本特务小日向取得了密切联系，成为了日方侵略华北的重要代理人。根据小日向的指示，袁文会迅速行动，与青帮头目张逊之等人共同策划，成立了名为“普安协会”的组织。这个协会表面上以维护社会安定为宗旨，对外声称是代表民意的“自治团体”，实则是一个为日本侵略服务的汉奸组织。
袁文会在协会内掌握实权，亲自参与制定行动计划。他与小日向和其他日方代表频繁会面，接受具体任务并获取日方提供的经费支持。这些资金被用来贿赂地方官员、组织舆论宣传以及维持协会的运作。一些地方上的汉奸分子也被吸收到协会中，成为散布“华北自治”舆论的骨干力量。
随着日本侵占华北的步伐加快，袁文会再次受到日方的重用。他在小日向的指使下，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名为“安清道义会”。这个组织与“普安协会”有相似之处，同样以伪装的名义出现，但其目标更明确，就是直接协助日本侵略势力。
劳工的悲惨命运与秘密杀害
“七七”事变爆发前几年，在南市、地道外等地区，袁文会组织手下的大批流氓和地痞，通过各种手段诱骗壮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往往伪装成雇工中介，假意招募搬运工、修路工，承诺丰厚的报酬和稳定的工作，却在应聘者上钩后将他们送到天津海光寺的日本兵营。
许多被诱骗来的劳工被迫为日本修筑军事设施，这些工程大多是地下工事，施工条件极为恶劣。工地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许多劳工不得不长时间在潮湿、阴暗的地下工作。他们的饮食不足，居住条件简陋，稍有抵抗或怠工，就会遭到日本士兵的毒打甚至杀害。每天都有劳工因疲劳、饥饿或工伤倒下，尸体被随意丢弃。
在这些劳工中，有人试图逃跑，但工地四周都有日军士兵巡逻，逃跑者大多被当场抓回，随后遭到残酷的惩罚。为了震慑其他人，日军常公开处决逃跑者，尸体被拖到附近的河道抛弃。天津的海河因此成了劳工浮尸的集中地，每到雨季，河面上漂浮的尸体增多，常被路人目睹。
袁文会指使手下销毁劳工的身份记录，将尸体分散抛弃，制造出“失踪”的假象。天津的一些家庭苦苦寻找失踪的亲人，却始终没有线索。地方上有识之士对这些恶行虽有所察觉，却碍于袁文会的势力庞大，不敢轻易揭露。
袁文会的逮捕与审判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袁文会的处境急转直下。他多年来为日本侵略势力充当走狗，犯下累累罪行，早已成为众人憎恨的对象。投降消息传开后，他开始试图躲避可能到来的清算。然而，他的仇家刘广海并未放过他。
被捕后，袁文会被迅速送往公安局。公安局立即对他展开了全面的调查。随着对他的审讯深入，他过去的种种罪行被一一揭露。他指使手下协助日军抓捕劳工、强迫修筑工事的证据，散布伪自治舆论、组织汉奸团体的事实，都通过证人的指认和实物证据得到了确认。
调查工作在1945年12月23日完成。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袁文会的主要罪行，包括协助日本抓捕劳工、建立汉奸组织、破坏抗日活动、制造社会混乱等。然而，案件的起诉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推进。袁文会残余势力的活动让一些关键证人心生恐惧，不敢出庭作证。
案件的拖延处理引起了民众的不满。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为何这样的汉奸头目迟迟得不到惩罚。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压力，促使当局加快了案件的推进。最终，在各方努力下，对袁文会的正式起诉才在1946年年底得以完成。
袁文会被押入监狱后，原本该是穷途末路，但他多年积累的势力仍在暗中发挥作用。监狱中的狱卒有不少曾经受过他或他手下的贿赂，对他格外“照顾”。袁文会不仅不用像普通囚犯那样忍受清苦，还能通过手下送来的钱财，在狱中过上有吃有喝的日子。他通过狱卒搞到酒肉，甚至能够享用外面送来的熟食，其他囚犯只能远远看着，却不敢多言。
天津解放与袁文会的终结
1949年天津解放后，袁文会的罪行再次被提上审判的日程。解放初期，共产党对那些未被国民政府处理的汉奸展开了全面清查，袁文会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迅速进入了人民政府的视线。公安机关很快将他从监狱中提押出来，开始针对他的案件重新展开调查。
随着案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证人站出来揭发袁文会的罪行。一些当年被他迫害的幸存者和劳工家属，亲自到公安局作证，详细描述了袁文会协助日本抓捕劳工、建立汉奸组织、破坏抗日活动的经过。公安机关也从袁文会的旧党羽手中获取了大量内情，这些材料揭露了袁文会的组织网络、资金来源以及与日本特务的密切联系。
1950年，天津市人民法院决定对袁文会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经过审理，法院最终认定袁文会罪行累累，难逃法律制裁。判决结果宣布后，天津的市民奔走相告，拍手称快。1950年12月25日，袁文会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押解队伍抵达刑场后，袁文会被法警押下车，双手被反绑，步履踉跄。他的身后是一片人山人海，围观群众把刑场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当场喊出：“看他这模样，死到临头了吧！”法警宣布行刑时，现场一片安静。随着枪声响起，袁文会倒在地上。事后，围观的群众久久不散，三三两两地讨论着刚刚发生的一切。有人感叹，“这个混世魔王终于完了！”
参考资料：[1]周利成.厚葬袁文会事件[J].天津档案,2007(6):37-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