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其中有55位上将，加上后来补授的王建安和李聚奎，新中国开国上将一共有57位。

而在这当中，有两位是没有军队级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离开了军队，进入了地方政府工作。在1952年，压根也没有参与军队的评级。

按照授衔时的原则，一般在政府工作的就都不参与授衔了。因此，我军许多论资历可授大将、上将的高级将领，都因离开军队参加地方工作而无缘授衔。比如当初的闽西三杰，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又比如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都因为这个原因与军衔无缘。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陈毅元帅，他在建国后离开了部队，在政府任职，然而因为他的资历和贡献，还是被授予了元帅军衔。

而在开国上将中，也有两位，他们在建国后同样在政府担任要职。按照一般情况而言，他们将会与授衔无缘，可因为一些个原因，破例被授予上将军衔。

一位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阎红彦上将。

阎红彦是陕西人，早年间曾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兵，曾是他的勤务兵。连长李象九心向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阎红彦受他的影响也入了党，并在后来随部参加了清涧起义。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时，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后来，在红30军成立的时候，他先后担任军长以及政委一职。

抗战开始后，他率部留守延安，保卫大后方。抗战胜利后，他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辅佐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又成为第3兵团的副政委，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在重庆解放后，任重庆军管会主任，进行清匪反霸土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红彦被派往地方工作，先后担任过四川省委书记、副省长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等职。这是妥妥的到了地方政府工作，按照原则，他是不参与授衔的。

然而，在中国革命史上，陕北红军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可惜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和谢子长早早牺牲。于是在授衔的时候，陕北红军的情况变得略显尴尬。

同时，另外一位可以代表陕北红军的贺晋年，尽管是兵团级干部，在解放战争期间又曾担任纵队司令员，级别也不低，但因为被高岗连累了，别说上将了，在当时仅仅准备授予大校军衔，幸好主席拍板，才改为少将。

阎红彦资历也够，参与了陕北武装革命斗争，是陕北红军的创建者之一。同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也曾担任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军衔也并不低。于是，阎红彦被最终拍板，授予了上将军衔。

另一位更加特别，他入党时间并不算晚，但却没有像大多数开国上将那样，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参加红军，历经八路军多年的抗战，这位就是乌兰夫上将。

乌兰夫是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塔布村人。早年间在北平读书时，开始心向革命，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了1925年，他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于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

回国后，乌兰夫在内蒙从事隐蔽战线工作，并成立农民协会、培养革命干部。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而日本并不满足，更是在随后加紧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扩张侵略。在日本人的策反和煽动下，德王在德王府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公开投降了日本侵略者。面对这种局面，乌兰夫参与组织领导了百灵庙暴动，打响了内蒙古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改编为蒙旗独立旅，此后，又被改编为新三师，成为我军在内蒙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支部队也被叫作“不穿军装的八路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任蒙绥政府主席。期间，内蒙有人兴风作浪，企图让内蒙独立。乌兰夫坚决与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作斗争，并取得胜利。之后，乌兰夫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任主席兼军事部长。后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并组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当选为主席。

到了1948年，所部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军进攻，歼灭封建王公贵族的武装，解放了整个内蒙古地区。

此后，乌兰夫继续在内蒙政府工作，担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乌兰夫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按照原则，乌兰夫是不应该参与授衔的，不过乌兰夫在内蒙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贡献。他是内蒙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也是蒙古族的代表。因此，在1955年，乌兰夫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