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中国古代那是地位极低，像著名的“七出”，只要犯了七条中的任何一条，男人都可以休妻，而且这七罪相当无厘头，像“多言”、“妒忌”、“恶疾”等等，只要你想休妻，借口是一抓一大把。

另外，被休后的女子命运更是相当凄惨，好点的可以回娘家闭门不出，惨点的亲生父母都不待见，只有死路一条。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强势的女子“休夫”的案例，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看一看有哪些名人曾经“中招”？

朱买臣是西汉时期人，家境贫寒，以卖柴为生，但他勤奋好学，常在挑柴途中诵读诗书（“负薪读书”的典故）。由于朱买臣一直未能改善家境，他的妻子崔氏在跟着他过了多年苦日子后，渐渐感到不耐烦，于是请求与朱买臣离婚。

朱买臣劝说妻子，称自己五十当富贵，让崔氏再忍耐些时日。然而，崔氏不听，坚决要求离婚，朱买臣起先还是不肯，在崔氏一去娘家不回后，才被迫写下休书“和离”。

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一朝富贵，被封为太守。崔氏得知后，又想回到前夫身边，但朱买臣以泼水的隐喻拒绝了她。这就是“覆水难收”的典故。

千百年来，崔氏的短视行为一直为世人所鄙视。

张绣第一次降曹后，曹操未经同意，强行纳了张绣族叔张济的遗孀邹夫人，这引发了张绣的不满，率兵突袭曹操大营，导致曹操长子曹昂、爱将典韦、侄子曹安民战死。

曹昂是刘氏之子，刘氏离世后丁夫人将其视如己出。曹昂战死后，丁夫人怨恨曹操害死了自己的儿子，经常哭闹，曹操烦不胜烦，将其打发回了娘家。

后来曹操亲自去请，但丁夫人却不再搭理他，并声言断绝与曹操的夫妻关系，曹操百般哀求无果，乃归。

因曹操官大，丁氏之父一直未敢将女另嫁。曹操也因顾念旧情，未将丁氏除名。

但丁夫人乃正室，长期不归毕竟不是办法，因此曹操三年后改立卞氏为后，“因丁在谯日久，操以卞氏为继”，史载，卞氏正位后，常接济丁夫人，大礼小节，也常接她至洛阳同住，但丁夫人一直践行前言，避见曹操。

丁氏死后，卞氏请葬，曹操许之，乃葬于许都之阳。及至曹操将死，还感叹：“吾死之后，若曹昂问及母亲，吾何以答？”

这便是曹操妻妾中最有性格的丁氏。

从某种程度上，丁氏的这种行为也可视为一种“休夫”。

唐朝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休夫案例是杨志坚之妻休夫。

据《云溪友议》载：秀才杨志坚家境非常贫寒，但又十分嗜学。他的妻子王氏因丈夫整日钻研学问、家境贫困且生活无趣，对他渐渐失去耐性和兴趣，遂向杨志坚索要休书离婚。

杨志坚不肯，但他书呆子一个，既无能力富贵，也不知花言巧语让妻子回心转意，万般无奈下，写了一首《送妻》诗，交与王氏：“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明镜从他别画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

他在诗中，温柔倾诉着夫妻之情，从容诉说着人生志向。但他忘了，王氏斗大字不识一箩筐，更不是他的诗友粉丝，哪里读得懂他的深情？

王氏拿到诗书，竟以为是休书，径直跑到州衙去办离婚手续。

恰好当时的抚州刺史是书法大家颜真卿，他同情杨志坚，更为王氏的嫌贫爱富感到愤怒，于是大笔一挥，写下判词：“妻可笞二十，任自改嫁。秀才杨志坚，饷粟帛，便署随军。”判了王氏二十大板，任由她改嫁。又资助杨志坚粮食衣服，并在军中给他安排了一份署吏的工作。

后人评说：“四远闻之，无不悦服。自是江表妇人，无敢弃其夫者。”

李清照是两宋之交著名女词人，早年与赵明诚婚姻幸福，两人志同道合，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收集整理工作。但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孤苦无依，又赶上宋金战乱，因此改嫁右承务郎张汝舟，然而张汝舟娶她是觊觎她收藏的字画财宝。

婚后，张汝舟发现李清照财物所剩无几，便对她恶语相向、拳脚相加。不久，李清照发现张汝舟履历造假，且贪赃枉法，忍无可忍的她便向官府举报，并要求“休夫”。

按照宋律，妻告夫者，即便罪情属实，妻子也要入狱三年，但李清照还是毅然这么做。最终张汝舟被判了刑，李清照也坐了牢，不过在亲友的营救下，仅九天就出狱。

王氏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发妻，她生于官宦之家，贤惠且有勇有谋。曾在戚继光率部抗击倭寇时，用空城计吓退日军，声名大震。

但王氏有不育之症，戚继光在36岁时纳了一个小妾沈氏，王氏万分悲痛，但出于理亏，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据说，戚继光还为此躲入军营）。

谁知戚继光不知收敛，第二年又纳了一个小妾陈氏，48岁时，又纳了第三个小妾杨氏。这大大激怒了王氏，便决定“手刃”亲夫。戚大将军吓破了胆，又是噗通一声跪下，再三保证，再不纳妾，最后让孩子们哭求才幸免。

戚继光怕老婆是真的，但要说夫妻二人感情多深却不尽然，这从后来王氏“休夫”就能看得出来。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失去了后台，也就从北御鞑靼的一线退了下来，后来又因张希皋的弹劾而罢职归乡。

再后来，戚继光病重，又加上王氏收养的继子夭折，王氏对戚继光再无眷恋之情，于是便撕毁婚书，回到了娘家，并卷走了所有家产，“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

次年，一代将星戚继光，就这样在孤独贫困中与世长辞了。

文绣出身满洲鄂尔德特氏，1922年14岁的她被选进宫，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妃。当时清朝已亡，但溥仪仍在紫禁城维持着小朝廷的生活。

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了宫，之后溥仪想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来复辟清王朝，文绣好言相劝，溥仪不但不听还虐待她。

文绣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便决定摆脱这段婚姻。1931年，她以溥仪虐待及九年无性婚姻为由提起了离婚诉讼。此事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书，文绣成功“休夫”。

离婚后的文绣做过小学教师，甚至以糊纸盒、上街叫卖为生，虽然生活贫困，但贵在自由。

这是史上第一桩也是唯一一桩“妃休帝”的案例。

以上事例好似与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古代妇女的地位好似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低。

其实，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确实比较低，但这大多体现在世人的观念中，尤其是宋代理学兴盛之后，在统治者那里并没有得到承认，还是制定了一些制度来保障妇女利益的。

比如，儒家还没有完全确定统治地位的先秦和汉初，夫妻地位几乎相等，《史记·索隐》谓：“貂，牡猪也，言夫淫他室，若寄毅之猪也。”意思是说，如果丈夫旁淫，就可视之为“寄毅之猪”，妻子可以“夫不守贞操义务”为由，把他杀掉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对于婚姻的存续，女性也并非只能处于被动地位，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当时，改嫁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正常现象。比如刘邦的谋臣陈平，在庶民时的妻子张氏，就先后五次嫁人，第六次才改嫁陈平。

再比如，妇女最开放的唐朝，《唐律·户婚》中就明确规定，子女没有经过家长同意而发生了实质关系，视为已经确立了婚姻关系，法律予以认可。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夫妻双方经常吵架，或是互相看不顺眼，可以协议离婚，离婚后女方可以改嫁，并且离开时，夫家还要给钱，当然，夫家的祖宅和基业不会给女方，但一般都会送给女子三年或更多的吃穿。

本人搜集了一些唐朝的《放妻书》（相当于离婚协议），非常有意思，试举一例：

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共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冤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求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械恐舍结，更莫相谈，千万永辞，布施欢喜。三年衣粮，便献柔仪。

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唐朝名臣严挺之和他的前妻王氏就属于这类离婚，两人都是好人，但脾气不对路，整天吵架，甚至经常以鹰爪功作为见面礼，导致严挺之脸部总是有轻微爪伤，上不了朝，最终二人好聚好散，协议离婚。但离婚后，双方还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另外，由于王氏也是名门，所以改嫁也改得非常好。

即便到了礼法极度强化的两宋，律法依然规定女性同男性一样，可以主动提出离婚，若有孩子还能争夺抚养权和抚养费。并且，女方陪嫁的所有财产以及婚后用嫁妆购置的财产，一旦“和离”仍旧归女方所有。这也是李清照能够打离婚官司的法律依据和原因。

唐律中规定的“三不去”（妻子家族散亡无家可归、曾替公婆守孝三年、丈夫娶妻时贫贱后来富贵的，不得休妻），在宋明清律法中也都有体现。

汇总来说，古代妇女地位的下降主要还是体现在礼法、观念中，而非律法之中，尤其是《列女传》、《女诫》这样的书，以及宋代理学对于贞节的过度看重，《近思录》有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的思想才是对女性的一种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