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位美国记者来中国开展工作，受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对延安及中共领袖充满向往，在学者拉铁摩尔的建议下，他们一起踏上了终身难忘的延安之旅。

一路从北平出发，路途遥远，跋山涉水。让这位美国记者没想到的是，当时已经43岁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是那么的风趣富有活力，延安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欢乐的气氛。

这位美国记者叫做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年，毕森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科研经费，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他得以赴日本和中国工作一年，从事课题研究。

当时的北平城，各国记者、学者云集，埃德加·斯诺也在北大燕园撰写《红星照耀中国》初稿。受到斯诺的影响，他决定踏上前往延安的路。

从北平到延安，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紧张的国际局势加之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都使得他们的延安之行困难重重。

尽管困难重重，毕森最终在这一年的6月7日（星期一）从北平出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一路途经石家庄、太原。

在火车上，毕森看到这个昔日古老的国家如今这副模样，不由得在想：“中共的领导人到底是啥样？他的延安之旅会顺利进行吗？”

6月10日（星期四）晚8点毕森抵达了西安。因为此前有许多学者前往延安写了诸多赞美延安的报道，让蒋介石十分的不满。所以在他要从西安动身前往陕北的时候，毕森遭到了国民党人员的搜查以及封锁。

而且除了国民党当局阻挠，寻找交通工具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当时通往延安的路程没有铁路，只有一条长达250公里的黄土路，外加经常泛滥成灾的河流。

毕森一行人滞留了几天，他非常的焦急，一次偶尔的机会，他碰到了一个叫艾飞·希尔的年轻小伙。这个年轻人父母是瑞典传教士，他本人则出生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毕森抓住机会，赶紧出资提出要雇佣希尔当司机前往延安。为了躲过国民党盘查，毕森一行假扮为旅客，四处游玩，先后参观了孔庙、碑林、清真大寺、骊山等著名景点。

最终历时半个月，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终于在6月21日抵达了延安。

来到延安，毕森看到眼前这片黄土地驻足良久，延安给毕森的第一印象完全出乎意料。延安充斥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每个人都非常的积极。

一旁的抗日军政大学，虽然条件简陋但是战士们充满了活力，这所大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员组成、课程安排、师资力量、学制规章、办学目的等一应俱全。

毕森当晚在日记中写道：“在延安，我们是站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的中心。”

6月22日，毛泽东在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接见了毕森一行。

看到毕森一行人灰头土脸的来到延安，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一行人跋山涉水来到延安不容易啊，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的到来。”

“非常感谢您能抽空接受我的访谈。”毕森与毛泽东握了握手。

毕森拿着记录本和钢笔，边看着毛泽东边记录下他眼中的这位中共领袖：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再加上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让人感觉到高深莫测。

毕森对毛泽东的采访问题众多，涉及方方面面，对于其中几个疑问，毛泽东认真的回答了他。

“中国为什么不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毕森问道。

“中国长期处在半殖民地的状态，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可是这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由谁来领导呢？”

“资产阶级是领导不了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缺乏必要的革命性，无法承担这样一个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这个重任。”毛泽东充满信心的答道。

“形成统一战线之后，谁来担任抗战领袖？”毕森又问。

毛泽东听了这个问题笑了笑说道：“对于抗战领袖问题，人民群众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谁是抗战的领袖，并不取决于谁的军队有多少，而是要看他所制定的是什么样的方案、什么样的方针，付出什么样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恰恰不追求一己私利，而是为大多数人着想，是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和中国人民谋利益。”说罢，毛泽东点了一根烟看了看一旁的同行人员，饶有兴趣地询问了在场人员的职业。

当得知其中有一位是做贺卡生意的，他幽默地祝福他生意兴隆。希尔擅长各种机械维修，毛泽东非常欣赏他，希望他留下来帮助修理、保管红军的卡车、吉普车。

在快要结束访谈的时候，毛泽东通过毕森向美国人民表达了美好愿望，令毕森十分难忘。他说：“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会开辟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次采访令毕森感到十分意外，这位中共领袖的回答妙语连珠，生动幽默。

毕森在采访完毛泽东之后，还和朱德、周恩来、白求恩等人会面进行采访。毕森见到朱德时是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朱德正在给学员作报告。

他评价朱德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神采奕奕、充满活力。朱德看到他也很高兴，马上停止了报告与毕森进行交流。

当时的朱德衣着朴素，跟一群普通战士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胸前的口袋多别了一支钢笔。朱德回答了包括国内局势、军事态势以及一些红军军史等问题。

特别是在提到当时紧张的局势时，朱德说：“中国如果想成功打败日本人，就必须依赖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发动群众运动。”

“南京必须与我们合作，必须要打全面开花的战争才行。”

毕森认真的作了记录，访谈结束他评价与朱德将军的访谈是简明扼要、干脆利落的。

第二天他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时留着胡须，干净利落、衣冠整洁，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

令毕森印象深刻的是，在谈到关键问题的时候，周恩来一度用英文与毕森交谈。周恩来主要谈了统一战线、抗战建国问题，在谈到国共合作问题上他形象的用自行车轮来作比喻。

“合作与政治上的进步必须同时进行，但只能是一先一后。这像自行车两个轮一样，而不是像黄包车两个轮并行。”

访谈结束后毕森非常佩服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周恩来的回答深入浅出、浅显易懂，英文非常流利。

很快，毕森一行人的延安之旅就画上了句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都为毕森、拉铁摩尔一行送行，祝福他们一路顺风旅途顺利。

回去后，毕森根据他的日记和笔记写下了一本名为《1937，延安对话》的书。他在书中详细的介绍了这一次的延安之行。

毕森的这些记录为后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延安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情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素材和档案资料。

让后人领略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们惊人的洞察力、准确的预见性、坚毅的品格、深邃的思想，更可以了解红军万里征程的烽火岁月、延安军民生机勃勃的景象，以及毕森、拉铁摩尔等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