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在 1916 年考入北京大学，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汇聚了众多进步思想和杰出人才。张国焘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中，张国焘表现得极为积极。他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把学生们组成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集镇等地露天讲演，散发及张贴宣传品，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和亲日派。

他始终冲在前面，成为第一批被抓的学生领袖。1919 年 6 月 7 日，北京大学门口，全体学生们热烈欢迎张国焘等出狱。张国焘挺着胸膛，昂首迈步，走在队伍最前排，像个从前线凯旋的英雄。

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早期确实展现出了强烈的革命热情和出色的领导能力。

然而，他也在此时暴露出一些性格上的弱点，如虚荣心强、好强争胜、容不得别人反对等。这些弱点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逐渐显现，对他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9 年，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已是著名学生运动领袖，而毛泽东当时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

当两人在拜访李大钊时相遇，张国焘对毛泽东仅仅微微点头，便不再搭理。这种轻视源于张国焘的优越感，他出生于江西萍乡的名门望族，又在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中崭露头角，而毛泽东来自湖南乡下，在他眼中只是一个小伙计角色。

这种初次见面的态度，为两人后来的复杂关系埋下了伏笔。

1921 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张国焘作为会议主持人，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后，态度与初次见面时有所不同，他高兴地问候道：

毛润之，一路辛苦。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对毛泽东有了新的点评：

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

在中共三大上，张国焘与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上产生了激烈分歧。

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而毛泽东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党内合作的主张，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成员，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张国焘则落选了。

此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毛泽东则开始崭露头角。在后续的党内会议中，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分歧依旧存在，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政治路线上，也体现在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上。

张国焘的思想逐渐走向狭隘，而毛泽东则以其高瞻远瞩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带领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的道路。

1935 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大张旗鼓地安排欢迎仪式，排场之大令人咋舌。据党史记载，当时欢迎的队伍绵延数里，旗帜飘扬，锣鼓喧天。

这种过度的排场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一方面，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的长征，战士们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看到如此铺张的欢迎仪式，心中难免产生反感。

另一方面，这种排场也凸显了张国焘的个人主义和虚荣心态。

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大多来自贫苦农民家庭，他们习惯了艰苦朴素的生活和战斗方式，对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十分不认同。这一事件也为后来双方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表面上附和了北上战略方针，实则暗怀异志。

会议中，关于战略方针的讨论异常热烈，张国焘虽在口头上宣称支持北上，然而他的眼神闪烁不定，语气中透露出犹豫不决，这一切无不显露出他内心的真实图谋。

他惧怕敌人，一心想着避开敌人主力，妄图南下四川、西康。他认为四川的国民党驻兵减少，可以依靠当地丰富的物资发展军队。

而党中央则从全局出发，考虑到日本侵略的严峻形势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确定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以便及时与日军开战，阻止日本人入侵的脚步。

双方在战略方向上产生了重大分歧，这也使得红军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张国焘为了南下，发出密码电报要开展党内斗争，反对北上。他以各种借口拒绝执行中央命令，自恃红四方面军有 8 万多人，比中央红军多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

他给陈昌浩发来一封密码电报，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 ：“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一行为严重威胁到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党中央面对张国焘的错误，始终怀着极大的耐心，采取党内斗争的方针，希望他能够及时觉悟，服从中央领导，加强红军的团结。然而，张国焘执迷不悟，坚持己见，最终导致了红军的分裂，给党和红军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张国焘在延安接受党内批判时，本就处于内心煎熬之中。1937 年 11 月，王明从苏联回国，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与张国焘在莫斯科曾有一段恩怨，此次归来，对张国焘构成巨大威胁。

王明于1938年春节前夕拜访张国焘，期间直言不讳地指责张国焘在政治路线上存在托派思想的隐患。他更是透露了一个重磅消息：张国焘曾经的副参谋长李特和秘书长黄超，因被认定为托派分子，已经遭到枪决。这一消息令张国焘坐立难安。

然而，真正让张国焘心灵堡垒崩溃的是，他得知俞秀松也因涉嫌托派而被投入监狱。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张国焘陷入了深深的困境。王明冷笑着对他说：

对托派分子，我们决不能有半分的同情。

自此，张国焘整个人都憔悴了好多，时刻担心自己会重蹈俞秀松等人的覆辙。

1938 年 4 月，张国焘借着去黄帝陵祭祀的名义公然叛逃。张国焘得知要进行黄帝陵祭祀活动后，急忙找到毛主席，请求由他担任此次祭祀活动的代表。

在得到毛主席应允后，张国焘带着警卫班一路南下。到达陕甘宁边区的黄陵镇后，与国民党参加祭祀的代表蒋鼎文一同主持了祭祀扫墓活动。

在此期间，张国焘与蒋鼎文一见如故，交谈甚欢。祭祀仪式圆满结束之际，张国焘以洽谈要务为由，声称需前往西安与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紧急磋商。言毕，他毫不迟疑地登上蒋鼎文的小轿车，驶离了现场。

到达西安后，张国焘住进了国民党豪华的西京招待所，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交谈密切。

中央得知张国焘的情况后，急忙向武汉发去电报，请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等人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但都被张国焘拒绝。

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国民党的重用。他在国民党中备受冷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解放战争后期，他辗转多地，四处漂泊，如同一只无家可归的孤雁。

1961 年，处于生活窘境的张国焘，在面对美国一所大学研究员提出的每月付给他 2000 港币撰写回忆录的请求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自此，他开始闭门写作，那洋洋百万言的《我的回忆》，成为了他叛党 41 年后唯一留下的东西。

凭借这部回忆录和与美国人的合作，张国焘收获了一笔稿费，暂时缓解了生活困境。随后，他与妻子带着全部积蓄，离开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开始了隐居生活。

然而，命运似乎并未放过他，1974 年中美建交，张国焘又惊惶地前往加拿大躲避，他住在大儿子家中。

1977 年，已至耄耋之年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边身体瘫痪，从此卧床不起。当时多伦多的老人病院条件并不好，护工人手不足，根本忙不过来，张国焘在这样的环境中躺了两年多。

1979 年 12 月 2 日，一场大雪过后的寒夜里，张国焘在没有暖气的病床上孤独地断了气。

张国焘的一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他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也有过错误的选择。他的故事，时刻提醒着后人要坚定信仰，不忘初心，始终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富强而奋斗。

背离人民，终究会被历史淘汰，一个人无论有多么大的本领，首先心应该是正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张国焘的行为完全背离了君子之道，他的错误选择成为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历史的映照下，更加明确自己的道路和方向。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