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围城》是钱钟书1947年所著的长篇讽刺小说，故事聚焦以方鸿渐为主的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像。

正如作者钱钟书在序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赴会的权利的。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

“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这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大众对《围城》的主要印象。

但其实，读完此书的人往往对此话的印象不深。事实上，与此话相近的表述在书中大抵只有两三处。反倒是钱钟书一系列比喻、夸张、幽默的语句，让人捧腹之余，发人深省。

情敌的彼此想念，比情人的彼此想念还要多。

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对于丑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他是坏人，你要惩罚他。

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

很多人会觉得，《围城》所谓“围城”仅仅只是“爱情之围”。其实，在笔者看来，“围城”之围除了“爱情之围”，还有“理想之围”。

全书讲述了海归方鸿渐归国后，在上海谋得一份银行差事。在这里，他认识了赵辛楣、苏文纨、唐晓芙等人，四人也陷入了一段“四角恋”。阴差阳错，最终都没走到一起。

抗战暴发后，方鸿渐与赵辛楣来到内地的三闾大学任职，并在这里，主人公和孙柔嘉相知、订婚。后方鸿渐和孙柔嘉成婚后，两人回到上海的法租界。婚姻、家庭、职业、时势，爱恨情仇的交织、交错，无尽地考验着这对新人。

小说中，钱钟书不尽笔墨地描写了一件件生活琐事，让人读来，对这些民国才子佳人充满了愤懑、怨恨与无奈。

父亲是前清举人，主角方鸿渐又得在银行的岳父周经理相助（虽说周小姐很早便离世），本来应该是前途无量的，也应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

为何好朋友赵辛楣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来看看方鸿渐的一组行程：

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却在伦敦、巴黎、柏林倒腾换了三个大学。

旅欧期间，方鸿渐兴趣广泛，却只随便听几门功课，生活尤其懒散。到了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磅，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获得博士学位，什么时候归来。他倒好，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

然而，在父亲和岳父的“威逼利诱”之下，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面那片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竟然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能掩盖起来。

学识没有，方鸿渐机缘巧合之下，竟然想到了向爱尔兰人买一张德国克莱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文凭。为了说服自己脆弱的心灵，他安慰称：

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在三闾大学，假学历的事情让他一直惴惴不安，害怕事情的东窗事发。但当看到韩学愈和他一样用德国克莱登大学的假文凭招摇撞骗，俨然是大学校长的“座上宾”，与学生亲热地打成一片时，他倒哄起自己来：

韩学愈撒他的慌，并非跟自己同谋，但有了他，似乎自己的欺骗减轻了罪名。当然新添上一种不快意，可是这种不快意是透风的，见得天日的，不比买文凭的事像谋杀灭迹的尸首，对自己都要遮掩得一丝不露。撒谎骗人该像韩学愈那样才行，要有勇气坚持到底。自己太不成了，撒了谎还要讲良心，真是大傻瓜。假如索性大胆老脸，至少高松年的欺负就可以避免。老实人吃的亏，骗子被揭破的耻辱，这两种相反的痛苦，自己居然一箭双雕地兼备了。

而且，出国留学本应该是提升自我、造福祖国的大幸事。但方鸿渐却如现在的“海龟”所想，留学只是为回国“镀一层金”罢了。

关于出洋，方鸿渐曾阐述：“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

可见，像方鸿渐这类的留学生出洋不是为了真才实学，而只是为了不那么自卑。

又另如，近代的上海，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本应该开风气之先。但在这里，处处陈规陋习、风水迷信、歪门邪道，却像是在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里野蛮生长，甚至结出了恶毒的果实。

一次，方鸿渐经人介绍，来张家和张小姐相亲。张先生作为买办阶级，在和外国人经年累月和外国人打交道中成了一个“香蕉人”。他崇洋媚外，一句中文要夹半句英文。但他的崇洋媚外又没使他成为一个英语通，以至于把美式俚语中的“She is a headache.”（女人让人头疼）中的“headache”（头疼）错用为“妻子”。

张先生的妻子张太太信佛，自说天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中国军队打胜；又说这观音咒灵验得很，上海打仗最紧急时，张先生到外滩行里去办公，自己在家里念咒，果然张先生从没遭到流弹。

这让方鸿渐都不禁内心腹诽：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供暖的课堂里念佛，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

老同学苏文纨和方鸿渐告白无果后，马上投入了“肥头大耳”的曹元朗的婚姻中。

这一对新人都洋气得很，反对旧式结婚的挑黄道吉日，主张挑洋日子。说阳历五月最不利结婚，阳历六月最宜结婚，可是他们订婚已经在六月里了，所以延期到九月初结婚。据说日子也大有讲究，星期一二三是结婚的好日子，尤其是星期三；四五六一天坏似一天，结果他们挑的是星期三——偏偏结婚的那个星期三，天气是秋老虎，热得利害。

褚慎明自诩为一名哲学家，他讲他平生最恨女人。然而，他却言行不一。他心里装满女人，钱钟书调侃褚慎明，研究数理逻辑的时候，看见“a posteriori”（由果及因）那个名词会联想到“posterior”（臀部），看见x记号会联想到kiss，亏得他没细读柏拉图的太米蔼斯对话，否则他更要对着x记号出神。

又如褚慎明常常翻阅外国哲学杂志，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就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把哲学杂志书评栏里赞美他们著作的话，改头换面算自己的意见。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里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的忘了哲学。

欧洲哲学家们想象中的中国是个不知怎样闭塞落伍的原始国家，而这个中国人信里说几句话，倒有分寸，便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还有送书给他的。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大概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

而为人师表的校长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如果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地从宽处理。对于人妻汪太太，他也垂涎三尺，总爱往属下汪先生家里靠。

当然，不得不提的就是吝啬猥琐、自私油腻、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教授李梅亭。明明是有家室的四十多岁的“中年油腻男”，却在众人同行前往三闾大学的时候，勾引寡妇、撩拨性工作者王美玉，甚至偷偷去镇上嫖土娼。

同行前往三闾大学任教的教师里，有二十来岁的小姑娘孙柔嘉。然而李梅亭却仗着黑眼镜，对孙小姐像显微镜下看的微生物似的细看，活脱一个猥琐变态男。

更绝的是，读书人本应该匡扶济世、救国救民的。他倒好，在战区倒腾起卖天价药的美梦。以至于，路上孙柔嘉病倒了，他本应该拿出仁丹救人，却只舍得拿自己开过的保健品鱼肝油给孙小姐。结果让孙小姐更加难受。

书中说了那么多的男盗女娼式的人物，牵扯出了那么多的蝇营狗苟，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围城”的“理想之围”。或许每一位人物最初都有着纯粹的理想、有着最初的美好想象，但在自己、婚姻、社会、时代的尘埃下，每个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在这座名为“理想”的围城里，自己是万难突破的，人心才是最坚不可摧的围墙。

或许，方鸿渐这一生总共对4个女人产生了真感情。

第一个是在归国船上遇见的鲍小姐。鲍小姐从小被父母差唤够了，心眼伶俐，明白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

中国留学生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但是风流成性的鲍小姐却并非一丝不挂，所以大家又称呼她为“局部的真理”。

“局部的真理”让方鸿渐沦陷了。因为方鸿渐不是鲍小姐的丈夫，只是她的情人，这使他只需行使丈夫的权利，又不需要履行丈夫的义务。大抵，这让方鸿渐觉得自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男人。

然而，鲍小姐是清醒的。她当然知道“没有物质的爱情是一盘散沙”的道理，也断然明白从一夜情中“抽刀断水”的重要性，风流成性是爱好，而细水流长才是生活。所以她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轻长十二岁的人结婚，待船在香港停泊，她便毅然决然地奔向“眼前的苟且”。

苏文纨很有才华，是位女博士。但也像如今的女博士一样，孤芳自赏，空有“苏小妹”的才情，却耽误了大事。同在归国的船上，她把眼光投向了老同学方鸿渐。

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从前她一心要留学，嫌那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而今她身为女博士，反觉得崇高的孤独，没有人敢攀上来。

然而，爱情令人奋不顾身，却让人失了分寸。苏文纨确实喜欢方鸿渐，然而她在性格上却有其劣根性、软弱性。她奋力追求对方，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使对方在某个夜晚亲吻自己，却自始至终不敢说一句“我爱你”。她知道表妹唐晓芙才是对方的意中人，却在暗地里使坏，最终坏了一桩好姻缘。

说到底，文纨虽是洋派文人，亦难摆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传统恋爱模式，她宁愿费尽心机玩那“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肯扯掉遮羞布表达自己的渴望。难怪方鸿渐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苏文纨，因为“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纽扣或补一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又或许是，爱情中，先出手的那方，最后总容易输个一塌糊涂。

钱钟书在《围城》中写了许多男男女女，却没有人是完美的，纵使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苏文纨而一直单身的赵辛楣，却也觊觎着别人的妻子。但只有唐晓芙，天真烂漫、温文尔雅，让人“君子好逑”“寤寐思服”。

方鸿渐原是说过的：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然而，当他看到唐小姐之后却道：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遵守天生的限制，不要弥补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

但唐晓芙是不是“真正的女孩子”则犹未可知，然而可知的是她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她要求对方的过去是一张白纸。她的这种对爱情的理想，最终也让彼此在缠绵悱恻中黯然神伤。

孙柔嘉则是这样一位女性：初见时小鸟依人、楚楚动人、我见犹怜，然而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她大胆追求爱情，甚至“阴谋”“阳谋”并用。她或许和苏文纨很像，但是幸运的是，最后把方鸿渐收入囊中。

然而，婚姻又像是一座精致的牢笼，甘愿入此的两人，经历的只有无穷无尽的争吵和猜疑。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书中说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如果说孙柔嘉是方鸿渐已经娶到手的红玫瑰，那么，唐晓芙就一定是方鸿渐的白月光，诱人，皎洁，心向往之却不可得。

钱钟书夫人杨绛说：“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但是，作为男人，方鸿渐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么？他和鲍小姐一夜情在先，内心空虚想接近苏文纨在后，花好月圆夜更是动情亲吻苏小姐。唐晓芙要的爱情或许过于完美无瑕，但是“渣男”属性常在的方鸿渐真的值得托付吗？

在“前女友”羞辱自己妻子的当下，在封建习俗“祸害”妻子的时刻，在一些细枝末叶上，大男子主义的方鸿渐是否已然成熟，能够尽到丈夫的职责？所以，方鸿渐夫妇的婚姻才会那么支离破碎、一地鸡毛。关于婚姻，方鸿渐在婚前早有预言：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照理由，像他这般的“无用”的庸才，在生活中四平八稳，也没啥不好。然而，在乱世中，则非有担当者不可用之，平庸倒成了一种过错。可当他深陷“婚姻之围”时，却恍惚道：

可见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

又不无道理地说：

不过大吵架后讲了和，往往还要追算，把吵架时的话重温一遍：男人说：“我否则不会生气的，因为你说了某句话；”女人说：“那么你为什么先说那句话呢？”追算不清，可能赔上小吵一次。

故事最后，方鸿渐和妻子孙柔嘉闹了最凶的一架。拖着受伤的身躯，也不禁在雪中懊恼、怅然：

缘故是一年前爱她的自己早死了，爱她、怕苏文纨、给鲍小姐诱惑这许多自己，一个个全死了。有几个死掉的自己埋葬在记忆力，立碑志墓，偶一凭吊，像对唐晓芙的一番情感。有几个自己，仿佛是路毙的，不去收拾，让它们烂掉化掉，给鸟兽吃掉——不过始终消灭不了，譬如向爱尔兰人买文凭的自己。

《围城》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如是读完拙作而略感有趣，还望诸君亲自捧读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