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比较大，我从“731部队”当年的一名“少年兵”说起。
本文也比较长，有六千多字，没有耐心的就别看了。
一
上个月中旬，日本“731部队”当年的“少年兵”（清水英男）来到中国，参观731细菌部队旧址，忏悔当年侵略罪行，并向全体中国人谢罪。
清水英男现在已经94岁，当年来华参与731部队时还只有14岁，是最后一批731部队“少年队”成员，在哈尔滨待到第四个月时，日本遭核爆、投降，清水英男随部队逃回日本。
七十九年后，清水英男再次来到哈尔滨。这是他二战结束后的第一次出国，也是战后第一次重返当年的战争地点。此行的费用，来自日本民间机构或个人的捐款，没有得到日本政府一丝一毫的支持。
现年94岁的清水英男，自感“良知未泯”，要在生前为自己当年的罪责“做一个了结”。
在位于哈尔滨的731部队罪证陈列馆、731部队旧址内，清水英男不断指认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并向受害者道歉。
他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中国表达歉意的机会（指自己已经94岁）。而某些日本政界人士恐怕巴不得我快点死。”
实际上，目前还在世的731部队“老兵”已经越来越少，多数人已经将“当年的秘密”带入了坟墓。而七十九年来，真正有机会到中国来“谢罪“的日本侵华老兵仍旧屈指可数。
二
也是上个月，日本NHK国际广播电台一中文播音员在播报关于钓鱼岛的新闻时，脱稿说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并提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本731部队”等内容。
此事在日本炸开了锅，引起很大的争论，而且刚传到中国、很快就上了热搜，详情被陆续披露了出来。
原来，这名主播是一位40多岁中国籍男士，与NHK相关频道签订过业务委托合同，在这家电台已经工作了22年，平时即负责中文播报内容。
8月19日下午，他在阅读完有关神厕石柱被涂鸦的新闻稿时，为了抗议日本NHK电台“不专业的行为”“掩盖真实历史”，用了约20秒的时间发表了一段不在原稿中的言论。
当时，他愤慨地用中文向日本民众播报：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抗议日本NHK电台违背历史道义和不专业的工作行为！”
接着，他又用英文说道：
“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她们是战争时期的性奴隶；不要忘记日本731部队，他们用活人做实验，而且大多是中国老百姓……”
由于当时电台是直播，所以搞得日本电台高层张皇失措。电台受众也破了大防，纷纷跳出来指责NHK电台。在舆论重压之下，NHK方面迅速解雇主播，而且跳出来声明该主播“缺乏职业道德”。
据说，NHK已经确认要向主播本人提出索赔，还要对他提出刑事起诉，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
不仅如此，除了解雇相关主播外，NHK还立即停播了多语言节目，还宣布将来所有中文节目只做录播，不再直播，甚至考虑使用人工智能进行节目播放，希望以此来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其实，日本人对所谓“索赔、起诉”的事，还是心虚，所以雷声大雨点小，不仅此事没了下文，连主播本人也很快回到中国，“爷不伺候了”。
8月27日，注册信息为“前NHK中国籍员工”的博主“树语treetalk”发文，一边报平安，一边表示自己“人在祖国”，还说“既然选择挺身而出，就必定坦然面对”。
三
巴黎奥运会前后，日本的几位运动员，竟然跑去参拜，或公开宣称有这类行程安排，遭到不少中国人唾骂。
奥运期间，日本乒乓球运动员张本智和、石川佳纯、早田希娜等人在中国成了热搜常客，早田希娜还专门开设了中文社媒账号，摆出一副友好姿态，但是很快，这些日本运动员就在中国集体翻车了。
张本智和、石川佳纯在东乡神社
张本智和、石川佳纯被扒出赛前参拜日本东乡神社，里面供奉的是甲午战争罪犯、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
赛后回到日本，早田希娜在采访中放话，想要去参观所谓特攻资料博物馆——位于日本鹿儿岛的特攻资料馆，正式名称为“知览特攻和平会馆”。
说是“和平会馆”，但里面收集、保存和展示了当年“神风特攻队”的遗像、遗物和记录等约4500件资料。在二战末期，这批神风特攻队成员曾在1945年的冲绳战役中驾机冲向美军舰艇，以自杀式袭击与盟军士兵同归于尽。
值得一提的是，张本智和的父亲张宇、母亲张凌还是前中国乒乓球队专业球员，母亲张凌曾入选过国家队，与邓亚萍、乔红一起征战了1995年天津世乒赛。
百度词条上说，90年代初，张宇、张凌前往日本仙台打球。2003年，张本智和在仙台出生，2014年张宇和儿子张本智和、女儿一起加入日本国籍。张宇改名为张本宇。只有张凌一人保留了中国国籍。
可以说，是中国人在日本生下的二代运动员，跑去参拜了屠杀中国人的战犯。
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了。
当然，事情被披露后，张本智和道歉了，据说还很真诚，但是中国人普遍不买账，并认为他太没有历史常识了，而且他的父母平时也缺乏对他的教育。
国乒的马龙也迅速回应，取消了对石川佳纯公众号的关注，以表达自己的立场。樊振东和孙颖莎也随即也对早田希娜取关。
石川佳纯、早田希娜这俩人是”纯日本人”，至今也没看到他们对中国媒体有什么表示。这也从侧面证明，这种行为在日本人眼里，并非什么“罪过”，参拜这些神厕和所谓战争博物馆，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甚至是爱国（爱日本）的表现。
四
上文提到“特攻资料博物馆“和“神风特攻队”，无独有偶，十年前一部电影在日本爆火，也与这个战争话题有关。
2013年12月，一部讲述“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电影在日本全国400多家电影院上映，名为《永远的0》，改编自日本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的同名畅销小说。
这部电影在日本爆火，连续数周占据日本票房榜首，累计票房达到了86亿日元，据说观影人数达到了700万之多，其中就有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
据说，安倍晋三宣称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观看电影时热泪盈眶。
聊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关注的重点肯定已经不在于“安倍落泪”，而在于这部电影到底讲述了什么？
《永远的0》剧照
《永远的0》讲述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当代日本青年，在无意间得知自己外公在二战期间曾是一位“特攻队”队员（一名日本零式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之后，开始调查外公的战争经历，并借此挖掘自己家族的战争记忆。
最终，日本青年“揭开了历史谜团”——外公当年为了想要活着回到家人身边，不惜被军队伙伴们骂为“懦夫”，但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自杀式敢死队（即“神风特攻队”），驾驶零式战斗机一头撞向了美军的战舰。
电影的最后一幕：男主角外公驾驶战斗机从今日东京闹市的上空一掠而过——即通过现实与想象嫁接的方式，呈现了一种被广大日本右翼群体所接纳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些战死者是为了保卫日本而勇于牺牲的“英雄”，而战后日本的繁荣正得益于他们的这种“牺牲”。
安倍晋三的眼泪，感动了很多日本人。同样，跟他一样曾经参拜过净国神厕的小泉纯一郎也有类似的表达。
2002年4月，小泉在以首相身份第二次参拜净国神厕时表示：“我认为，今天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许多战殁者崇高牺牲的基础上。”
极端右翼者，非小泉纯一郎莫属。
顺带一提，近期的新闻显示，小泉的儿子、小泉进次郎正在参选日本新一届首相，虽然我们目前并不清楚日本选举结果，也不能确定小小泉如果上任后的的实际执政态度，但日本政坛的这种反复上演的“生殖器政治”，确实让全世界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生生不息”印象深刻。
去过日本的朋友大概知道，跟战争有关的博物馆、神社，在日本比比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净国神厕附属的战争博物馆——游就馆，类似《永远的0》里的那种战争记忆可谓俯拾皆是。
而在日本近代历史教科书里，侵略中国变成了“进入中国”，“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等内容则踪迹全无、只字未提。
这些行为正在“教育“着广大的日本青少年，引导他（她）们不断淡化侵略罪行，增强民族“受害”意识。
还好，日本也曾出现过一些有良知的学者，比如井上清、藤原彰，等等，他们的作品深刻还原和剖析了近代日本的侵略罪行，并对诸如钓鱼诸岛（尖阁列岛）的历史有着清晰客观的描述。
比如井上清先生就曾撰文揭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并搜集大量原始资料、明确说明钓鱼岛在近代以前不属于日本。这在日本都是很大胆的举动，因此，井上清也一度被称为“最勇敢的日本人”。
五
战后初期的日本同样是百业凋敝，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借助战争重启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快速复兴的日本不仅走出了战败的阴霾，甚至创造了空前的经济繁荣。
1964年日本举办了东京奥运会，1970年举办大阪世博会。这期间，日本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仅次于美国）。但是，尽管经济高速崛起，但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依然需要面对二战历史所遗留下来的道德责任。
中国学者沙青青评价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繁荣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与作为战败国、侵略者的耻辱感彼此叠加，亦加剧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记忆和历史叙述模式的分裂状态。”
日本学者桥本明子在《致中国读者》中指出：“日本的失败文化混乱而分裂，人们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意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
战败的历史应该被哪种方式记住？这一直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一个大难题。但同时，这也是我们观察日本社会的一个角度。
说到这里，本文的结论便呼之欲出了。
英雄记忆、受害者、施暴者——这大概就是普通日本人对侵略罪行与战败结果的三种内心理解。
在桥本明子的代表作《漫长的战败：日本的文化创伤、记忆和认同》一书中，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历史理解方式归纳为上述三类。
第一类，像上文提到的电影《永远的0》里的故事一样，将日本的战争阵亡者视为“牺牲者”，这是日本大众文化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在这种回忆和叙述中，发动战争的责任被屏蔽掉了，无人提及，而个体的“英雄牺牲”被描述成整场战争的“缩影”，当然也就模糊了日本青少年的历史认知，而战后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少年成长成熟以后，自然也就出现了安倍晋三、小泉进次郎、石川佳纯、早田希娜，等等人物。
第二类，则更多强调的是作为“真正受害者”的记忆，这中间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对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描述，还有遭受大规模空袭的场景，包括其他普通民众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比如战殁军人父母的丧子之痛，等等。而且，这种苦难也常常被视为选择“战后和平”的直接原因。但是，这种叙述同样倾向于转移注意力，即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正受害者——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
第三类，则是直面日本作为“战争罪犯”的记忆，就像文章开篇提到的清水英男的例子，坦诚当年的侵略、剥削及其他惨无人道的战争罪行，甚至主动站出来忏悔、认罪。
另外则有一批退伍后的日本老兵，开展学术研究，真正客观地揭开历史谜团——就像前文提到的藤原彰先生，他曾经在年轻时稀里糊涂被征兵、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来到中国参战，战争中则开始记录并质疑日本的战争行为，战后则付诸严谨的学术研究，摆出证据，质疑这场战争的性质、包括日本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体制的荒诞性。
还有前些年在中日都引起轰动的《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也曾参与过南京大屠杀，当年他的书刚出版时，很多日本人不敢相信，很多人居然惊呼：“还真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
与此同时，东史郎也曾多次到过中国，忏悔、谢罪。
20世纪70年代，日本拍出一个著名的电影——《战争与人》三部曲，导演是山本萨夫，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找来看看，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有详细直观的讲述。
尾声
聊了这么多，其实文章早该结束了，但是又似乎意犹未尽。
在日本，实际上还有大量类似张本智和、石川佳纯、早田希娜这样的青年存在，让我们对日本社会的“战败文化”难以接受。
问题当然出在双方对战争过程理解的巨大鸿沟，又因为战后出生的日本青年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战后又缺乏相关的“学习机会”（包括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包括日本在美国的包庇和扶持下经济腾飞，战后舒服的日子让普通民众不愿意再承担那场战争的责任，以及促进和解的义务。
这几乎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但这样的结果却让当年的受害国人民无比沮丧、心有不甘。与之形成对照的便是，在中国（包括台湾）、韩国、菲律宾等地，一直有官方、民间机构，还有个人，在试图追查日本的战争责任，包括索赔等等努力。
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时，我国政府宣布不再对日索赔，但并未禁止民间的索赔行为。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逐渐开放后，不断有个人赴日进行战争诉讼，但坦率地说，成功率一直很低。
日本净国神厕经常遭到涂鸦，从一个侧面反映的问题便是 ，很多亚洲人对日本官方“不道歉、不认罪”的态度十分不满。
韩国尹锡悦上台后，因为一度试图推动韩国慰安妇与日本达成和解，还被认为是跟日本政府有某些勾兑，差点被骂成“韩奸”。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从日本引进了很多投资（包括贷款），这对我们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坦率地说，我们没有积极推动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清算。这种事如果只靠民间推动，确实力量过于薄弱，用中国古人的话说，这是“蜉蝣撼树”。
最后，我准备以“纳粹猎人”的故事作为全文的结束。
我不是好战分子，更不想鼓吹什么“中日必有一战”之类的言论。但是二战后的一批“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犹太人却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被称为“纳粹猎人”。
二战结束后，纽伦堡审判随即开始，但是当审判被冷战阴影笼罩之后，战胜国（比如英美）失去了起诉纳粹战犯的兴趣（希望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大量低级别罪犯混入了人群中，并渴望在欧洲大陆开启新的生活，而感觉难免一死的战犯则索性逃离了欧洲大陆。这时候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后来被称为“纳粹猎人”的复仇者——他们拒绝遗忘纳粹的罪行，决心无论天涯海角，一定要将纳粹分子处决。
作为二战的受害者，这批“纳粹猎人”起初强烈地想要复仇，就像古代的战胜者，直接处决战败者，而不需要进行审判。但不久后，他们纷纷放弃了野蛮的复仇，将这场故事变成了一场寻求正义的不懈斗争。
阿道夫·艾希曼，作为前纳粹高官，成为战后这批猎人最典型的“猎物”之一。
阿道夫·艾希曼，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者”。二战结束后，艾希曼曾试图逃离德国，但被美军抓获，之后设法逃出欧洲大陆，并一路流亡到南美洲的阿根廷。
在“纳粹猎人”的持续努力下，到1960年，艾希曼终于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追查到下落，并于5月11日被绑架到飞机上、运到以色列。1961年，艾希曼因反人类罪等15宗罪名被一并起诉，最后于1962年6月1日被处以绞刑。
以前，我们只知道“纽伦堡审判”比“远东审判”（又称为“东京审判”）更为彻底，这才使得对德国纳粹的清算更为坚决，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则大多逃脱了审判（甚至必要的惩罚或惩戒），日本天皇裕仁、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是典型案例。
而在德国“纽伦堡审判”之后、冷战甚嚣尘上之时，竟然还有这么一批“纳粹猎人”，锲而不舍，对德国纳粹残留继续进行无情、彻底、顽强的清理。
对于清理战争罪行的问题，当然也不能仅凭处决一些战犯就能解决。就像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发出的质问：
“在一场民族性的黑暗面前，光审判几个艾希曼是不够的，只有每个人都完成一次内心的审判之后，民族精神的救治才可能有效，因为在那场劫难里，许多人都用赞成或沉默投了纳粹一票。”
反观日本的战争和战犯问题，当年斩草而不除根，以至遗祸至今——当年手握屠刀的战犯都能不得到彻底清算，日本当今的右翼势力又岂能轻易剔除？日本的民族精神又如何通过“每人完成一次内心审判”而得到“救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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