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国军最奇葩的一个军衔：无论职务大小都可以被授此衔，军衔还不低
引言：
世人皆知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却不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还藏着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军中怪象。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军衔，它不分资历，不论能力，甚至连年龄都不是问题。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个军衔的级别还不低，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体面的身份象征。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这样的江湖人物，都能轻易获得这个军衔。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特的现象？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
一、军衔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说起国军的军衔制度，必须追溯到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民国建立之初，袁世凯政府就开始着手制定军队制度。当时的军衔体系主要参考了德国和日本的军制，设立了从上将到士兵的九级军衔制度。其中，将官分为上将、中将、少将三个等级，这一基本架构影响了此后数十年的中国军队体系。
然而，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局面，使得这套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严重偏差。各地军阀为了巩固自身势力，开始大量提拔亲信，授予军衔。这种做法导致军衔制度逐渐变质，出现了＂有衔无权＂、＂有权无衔＂的怪异现象。
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后，本应对军衔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但由于当时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灵活的政策。为了拉拢各地实力派，军衔授予权被分散到各个机构。军委会、总司令部、各地军政长官，甚至一些地方上级机关都可以推荐和授予军衔。
这种分散的授衔体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928年，在江苏省一个县级机关，就出现了一位不到30岁的中将。这位年轻的中将此前只是一名普通的县政府职员，因为和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竟然获得了如此高级的军衔。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但却只是冰山一角。
更为特殊的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开始向非军事人员授予军衔。比如1930年，四川军阀刘湘就为其幕僚、商人甚至是亲戚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些人虽然从未参军，却可以享受军队待遇，在社会上倍受尊重。
到了1932年，情况进一步恶化。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华北地区，就有超过200名中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职务只相当于营长或团长级别。这种军衔泛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指挥体系和管理秩序。
军衔制度的混乱还直接影响到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就曾出现过多名中将争夺指挥权的荒唐场面。当时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几位中将级别指挥官，因为军衔相同而各自为政，导致战场指挥出现混乱，最终影响了作战效果。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军衔管理机构。军衔的授予完全取决于各地实力派的意愿，甚至出现了用金钱买卖军衔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军队等级制度的紊乱，更助长了军中腐败之风。
二、军衔泛滥的实例：从商人到帮会头目都能获得
在1935年至1945年间，国民政府军队中出现了大量非军事人员获得军衔的案例。这种现象在上海最为普遍，当时的上海滩上，不少商界名流、银行家甚至是青帮头目都挂着将军军衔。
以上海银行界为例，1936年，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钱永铭获得了少将军衔。同年，金城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也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两位银行家此前从未参与过任何军事活动，但由于他们在金融界的影响力，以及与国民政府高层的密切关系，轻易就获得了这一军衔。
商界人士获得军衔的情况更为普遍。1937年，上海著名的纺织大王荣宗敬被授予中将军衔。荣氏虽然在实业界颇有建树，但与军事可谓毫无关联。同样在这一年，烟草大王刘鸿生也获得了少将军衔。这些商人获得军衔后，不仅在社交场合可以穿着军装出席，还能享受相应的军事待遇。
最引人注目的是帮会势力获得军衔的情况。1938年，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杜月笙此前虽然组织过地方民团，但从未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随后，其手下的主要骨干如张啸林、黄金荣等人也先后获得了少将军衔。
这种军衔泛滥的现象在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1939年，天津的粮食商人王克敏获得了少将军衔。同年，广州的航运商人陈济棠也被授予了中将军衔。这些商人获得军衔后，往往会在重要场合穿着军装，以显示自己的特殊身份。
在战时，这种情况更加普遍。1941年至1943年间，仅在重庆一地，就有超过50名工商界人士获得了将军军衔。这些人大多是因为向国民政府提供了战时物资支援或者财政援助，作为回报而获得军衔。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军事人员获得的军衔并非虚衔，而是享有实际的待遇和权力。例如，他们可以配备警卫人员，享受军队供给，甚至可以参加军事会议。1942年，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就出现了多位商界出身的将军参会的情况。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1945年后，虽然国民政府对军衔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仍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直到1949年，仍有不少非军事人员持有将军军衔。据统计，1945年至1949年间，全国范围内至少有200多名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获得了将军军衔。
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当时军衔制度的混乱程度。军衔不再是军人的专属标志，而成为了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商人、银行家、帮会头目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军衔，这使得军队的等级制度变得名不副实。
三、军衔泛滥背后的利益交换
军衔的随意授予绝非单纯的制度缺陷，其背后实则暗藏着错综复杂的利益交换网络。从1935年到1945年的十年间，这种现象在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模式。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军衔往往与金钱挂钩。1936年春，上海一家丝绸企业的老板通过捐献20万大洋给地方军事单位，获得了一个少将军衔。这笔交易通过当地一位高级军官操作完成，整个过程仅用了三周时间。同年秋天，另一位纺织厂老板则是通过为军队提供1万套军服的方式，换取了一个少将军衔。
重庆时期，军衔的交换更多体现在战时物资供应上。1939年，一位粮食批发商通过向军队提供大量优惠粮食，获得了少将军衔。据统计，仅在1940年一年，就有超过15位战时物资供应商通过类似方式获得了将军军衔。这些商人凭借军衔的便利，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军需合同，还在战时物资运输方面享有特权。
在沿海地区，军衔的获取往往与情报信息有关。1937年至1941年间，多位航运业老板通过为军方提供日军船只动向情报，换取了军衔。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广州一位轮船公司老板，他通过长期为军方提供珠江口日军舰队动向，最终获得了中将军衔。
帮会势力获取军衔的方式则更为多样。以上海青帮为例，他们不仅通过金钱捐献，还通过组织情报网络、维持社会秩序等多种方式换取军衔。1938年，青帮在上海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特务队伍，协助军方搜集情报，随后多位骨干成员获得了军衔。
地方实业家获取军衔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扩建军工企业。1940年至1943年间，在西南地区就有多位工厂主通过改造工厂生产军需物资，获得了军衔。四川某机械厂老板将工厂改造成兵工厂后，不仅获得了少将军衔，还被任命为军需署的顾问。
在云南，锡矿企业主们则通过向军方提供战略物资换取军衔。1942年，一位锡矿企业主通过向军方提供大量锡料，获得了少将军衔。这些稀有金属对于军工生产极为重要，因此军方往往会给予矿主优厚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军衔。
华北地区的商人则多通过为军队提供情报和资金支持换取军衔。1943年，一位天津的盐商通过为军方提供日军在华北的经济活动情报，获得了少将军衔。这些商人利用其商业网络，为军方搜集各类情报信息。
特殊时期，一些文化界人士也通过特殊方式获得军衔。1944年，一位著名画家通过举办军事主题画展筹集军费，获得了少将军衔。这种通过文化活动支持军事的方式，在当时也成为获取军衔的一条途径。
这种军衔交换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后。1946年至1947年间，随着内战爆发，军衔的获取渠道更加多样化。不少商人通过为军队提供军需物资、情报信息或者直接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获得了军衔。这些交换行为虽然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利益交换的体现。
四、军衔泛滥带来的社会影响
军衔制度的混乱不仅影响了军队内部的秩序，更在社会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从1935年到1949年，这种影响逐渐显现并不断扩大，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独特的烙印。
在社会地位方面，军衔成为了一种身份象征。1936年春，上海一场重要的社交宴会上，出现了超过20名将军，其中大部分都是商界人士。这些商人将军们穿着定制的将军制服，与真正的军界将领相互应酬。据当时《申报》的报道，这种场面在上海的社交圈中屡见不鲜。
军衔泛滥还影响了政府机构的运作。1937年，南京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中，与会的15名官员中有8人挂着将军军衔，但他们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行政官员。这种情况导致政府部门的等级关系变得复杂，一些挂着将军军衔的低级官员反而比其上级的待遇要好。
在经济领域，军衔持有者往往能获得特殊优待。1938年，重庆某银行在审批贷款时，就明确规定持有将军军衔的客户可以享受优先办理权。一些商业机构甚至专门设立了＂将军专座＂，以示对这些特殊客人的尊重。
教育界也未能幸免于这种影响。1940年，某著名大学的校董会中就有多位挂着将军军衔的商人。这些人虽然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但在校园中却享有特殊地位。有记载显示，1941年该校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一位商人将军仅凭军衔就否决了一项重要的教学改革方案。
在司法领域，军衔的影响更为明显。1942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著名的商业纠纷案，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是一位持有少将军衔的丝绸商人。最终，这位商人借助军衔的影响力，使得案件偏离了正常的司法程序。类似的案例在当时并不罕见。
社会风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1943年至1945年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专门的＂军衔掮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为富商争取军衔。据统计，仅在重庆，就有超过10家这样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往往会收取高额佣金，但仍然生意兴隆。
战后的1946年，这种现象进一步发展。在上海滩出现了专门为持有军衔的商人提供服务的会所。这些会所不仅提供高档娱乐设施，还专门设有军装定制部门，为这些＂将军＂们量身定做各式军服。
到了1947年，军衔的社会影响已经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在一些城市，商家开始在店铺门口挂出＂欢迎将军惠顾＂的牌子。一些高档餐厅甚至专门推出＂将军套餐＂，价格昂贵但备受欢迎。
这种现象持续到1948年仍未得到改善。当年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商业展览会上，参展的50多位企业家中，竟有超过20人持有将军军衔。这些人在展会上既谈生意，又以军人身份参加相关活动，造成了颇为怪异的景象。
这种混乱的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导致军衔的价值大幅贬值，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管理体系的失序。在军衔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后，真正的军人的地位反而受到了影响。
五、政府对军衔泛滥的整治措施
面对日益严重的军衔泛滥问题，国民政府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这些措施从1940年开始逐步实施，但效果并不理想，整治过程中还出现了诸多新的问题。
1940年3月，军政部首次下发《整顿军衔授予办法》的通知，规定非军事人员获得军衔必须经过严格审查。然而，这一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阻力。当年5月，军政部在重庆审查军衔时，竟发现有近百名商人将军无法提供任何军事背景证明，但由于这些人与高层关系密切，审查最终不了了之。
1941年，军事委员会颁布了更为严格的《军衔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商界人士获得军衔必须具备具体的军事贡献。这项规定出台后，一些商人转而通过其他方式获取军衔。例如，有的商人以组建民团的名义申请军衔，有的则通过捐助军需物资来规避审查。
1942年下半年，军政部成立了专门的军衔清查小组，开始在各大城市展开大规模清查行动。在南京的清查中，发现了23名完全不具备军事背景的将军。这些人的军衔来源各异，有的是通过巨额捐款获得，有的则是通过关系网络取得。但是，清查行动最终只撤销了其中8人的军衔。
1943年，政府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军事委员会下令重新审核1940年以后授予的所有军衔，并要求持有军衔者必须提供详细的资格证明。这次行动在重庆展开时，一度造成轰动。当地一位著名的丝绸商人因无法提供军衔来源证明，被当场收回了少将军衔。
1944年初，军政部又出台了《军衔授予限制令》，规定今后授予非军事人员军衔必须经过军事委员会直接批准。这一规定虽然在形式上加强了管控，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漏洞。据统计，当年仍有超过50名商界人士获得了新的军衔。
1945年抗战胜利后，整治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军政部在南京设立了军衔审核委员会，开始全面清理战时授予的军衔。在上海的清查中，有15名商人将军被取消了军衔资格。但是，这些人中大多数又通过各种关系在短期内重新获得了军衔。
1946年至1947年间，政府继续加强整治力度。军事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军衔整顿办公室，对全国范围内的军衔持有者进行普查。这次行动共清查出超过200名不合格的军衔持有者，但最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被撤销了军衔。
1948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内战形势，军衔整治工作逐渐被搁置。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为筹集军费而大量授予军衔的现象。在上海，仅1948年下半年就有超过30名商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将军军衔。
到1949年初，虽然政府仍在实施各种整治措施，但收效甚微。在最后的几个月里，军衔的授予更加混乱。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筹集经费，甚至公开向商人出售军衔。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撤离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