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

陈进 林惠芬译



这是我记忆中的儿时故事之一。故事中，一个王子在湖边漫步，远远地看到好几个姑娘在清澈的水波里戏水打闹。“如果王子娶了我，”第一个姑娘说，“我会给他生一个世界上最强壮的儿子，他将与天下最凶猛的野兽格斗并战胜它们。”“如果他娶了我，”第二个姑娘说，“我将给他生一个美若天仙的漂亮女儿，只要她的辫子扎上一朵玫瑰，花儿就会像夜莺一样歌唱。”“假如王子娶我，我会给他生一对满头金发并且额头有星的男孩，”第三个女孩站在烈日照耀下的水中如此说道。第二天，王子便把她叫到宫中庭院并与她成了婚。不知道我妈妈为了父亲娶她究竟答应了什么。要不就是他自己以巴纳特（罗马尼亚西部地区）方式作出了海阔天空的许诺。我只有一张他们结婚前在一九五四年寒冬拍的照片。背景非常难看，房子的围墙十分破旧。爸爸穿着运动衣，脚蹬一双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巴斯克帽子。那时，他只是布加勒斯特公交公司车间里一名寒酸的钳工，修理有轨电车的车厢。他的家人都是巴纳特地区的农民，而且很懒，可以说是些非常贫穷愚昧的人。由于儿子在村子学校里成绩不错，家里就把他送到了奥拉迪亚（罗马尼亚比霍尔县首府）附近的一位女老师那里。后来他到布加勒斯特工作。我看着照片，不敢相信那时他是那么的年轻：一个眼睛黑亮的小伙子，长长的眼睫毛，乌黑的头发梳得齐齐的，还抹了核桃油。妈妈微笑着轻轻地靠着他。她比他大四岁，他们就这样认识了。她头上披着一条围巾，身穿一件裁剪得很男性化的厚大衣，不知哪个流动摄影师在似乎要被雪压断的桥上拍下了这张照片。她从来就没有漂亮过，但在那个年代，在她唯一的这张照片里，还是可以看出她的皮肤透着青春的光亮。

她那时是位于科伦蒂纳的东卡·西莫工厂的一名纺织女工。在噪音巨大的车间里，她要看管八台纺织机。她曾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但她爷爷，一个淳朴的农民，总是这样对她说：“别再念书了，你又不去当牧师……”并让她去草地放牛。由于她家住在布加勒斯特郊外，她十五岁时，家人就让她到城里去学裁缝。一九四四年春天的某一天，那时还扎着农村长辫子的姑娘从缝纫机边上站起来，她想让在附近酒吧打工的哥哥给家里带点钱。还没有走到酒吧，空袭警报就把所有人都送进了防空洞。布加勒斯特遭遇了一番地狱般的狂轰滥炸。那天下午，姑娘回到裁缝车间，街道上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车间已经没了踪影，她看到的只是工厂的门帘，一扇被墙壁压着的大门和破碎的窗户，像是为十三个与妈妈同龄的姑娘准备的一座陵墓，她们全部被埋在了瓦砾下面。妈妈，那时还不是任何人的母亲，而是一个对未来十分盲目、但又像所有女孩一样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姑娘，痛苦了好几天才开始回归正常生活。虽然在农村只上了四年级的学，之后她又上了函授学校，学到七年级。到纺织厂上班后，她住在工厂附近一条充满奇形怪状建筑的贫民区街道上。我能想象出她每晚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的样子，耳朵嗡嗡地鸣叫着，蜷缩在她的床上。一个孤独、乖巧的女孩，就像一个粗糙、紧闭的黑贝壳里的一粒珍珠。

直到二十五岁，她还没有结婚。“要成老姑娘了，”在乡村，人们会同情地对那些过了二十岁还没人娶的姑娘这么说。村里很多她的同龄女友都已经有三四个孩子了。因此，当这个可爱、但瘦瘦的、说话很可笑的小伙子向她求婚时，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不管怎样，玛丽亚并非为他而储备了如此巨大的爱情。他们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底举办了婚礼。也许在床上经历了好几个笨拙的夜晚，康斯坦丁这个童男才成功地在像我妈妈这样的处女肚子里踩出路来。也许妈妈在头两次接受雨露时就怀孕了，因此恰好在婚礼后的九个月，一阵分娩阵痛向她袭来。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住在远郊贫民区里，几乎天天吃通心粉，有时加点奶酪，有时拌点果酱。他的父母都没有来参加婚礼，而她的娘家连个勺子都没有给她。在充满机油和棉纱的车间里，玛丽亚的肚子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一天天鼓起来。康斯坦丁每天下班回来，双手带着满是机床乳液的味道，疲惫不堪的两个人终于可以在床上相拥。工人产科医院破旧得令人恐怖。不时有东西掉落在孕妇和医生的头上。在这个工业建筑的墙上（也是一个工厂，一个婴儿工厂），被风吹来的种子长成了小树。窗户都用蓝纸和纸板遮着。没有热水，没有最基本的药品。等待临盆的产妇，两人合睡一张床。产房那边不时传来让人胆战心惊的尖叫。玛丽亚在那个无尽混乱的环境中生下了两个额头带星的男婴。他们在拥抱和凝视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康斯坦丁手里拿着有点蔫儿的鲜花，快步走过一个剖开的、用来展示肚子里脑袋朝下的婴儿位置的石膏产妇模具，又穿过不知多少个墙皮石灰掉落的走廊，才最终来到产房，目睹到这样一幅情形：玛丽亚躺在床上，脸上带着明显经历过痛苦的神情，幸福地微笑着，而在她枕头的左边和右边躺着两个小脑袋，被包裹严实的襁褓里是我和维克托。我不知道我们俩谁在左边谁在右边，因为我们两个长得完全一样，如两个浇筑的娇嫩小雕塑，肉身像蜗牛或水中海蜇一样是半透明的。

我们与母亲的共生由此开始，这是我所想讲述的最迷人的故事。两天后，父亲把我们接到家中，爸爸抱着我，妈妈抱着维克托，或者正好相反，不管怎样，连他们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也无法搞清楚究竟谁是谁，这倒也无关紧要。我是米尔恰维克托或维克托米尔恰，也许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自从把我们接回家，接到这个起居、做饭和睡觉都在一起的水泥地面的小房间那天起，父亲就消失了。从此，他就像一个过客，身影在夜里显得越来越寒酸，越来越疲惫，而白天我们却享受着妈妈那无尽美好和滋润的雪白身体。

我和维克托对望着一起长大。弟弟与我对望着一起长大。我们兄弟俩跟妈妈也是成天对望着，脸贴得那么近，带着如此灿烂的爱，以至于我们的眼睛都变了形，变得水汪汪的（一种褐色的、深邃的水），如水银般伸展开来，触碰的流珠凝聚在一起，最后变成大大的、智慧的、能洞察一切的眼睛。米尔恰，妈妈，维克托。犹如发光的三联体，又仿佛一幅祭坛三联画，突然填满了我们贫民区的小房间。每当她来到租住的院子里，总是把我们一边抱一个，经过一排排盛开的菊花，穿过开花的夹竹桃，整个建筑的绿化呈一个“U”字形，那一刻，过道上所有拉皮条的、小偷、妓女、乞丐、穷商贩、小学徒、修鞋匠和偷偷卖被子的人，都会止住没完没了的争吵和辱骂，神情像在一个奇迹面前祈祷一样。他们抓着我们嫩嫩的小手，抚摸着我们蜘蛛网一般的稀疏头发，为右边的男孩是米尔恰、左边的男孩是维克托，或者反过来，而疯狂地打赌。当他们问赌得对不对的时候，妈妈总是笑而不答，骄傲得就像一手抱着月亮，另一手抱着太阳那样。我们与妈妈相亲相爱，我们与妈妈融为一体。我们盯着她乳头流出来的神奇奶滴：原来她的身体是用奶液来充填的。她用她的身体，犹如一把又长又细的水壶来哺乳我们，我们就像是水壶的双耳，大花托的两边，在她的身体里融化。当我们长到约两岁的时候，妈妈坐在床上，让我们俩在她脚下一边一个坐着，情不自禁地要给我们讲故事，还一边用煤烧红的铁熨斗熨衣服，或搅拌着巴天酸模汤。我们俩也说话，毫无意识地说话，我们金丝般的声音与妈妈羊毛线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弥漫着木炭味的房间里，编织着词语的地毯、笑声和宠爱的地毯……我跟维克托总是玩“镜子”游戏：同时举起手、一起笑或者一起皱眉头……大约四岁的时候，还是在床上，我们把妈妈掀翻，两个人为了抢妈妈的身体而打斗，我们骑在她的脖子或者肚子上，拉着她的胳膊，在她的身体上随意画地图。我们跟妈妈一起笑得满脸通红，我们一起哭，然后我们紧紧相拥，憋得气都快出不来了。每一个游戏差不多都是这样结束的：我们额头相贴，相互对望着，直到六只眼睛变成了一只，褐色的、水汪汪的，充满爱意和同情。我感觉到我们的轮廓正在融化，我们的脑袋正在合并，感觉到三个人是如何合为一体，成为一个得到祈福的球形体，一位公主和她的两个金发儿子。我们俩兄弟因在房间水泥地上着凉生病而得了肺炎。我们生病也总是一起生。小区医生用一个很旧的听诊器给我们诊断。那时我们还不到五岁。听筒的金属碰到滚烫的皮肤，感觉就像是冰块。当医生给维克托看完后，惊讶地张着嘴巴。他没有找到他的心脏。他用已经磨旧的听诊器探头在被高烧折磨的身体上来回移动，最后他终于意识到，这个高烧烧得两眼无神的孩子心脏长在胸脯的右边。轻轻地，他摸着他的肚子，在一边压了压，又到另一边压了压，他惊讶地发现，不仅是心脏，孩子所有的脏器都是反的，就像一个翻过来压在另一人身上的小纸人：肝脏在左边，胰腺在右边，肠子也都是反的。当然，他的大脑左右半球也是反的。我到很晚才知道这个稀有的不规则的名称：器官转位。医生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不时地自言自语说“不可思议”，然后就走了。妈妈独自把纱布浸在锡罐里，敷在我们滚烫的额头上。对她而言，她根本不在乎医生的惊讶，她在乎的只是我们的健康。她很瘦，脸颊尖尖的，我看到她眼里闪着泪花，就像曾经看到她乳头上滴着白色奶滴。现在妈妈就是一把泪水漫到壶嘴的水壶。那天凌晨她把烧到四十二度的我们送到医院。她要留下来陪在我们身边，但护士们把她赶走了。我们躺在相邻的床上，蟑螂在床沿上爬着。她们用刑具一般的针筒给我们打针，我们高烧呓语了整整一天。下半夜我终于入睡，但做了个十分可怕的噩梦。第二天上午，我睁开眼睛，看了看旁边的床铺，便大声叫起来，好像噩梦刚刚开始：床是空的，床单是刚刚铺过的。当你某天早上醒来看着水池上面的镜子，发现没有任何人的时候，一定是十分可怕的。我那时就是这种感受。我和维克托对望了五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同一个人。你怎么能用锯子去锯断一个对称的孩子的身体？我嚎叫着，叫得脸色发紫。没人理睬我，维克托消失了，直到今天都无影无踪。

他们对我父母说孩子夜里死了，却不让他们看尸体。妈妈的呐喊引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父母去卫生部、司法部讨说法，最后来了几个穿便服的人，劝他们最好保持沉默。他们绝望地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但从来没有收到回复。无情岁月的悲怆大地就这样吞噬了小小的维克托。我一直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死的。直到现在，每年我生日，都要去那小小的空墓送上一束鲜花。

每天早晨，当我照镜子时，我看不到任何人。但每次到妈妈那里——现在她已经八十岁了——我拥抱她，贴着她的额头时，就会感觉到一阵不知哪儿来又到哪里去的清风，维克托也跟我们一起拥抱着。我感觉到他的额头正紧贴着我的额头，妈妈也感觉到他的额头。我们的目光又聚合在一起，直到我们的眼睛再次变形、扩张并且将眼角膜溶解，变成了一只褐色的眼睛，一只无尽温柔的眼睛，我们爱的眼睛。

作者介绍

米尔恰·格尔特雷斯库（1956— ），罗马尼亚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已出版《灯塔，橱窗，照片》《含有钻石的空气》《爱情诗篇》《一切》《利凡特》等诗集，以及《耀眼。身躯》《我们为何爱女人》《耀眼。右翅》《生命边缘的女孩》等小说和小说集。

在诗歌领域，罗马尼亚文学评论界认为“他是尼基塔·斯特内斯库以来诗歌语言最现代化的诗人，词语想象力异常丰富，无穷无尽”。进入21世纪后，格尔特雷斯库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已在小说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很难用一个标签来界定他的创作，因为，他的创作呈现出了让人炫目的丰富性、内在性和多元性。凭借超凡的想象、丰富的词汇、饱满的寓意和哲思，以及多变的手法和文体，他仿佛掌握了一套小说艺术点金术，能让任何平凡的题材和古老的主题焕发出耀眼的光泽。我愿意称他为一名充满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的勘探者。我甚至觉得，本质上，他还是个充满诗意的浪漫主义者。目前，他已成为罗马尼亚国内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

高兴

原载于《世界文学》2020年第4期，责任编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