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称是一条狗，却希望能够让所有中国人活得像人。
他就是马相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受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北乡马家村的一个亦医亦商的书香门第。父亲马岳熊是位中医兼商人，母亲沈太夫人贤淑达礼、持教严厉，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马相伯出生一个月后便在教堂接受了洗礼，取教名为“若瑟”（Joseph)。
马相伯出生不久，鸦片战争爆发。3岁那年，英国侵略者攻陷吴淞，直取镇江。马相伯全家避难山中，饱尝战火之苦。不久，马相伯无意中染上了天花，高烧不退、呕吐不止，全家人焦急万分。幸有稍大几岁患过天花的姐姐全天候悉心护理，才得以逐渐康复。
马相伯的父母是一对“慈父严母”。母亲沈氏平时周济亲戚朋友，对相伯的学业品德乃至一言一行都严格要求。父亲则十分慈祥，极具医者仁心，他常借助独轮车在乡间行医经商，独轮车一旁置一药箱，另一侧则摆上布料等小商品，有时还被戏称为“卖布郎中”。对于贫穷人家，他一律免费送诊。
1844年，年仅5岁的马相伯入私塾读书，读天主教经典，也读儒家书籍。当时私塾教学方法古板，这令喜欢新奇事物和寻根究底的马相伯十分厌倦。
1851年，12岁的马相伯瞒着双亲离家出走了。
他独自搭乘内河民船，走了十天来到了上海，经介绍进入徐家汇教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今徐汇中学）读书。
“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历史学者曾经如此评价说。
马相伯在圣依纳爵公学入学后，勤奋刻苦、博闻强识、进步神速，几乎过目不忘，每天能背诵古文六七十余行，教师们都对他的悟性十分赏识。
马相伯研究学问从不“挑食”，从辞赋训诂到古诗文章，从语言文学到自然科学，每一个学科他都力求做到极致。
为了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从外文原版中获取新知、开阔眼界，15岁的马相伯开始学习拉丁文及法文。
1857年，马相伯的拉丁语和法语都已十分纯熟，法国领事馆欲聘请他为秘书，马相伯却一口回绝：“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
为中国而学外语，绝非是他一句空话，而是真的贯穿在了他一生的实践中。
在之后的几十年中，马相伯从未间断过对语言的学习，逐渐掌握了拉丁、希腊、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七国语言。
在徐家汇神学院大修院学习时，马相伯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特别是数学。他一度对数学研究发狂着迷，没日没夜地钻研，并将学习心得和新发现做成笔记，累积至120卷。可惜当时无人重视，稿本束之高阁，后几经流离，最终完全散佚。
在马相伯之前，中国语言文学虽自成法则却无专门论著。他协助弟弟马建忠运用西洋语法于汉语研究，并于1898年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性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他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却不署自己的名字。
从1876年到1880年，一心报国的马相伯在山东初涉清朝官场，还与山东一位书香门第女子王氏结了婚。
1881年，马相伯随黎庶昌出使日本，任东京中国使馆参赞，后又改任神户中国领事。
之后，马相伯又赴朝鲜充当国王顾问，襄理新政。
1884年，马相伯以务实的态度，进行了轮船招商局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改革招商局建议》。但种种建议都如同泥牛入海，再无后文。这一切让马相伯对清政府的腐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886年，因洋务运动中海军建设缺乏经费，李鸿章派马相伯前往美国贷款。当马相伯凭借过人才识谈妥五亿两借款时，却招来国内清流派官僚们的“卖国”之讥。进退维谷的马相伯只得悄然结束了美国之行。
离开美国后，他直接前往欧洲，考察西欧的著名大学、社会风尚及政治精神传统，开始反思强国之路，“教育救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1900年8月25日，六十岁的马相国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将自己几乎所有的家产——松江、青浦田产3000亩，捐献给了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理想大学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不仅仅是财产，他还将自己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也交给教会代为抚育，做好了无牵挂的准备，其态度之坚决可见一斑。
然而，教会接受捐赠后无意办学，马相伯的心愿也再次落空了。
但此时，中国社会已刮起了求学之风。当时在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的蔡元培选取了二十四位学生，一起师从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其中包括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邵力子等。
马相伯不仅教授他们拉丁文，还讲授数学和哲学，可谓是倾囊相授。
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加上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因“墨水瓶事件”爆发了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如此一来，马相伯办学的时机便成熟了。
1902年底，马相伯租用当时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建起了中国教育史上完全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震旦学院”。
“震旦”，意为东方日出、前途无量。
1903年，震旦正式登报招生。梁启超著文祝贺：“吾今乃始见我国的第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院。吾喜欲狂。”
马相伯任震旦学院监长（校长），管理上采取学生自治，并规定了三条校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在震旦学院，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特别注重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其招生理念也十分超前，当时遭清廷缉拿的于右任也被马相伯收留在此读书。
震旦学院的建立，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打开了一扇门。
但是，“不谈教理”的校旨触动了耶稣会的利益。
1905年初，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震旦学院因此爆发“学潮”，在于右任、叶景莱等7人带领下，130名震旦学生脱离震旦，拥戴马相伯另创新校。
震旦学潮后，马相伯在“沪学会”召集学生商议复校之法。为了筹集办学资金，马相伯利用自身人脉，在挚友严复的帮助下，成立了包括严复、熊希龄、张謇（读作jiǎn）等28人在内的复旦公学董事会，并向社会发出《复旦公学募捐公启》。
同时，马相伯凭借个人声望，向政府申请到了官方资助。
1905年6月29日，《时报》头版同时刊登了两则广告。一则是耶酥会发表的《徐家汇震旦学院广告》，另一则是马相伯、熊希龄等人发表的《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公白》不但阐明了复旦与震旦的区别，同时也正式向全社会宣布新校校名为“复旦公学”。
“复旦”，不仅包含着“复我震旦”之意，还暗含“复兴中华”之义。
1905年9月，在吴淞闲置的提督衙门，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了。
经历数月奔波，一所大学只有一个老人和一百六十多名学生的大学开学了，——没有桌椅，只有一块黑板。
但这所学校的名字后来却响彻了中国，它就是——复旦。
除前震旦学生外，复旦又招收部分新生，马相伯仍被推举为校长，教师主要由上海各界贤达兼任。66岁的马相伯自告奋勇担任了法文教授，终日耕耘于三尺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