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陈独秀那憔悴、苍老的身影踏出牢狱，他的步伐虽略显迟缓，却透着难以掩饰的坚毅。

自1913年以来，这已是他第五次出狱。

在那个战火纷飞、群雄并起的年代，他曾是一颗耀眼的星辰，带领无数热血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然而岁月如刀，流亡、监禁和背负的种种早已将他折磨得满身疮痍。

出狱后的陈独秀，满怀期待地遥望延安，然而，毛主席提出的三个条件，本不难实现，他为何却不愿答应？

1937年8月，暑气渐消的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走出一个身影——身材清瘦，但步履仍然稳健。

他就是陈独秀，那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如风雷般的人物。

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狱。

不同于一般人的刑满释放，这位五度入狱的革命者走出监狱，等待他的既不是欢呼拥抱，也不是复归社会的坦途，而是一条充满无奈与坎坷的归途。

翻开陈独秀的履历，他的一生仿佛与牢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次入狱，是在1913年，他因反对袁世凯独裁发动讨袁运动而被捕，那时的他还没有预料到这会成为一种“宿命”。

第二次入狱是在1919年，为五四运动激烈奔走的他被捕，此刻的他已然是众人心中的革命先锋，带着理想与热血冲击着旧中国的封闭社会。

接下来几年里，他因创立中国共产党和推动革命事业，遭到国民党的通缉与关押。

直至1932年，面对日寇侵略，他继续高举抗日旗帜，但因此再度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投入狱中。

这一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陈独秀面临的是长达13年的监禁，仿佛注定了他此后苦涩、倔强且孤独的晚年生活。

正是因为陈独秀的“囹圄传奇”，民间流传着关于他的种种逸事。

他在第五次被捕时，竟还能与被捕的友人开玩笑说：

“原以为就我一个人，没想到你们都在，倒也不算孤单了。”

押解途中，他更是安然酣睡，仿佛不是身陷囹圄，而是出门访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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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淡定”在旁人看来，带着几分“超然”和不合常理的坦然，甚至有些视死如归的意味。

此后的审判与服刑也并未磨灭他的倔强，在狱中，陈独秀非但没有因现实的压迫而改变，反而变得更加沉稳冷静，关心时局的他依然笔耕不辍，不时与外界通信往来，倾吐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虽有不少出版商主动请缨为他出版自传，甚至不惜前来探监，但陈独秀始终淡然对待，几乎不为所动。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满腔忧国情怀的他才有所触动，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动笔撰写自传的打算。

然而，这一计划最终也仅留下了两章书稿，即《没有父亲的孩子》和《江南乡试》。

这两章内容也只涉及他的幼年生活和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似乎他的动笔只是勉力为之，无法掩盖他内心的挣扎与无奈。

或许在他看来，记录自己的一生既是一种自我剖白，也是一种未曾料到的沉重负担。

时间进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南京政府被迫南迁。

战火将要燃及南京，国民政府终于下达释放令，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的老虎桥监狱，这时的他已经58岁，双鬓染霜，饱经沧桑。

出狱后的陈独秀在南京逗留片刻，面对自由的空气，他感到了久违的释然，但并没有急于为自己寻找容身之所。

四周的战火已然临近，往昔的革命战友似乎也各奔东西，投身于不同行动。

心怀壮志的陈独秀选择了联系延安，希望能通过叶剑英、林伯渠等旧日挚友，回归曾奋斗过的党内，为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最后一分力量。

带着满腔的激昂，他拒绝了来自蒋介石的“橄榄枝”，不惜放弃可以获得安逸生活的“劳动部长”职位，决然走向自己真正的归属。

彼时的他年已近花甲，五次身陷囹圄的经历，让他的革命理想如铁石般坚韧，却也赋予了他更多的孤傲与倔强。

走出老虎桥监狱时，南京政府并未放弃对这位曾经的共产党创始人抱有期望。

蒋介石此时虽已和共产党水火不容，但在这段“统一抗日”的特殊时期，他决意以橄榄枝向陈独秀抛出一条“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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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陈独秀获释的消息传出，各方纷纷开始向他示好。

一方面，国民党的要员徐恩曾、陈公博等人更是亲自上门拜访，有的带着试探的言辞，有的则直言劝说。

蒋介石甚至派出夫人宋美龄亲自探监，带上礼品与慰问物品，以此表达“友好”之意。

这一层层的礼遇和交往，仿佛在暗示一条可以让陈独秀拥有舒适生活的“退路”，一条再不用颠沛流离的路。

但陈独秀面对他们的善意，始终保持冷淡，他看透了这背后政治的“温情陷阱”，不为所动。

不仅如此，蒋介石眼见陈独秀不愿接受自己抛出的“橄榄枝”，于是转而加码。

作为筹码之一，他再次派人带去丰厚的生活资金，并表示可以为陈独秀安排一个“劳动部长”的职位，同时还承诺拨出10万元经费供其支配，并允许他重新组建党派。

这一系列条件，在蒋介石看来无疑已是十分宽松，毕竟，在那动荡的年代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还在为温饱和安稳四处奔波，这样的待遇已属难得。

然而，蒋介石显然低估了陈独秀的自尊心。

对于陈独秀而言，这条“退路”意味着他必须抛下曾经坚持的理念，甚至要向蒋介石“低头”，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不仅是蒋介石，陈独秀的旧日同僚，也一再规劝他抛开成见，接受国民党提供的安稳生活。

在他们看来，陈独秀倔强而不服输的个性，终将把他引向更加孤寂的境地，而国民党此时的“招揽”，可能正是他步入晚年后的最好归宿。

然而陈独秀对这些老朋友的劝告也一律置若罔闻，他冷静而决绝地回应道：

“他杀我同志，杀我儿子，与其低头接纳，不如以不共戴天的仇视回应。”

他并非不懂得国民党此举背后的“深意”，蒋介石清楚，拉拢陈独秀不仅可以削弱共产党内部对他的影响，更能让外界认为这位曾经的革命领袖已然“背弃”理想，投入蒋家门下。

如此一来，延安方面不仅会失去一位思想领袖，甚至可能在舆论上受到更大的冲击。

然而，即使在陈独秀屡次坚决回绝的情况下，蒋介石依旧未曾放弃对他的施压。

蒋深知他越是拒绝，越是有助于营造一种模糊的假象，即陈独秀与国民党之间存在某种“默契”。

通过在民间制造流言，让外界误认为陈独秀在内心深处已对延安产生动摇，借此削弱他的影响力。

为此，国民党甚至刻意安排人手跟踪陈独秀的行踪，时刻准备捕捉到一丝可能引发误会的蛛丝马迹，从而影响到党内其他人的判断。

这种心思用尽的拉拢与“围困”，并未让陈独秀屈服，反倒愈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

或许他心中对延安还存有一份朦胧的憧憬，那里承载了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是他与战友们曾共同燃起的希望。

陈独秀出狱后，凭着多年革命的信念，他没有选择安稳的仕途，而是执意要回到党内，为抗日救国贡献最后的力量。

出狱后，他通过自己的旧学生罗汉，与在延安的叶剑英、林伯渠取得联系，传达了自己希望重新回到党的工作的愿望。

消息传到延安后，党中央对这位曾经的党创始人，表达了谨慎的回应——欢迎他重新归来，但必须遵守三项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由毛泽东在商议后亲自拟定的，首先，陈独秀必须“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的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

接下来，要“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此外必须”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出这种拥护的诚意“。

对于一向刚正不阿的陈独秀而言，这三个条件，尤其是第一条的自我否定，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横亘在他与延安之间，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首先要公开放弃托派身份，毫无疑问是对陈独秀是最难的，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的革命动荡期，陈独秀的思想道路曾与托洛茨基派系交集，甚至加入了托派行列。

尽管他后来试图淡化这一标签，甚至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自己早已脱离托派，但这个身份始终让他的回归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今要他以书面声明公开放弃托派，甚至承认自己加入托派的决定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对其自尊是一次不小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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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条件，他的内心无疑是痛苦的。

更重要的是，“承认错误”这样一个要求，他从青年时代起便以不屈不挠著称，性格中那种执拗而刚强的品质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

早在年少读书时，他便因不愿接受封建书院的四书五经，被祖父痛打，却始终一言不发，甚至为此被长辈评价为“家门不幸”。

这样的性格成就了他一生的革命精神，但也使他对妥协与认错几乎难以容忍。

在他的内心深处，自己无论是从思想抉择还是革命道路，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即便因为托派身份与党分道扬镳，他依然认为自己无愧于信仰和良知。

所以，他很难说服自己接受这种“自我否定”。

面对这三项条件，陈独秀内心无疑是挣扎的，他并非不希望回到党内，但这样的回归之路几乎需要他彻底抛弃过去的一切，这让他感到苦涩。

对于别人来说，这或许只是一个声明，或许只是一个姿态，然而对于陈独秀而言，承认错误意味着否定过往。

陈独秀后来多次表达内心的抗拒，他曾对友人写信称：

“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

“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这是陈独秀最后的回答。

诚然，他对党依然怀有感情，依然期待回归，但这一句回答，透露出的是他内心的挣扎，他不允许他低头认错。

他固执地认为自己无愧于内心，也无愧于国家，更无愧于人民。

对于陈独秀来说，或许接受这份要求，就意味着他无法在心中保留那个充满理想和忠诚的自我。

失去延安的支持后，陈独秀的生活迅速堕入困境。

彼时正值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大地上的民众无不承受战火的煎熬，流离失所的生活对陈独秀来说并不陌生，但这次他也难以依靠自己顽强的意志撑起生活的基本所需。

那时的他没有固定的收入，稿费虽有微薄但远不能支撑日常开销。

为了维持生计，陈独秀不得不依靠少量稿酬和亲友的接济。

他辗转流离，处处借宿，从南京到武汉，再到四川，艰难度日。

多年的奔波劳累，动荡的牢狱生活，早已让他的身体千疮百孔，他常年饱受胃病折磨，战乱环境恶劣的条件更是加重了病情。

出狱不久，他便被确诊为高血压，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高血压几乎意味着长期痛苦，稍有不慎便可危及生命。

然而，身无长物的陈独秀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的治疗和药物供应，生活上的艰难仅仅是他苦痛的一部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孤立。

蒋介石和国民党试图继续利用他来混淆视听，故意释放出他“倾向国民党”的流言，以此误导，进而在国际上造成共产党分裂的假象。

陈独秀对此愤恨不已，却无从辩解。

对于国民党的冷嘲热讽，或者是各种公开的侮辱，他一概不理，依然自尊自重地过着自己的生活。

他曾多次对友人写信述说自己内心的孤独与悲凉，但这种倾诉更多的是对命运的不甘，对现实的反抗。

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依旧保留着那份不曾泯灭的革命激情，但岁月已经无情地掩盖了他的锋芒，将他推向孤寂无助的深渊。

在穷困的日子里，陈独秀每当写下一行文字，便如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因为他已年老体弱，每写一个字，似乎都在耗费他最后的精力。

那时候的稿费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更不用说病痛所需的医药费。

即便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下，他仍然坚持写下自己的思考。

1942年5月27日，这位一生倔强不屈的革命先驱，最终在四川江津的一个破旧小院中悄然辞世。

去世时的他，身边没有亲人，也没有留下多少积蓄，唯有一些未完成的书稿陪伴在身边。

临终前的他，或许会想到曾经自己所为之奋斗的信仰，想到那个曾经鲜红而耀眼的革命理想。可惜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雨，将这位革命先驱的一切希望与憧憬碾碎在历史的尘埃中。

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中，仿佛在历史的角落里，静默无声地与这个他曾经付出一生的世界告别。

陈独秀的晚年充满了矛盾与辛酸，他曾经是时代的弄潮儿，是那个带领无数青年冲破黑暗的启明星。

然而，这位开拓者的命运最终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

或许，他的倔强和孤傲让他与世不容，或许，他的信仰与命运注定只能孤独相伴。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 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