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前秘书看到一份报纸后，立刻赶去向汪东兴汇报：这是要夺权》

1976年的深秋，北京街头飘着萧瑟的冷风。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中南海内外笼罩着一种异样的气氛。这天，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的李鑫突然被一份《光明日报》吸引住了。作为康生的前秘书，他对文件字里行间透露的政治信号格外敏感。看完报纸后，李鑫的额头上沁出了冷汗，他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匆匆赶往汪东兴的办公室。＂这是要夺权啊！＂他站在汪东兴面前，神色凝重地说道。到底是什么让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干部如此紧张？报纸上究竟暗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玄机？

一、风云突变的九月

1976年9月9日，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传遍华夏大地：毛主席与世长辞。这个消息一出，举国上下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可谁能想到，就在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悲痛的时候，中南海内却暗流涌动。

就在毛主席逝世的第二天，江青便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会议地点选在了她位于钓鱼台的住所，参会的都是她的心腹。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陆续到场，一辆辆黑色轿车悄然驶入钓鱼台，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商议了什么。

而在中南海另一端，华国锋正在处理大量的文件。作为新任中央主席，他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如何安排毛主席的治丧事宜。9月11日那天，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成立了毛主席治丧委员会。

有意思的是，在这份委员会名单上，江青的名字被排在了第16位。要知道，在之前的重要场合，她可都是能排到前三的。这个细节，被很多人都看在眼里，议论纷纷。

9月中旬的一天，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这里正在召开一场重要会议，讨论如何安排毛主席追悼大会的相关事宜。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江青突然提出要在追悼会上宣读＂毛主席遗嘱＂。这个提议一出，会场立刻安静了下来。

叶剑英元帅坐在那里，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然后缓缓说道：＂主席临终前确实留下了重要指示，但并不是遗嘱。＂他的这句话，顿时让江青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市民们发现，街头的大喇叭里开始反复播放＂既定方针＂这个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媒体的社论中，也频繁出现这个说法。

在中央党校，一些工作人员注意到，图书馆里突然多了很多人，他们都在查阅毛主席的讲话记录。这些人自称是来＂整理资料＂的，可谁都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找什么特定的内容。

9月18日，北京下起了蒙蒙细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宣读了悼词。台下坐着的四人帮成员，却显得心不在焉，时不时交头接耳。

就这样，在这个多事之秋，北京城内外表平静，实则暗潮汹涌。各种政治势力正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较量，而这场较量的结果，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二、一份特殊的报纸

10月初的一个清晨，李鑫像往常一样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作为中办副主任，每天要经手的文件堆积如山。突然，一份《光明日报》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期《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梁晓＂的文章。一般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一篇普通的社论，但在李鑫看来，这篇文章大有问题。

要知道，＂梁晓＂这个笔名可不简单。在＂文革＂期间，许多重要的政论文章都是用这个名字发表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往往都带有强烈的政治信号。

李鑫仔细阅读着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文章反复强调要＂按照既定方针办事＂，还特意用引号标注了＂既定方针＂这四个字。这让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1974年的时候，李鑫曾参与整理毛主席的讲话记录。在所有的记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既定方针＂这个说法。毛主席最后留下的话是＂你办事，我放心＂，根本不存在什么＂既定方针＂。

更让李鑫警觉的是，这篇文章里还提到要＂大树特树＂某些人的威信。这种提法，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显得格外刺眼。

就在几天前，中南海的一些工作人员还议论，说是在钓鱼台经常有人连夜开会。有时候直到凌晨三四点，那边的灯还亮着。而参加会议的，都是些写作班子的人。

这时，李鑫又想起一个细节：最近一段时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纸的社论中，都在不约而同地使用＂既定方针＂这个说法。这绝不是巧合。

更让人玩味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时机。距离毛主席逝世才刚刚一个月，按照惯例，这个时候是不适合发表这种政论文章的。可偏偏在这个敏感时期，文章却堂而皇之地刊登出来。

李鑫从办公桌前站起来，拿起那份报纸。作为康生的前秘书，他太了解这种文章背后的政治意图了。这分明是在为某些人的政治行动制造舆论基础。

在中国的政治斗争史上，利用报纸发出政治信号是一种常见的手法。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就是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吗？

现在，历史似乎又要重演。只不过这一次，角色发生了变化。李鑫深知，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他拿起那份报纸，快步走向汪东兴的办公室。一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较量，即将展开。

三、秘密角力的开始

汪东兴看完报纸后，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华国锋的专线。不到半小时，华国锋便匆匆赶到了汪东兴的办公室。看完那份《光明日报》，华国锋的面色凝重。他让李鑫继续跟进此事，然后转身离开了。

当天下午，中南海西花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叶剑英元帅。这位老帅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华国锋和叶剑英在会客室密谈了整整三个小时，期间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

就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会面的同时，北京卫戍区的警卫部队悄悄加强了戒备。市区内重要路口的武警数量也明显增多。一些老百姓还发现，天安门广场附近多了不少便衣。

这些细微的变化，在钓鱼台似乎并未引起警觉。10月3日晚上，江青又召集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规模比之前大得多，参会的除了＂四人帮＂核心成员，还有一些军队的高级将领。

消息很快传到了叶剑英那里。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立即召集了几位重要的军区司令员，其中包括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

杨得志和陈锡联都是叶剑英的老部下，在军中威望很高。他们表态支持中央的任何决定，这让叶剑英吃了一颗定心丸。

与此同时，华国锋也没闲着。他派人暗中联系了公安部、北京卫戍区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确保这些关键部门在关键时刻不会出问题。

10月4日，一个有趣的细节发生了。原本每天都要去钓鱼台开会的写作班子，突然接到通知说今天不用去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李鑫耳中，他立即向汪东兴作了汇报。

汪东兴收到消息后，马上派人加强了对钓鱼台的监视。果然，当天晚上，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到达钓鱼台。他们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洪文那天一整天都没有露面。据警卫人员汇报，他一直待在自己的住处，并且接待了几位上海来的客人。

10月5日上午，华国锋在中南海主持了一个看似普通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即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有关事宜。然而，参会的人员却格外引人注目：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都到场了。

会议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与会人员纷纷离开，但却都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指示：这两天要保持通讯畅通，随时等候召唤。

当天下午，李鑫又收到一个重要情报：江青在钓鱼台安排人连夜誊抄文件，似乎在准备什么重要材料。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华国锋和叶剑英那里。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进入最后的决战阶段。

四、关键时刻的抉择

10月5日深夜，华国锋在中南海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碰头会。与会的只有汪东兴、叶剑英和李鑫三人。会议的内容极其机密，连警卫人员都被清出了会议室。

李鑫在会上汇报了最新情况：根据可靠消息，江青已经准备了一份所谓的＂毛主席遗嘱＂，打算在近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宣读。这份＂遗嘱＂的内容主要围绕＂既定方针＂展开，其中还特别提到要＂继续革命＂。

叶剑英听完汇报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这是刚刚收到的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最新态度：两大军区的主要将领已经做好准备，只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时，汪东兴也拿出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这份方案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制定完成，其中包括了具体的人员安排和时间节点。每个环节都精确到分钟。

就在三人商议对策的时候，一个紧急情报送到了会议室：王洪文突然调动了他能掌控的一支民兵队伍，这支队伍已经在上海集结待命。

形势刻不容缓。华国锋当即拍板：必须提前行动。他随即让汪东兴去联系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立即到位。同时，叶剑英则负责协调军队的行动。

当晚，北京城内的重要路口都增派了警力。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所的警戒级别也被悄悄提高。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李鑫接到的任务是继续监控钓鱼台的动向。果然，到了凌晨时分，钓鱼台那边突然灯火通明。据警卫人员汇报，张春桥和姚文元又来了。

更让人警觉的是，当天有一批来自上海的干部也住进了钓鱼台。这些人的身份都很特殊，都是王洪文的亲信。他们的到来，显然不是偶然的。

10月6日凌晨四点，华国锋再次召集汪东兴和叶剑英开会。这次会议只开了半个小时，但会后各项准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首先，李鑫被派去跟踪监视＂四人帮＂的一举一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被分成几组，专门负责监控各个重要场所。一有异常情况，就立即报告。

其次，各个军区的重要将领也接到了待命通知。他们被告知：如果接到特殊指示，要立即按预定方案行动，不得有误。

最后，中办的一些关键岗位也都换上了可靠的干部。这些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政治立场非常坚定。

时钟一分一秒地走着，一场惊心动魄的行动即将展开。此时此刻，除了少数几个核心人物外，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历史的车轮已经开始转动，一切都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五、历史的转折点

10月6日上午8点整，江青正在钓鱼台主持例行会议。这时，一个工作人员匆匆走进来，递给她一份文件。这是一份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要求＂四人帮＂成员立即前往怀仁堂参加会议。

江青看了看表，随即让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一起前往。他们坐上轿车，丝毫没有察觉到街道上的异常。实际上，从凌晨开始，北京市区的重要路口就已经布置了大量便衣警卫。

当＂四人帮＂成员到达怀仁堂时，发现会场格外安静。他们刚一进门，就被早已埋伏好的警卫人员控制住了。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与此同时，李鑫带领的工作组迅速赶往钓鱼台。他们的任务是查封所有文件和材料，特别是那份所谓的＂毛主席遗嘱＂。在钓鱼台的办公室里，他们发现了大量尚未来得及销毁的文件。

上海那边的情况也在掌控之中。早在行动开始前，叶剑英就已经安排北京军区的部队进入待命状态。一旦上海有任何异动，这些部队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当天下午，一个重要的电话打到了华国锋办公室：上海的民兵已经全部解除武装，大局已定。至此，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落下帷幕。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文章宣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已被隔离审查。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李鑫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街道上欢庆的人群。就在几天前，他发现的那篇《光明日报》文章，成为了这场历史性行动的重要导火索。

后来，有人问李鑫是如何发现那篇文章问题的。他说：＂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任何政治行动都会有征兆。关键是要善于发现这些征兆，并且及时采取行动。＂

而在中南海的档案室里，至今还保存着那份《光明日报》。这份报纸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不仅仅是一份普通的报纸，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见证。

随后的日子里，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四人帮＂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但最关键的转折点，就发生在那个秋天的早晨，发生在一份普通的报纸上。

从此，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胜利，更是国家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转折。正如历史学家后来评价的那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