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没有民族学和宗教学，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和“宗教”概念的表述，它们都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但是中国古代却有民族观和宗教观，且有东方的特征，包含着东方的智慧，颇值得我们后人加以研究和开发。也有关于多民族的历史著作，例如司马迁被称为“中国民族学之父”，因为他重视民族学史料的收集和记录。中国古代在经史著作中，也保存了许多宗教史史料，如《诗经》、《三礼》、《周易》、《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魏书·释老志》、《元史·释老传》等。儒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它本身是古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创新的产物，又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反宗教情绪，所以它的民族观和宗教观都具有人文理性的精神，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也可以与当代人文学术相通。

儒家的民族观

古人不用“民族”，而用“族”或“族类”表达族群的概念。《左传》成公四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我族也”，作者自为夏族，而以楚为夷族。华夏族是融合夏、商、周三大族群而形成的中部核心民族，拥有发达的礼乐文化，而周边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左传》定公十年孔《疏》说：“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孔子孟子的民族观不看重血统和地域，而看重文化的先进性，所谓夷夏之辨主要在是否有礼乐文明，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民族主义。孔子为殷人之后，而十分倾心周礼，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主张“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又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夷狄缺少文化，要用文德来吸引他们，而不能武力征讨，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主张“用夏变夷”，反对“变于夷”，这是指用先进的礼乐文化去提高夷狄文化，而不能相反。只要能代表先进文化，夷狄出身的人也能成为华夏的圣人，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呜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这几位古圣王原来都是少数民族。费孝通先生说：“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族观，既具有民族优越感，有贱视夷蛮戎狄的一面，又具有兼容并包，促进民族接近与亲善的一面，而以文化放在区分华夷的首位，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儒家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第一，由于国内各民族大致认同炎黄人文始祖和礼乐文化传统，形成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和稳固的基础，少数民族贵族入主中原，只要认同这个文化传统，都可以被其他民族所接受。第二，儒家强调修文德、来远人，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征伐的霸道，这就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文明与和平的性格，不易滋生扩张和侵略，而倾向于“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第三，由于看重文化的先进性，当中国人看到外国文化有先进之处，便积极引进学习，用以改善自己的民族文化。但它也有消极方面：第一，表现为文化上的大汉族主义，看不起少数民族的文化，甚至采取“同化”的政策。第二，表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保守、固步自封，以为古代先进，以后永远先进，不学习便转化为落后。第三，表现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看到近代西方文化先进，便主张尽弃文化的民族传统，实行全盘西化，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儒家的文化观除了尚礼崇德，还主张“和而不同”，即多元和谐，这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共处融合起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古代各民族通过迁徙、冲突、交流、涵化，形成以汉族为中心，多民族互动发展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另一方面儒家“厚德载物”的贵和文化又博大能容，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事物的多样性可以成就生动有活力的整体。儒家的“和而不同”文化观依托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互动共处，又反过来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不因多种民族多样文化而四分五裂，也不因共同基础、统一国家而影响民族与文化的丰富多采，这其中儒学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孔子时代，具有鲜明地区性民族性的多种文化蓬勃发展，如邹鲁文化、燕齐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各有特色，互相激扬，相得而益彰。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证明，中华民族的古来文明是多元起源，又不断向中原地区汇聚，又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周辐射的动态过程，它既是多元的，又是有中心的，儒学便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辐射源和文化吸纳渊薮。儒家的文化辐射后来不仅及于境内各族文化，而且到达东亚各国，形成儒学文化圈：儒家的文化吸纳也不仅及于境内各族文化，而且引进印度和阿拉伯文化，以及欧美文化。

儒家的宗教观

儒家将周代礼乐文化提升为礼义文化，以仁爱为本，它超越古代宗教，又不反对宗教，在宗教（当时称为“神道”）问题上持中庸态度。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命题即儒家人文理性的宗教观的典型命题。对鬼神之道要有敬意，故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鬼神之道要保持距离，因为鬼神之彼岸无法证明，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类似于康德，上帝是理性无法证明的。儒家的宗教观具有情理结合、以人为本、注重教化的特点。第一，祭祀纪念论。“祭思敬，丧思哀”，因为先人有恩情于己，故须以丧祭表达报本怀念之情，为父母守三年之丧，是为了使孝子“安心”。《礼记·郊特牲》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返始也”。《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祸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宗教祭祀的意义主要在纪念天与祖给予人们的恩惠，使人不忘根本，表达思念报恩之情，至于天神祖灵是否真有，并不重要。第二，祭为教本论。宗教祭祀之社会功能在于道德教化。《论语》中曾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统》说：“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易传·观·彖辞》提出“神道设教”的观点，这就是宗教的社会道德功能说，或者“道德宗教”的思想。第三，人道兼有神道。儒家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组成部分，是成就人生的要素。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是孝道的全过程。《中庸》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神道的目的在于完善和加强人道，如果有害于人道，那么神道便失去其本来意义。故荀子说：“君子以为文，而小人以为神”，“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儒家把神道看成一种社会文化，它服务于社会，使之有道德有秩序，而不应使神道凌驾于人道之上，至少社会管理者要头脑清醒。这种宗教观表现出高度的人文理性和宽容精神，也不带反宗教的情绪，是一种很早熟的宗教理论。

古代的民族宗教文化与政策

中国自古便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民俗的国家，在孔子“和而不同”的民族观和宗教观的影响之下，很早便出现尊重不同民族多样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理论与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文化的繁荣。自古便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和“入乡随俗”的说法。《淮南子·齐俗训》说：“四夷之礼不同，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又说：“入其国者从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讳，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进，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而无所困矣”。历代中央政权，看到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相关，尤其与少数民族问题密不可分，民族与宗教问题又关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领土完整，故在制定民族政策的同时制定相应的宗教政策，在管理民族事务之中管理相关的宗教事务。其主流的管理方针是：“兼容并包”、“因俗而治”、“三教并奖”、“兴教安边”、“优崇宗师”。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元代的宣政院、清朝的理藩院、民国的蒙藏委员会，都兼管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当然历代贵族统治者代表剥削阶级，必然实行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同时也带来宗教歧视，引起社会反抗和冲突，民族斗争有时具有宗教色彩。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与宗教的宽容和民族与宗教的歧视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今天要分清是非，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发扬历史上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笔者以为这种优良传统主要是：第一，多元和谐的传统；第二，重生尚德的传统；第三，爱国爱教的传统；第四，与时俱新的传统；第五，崇文贵学的传统。对于中国民族宗教今天与未来的健康发展，接续上述优良传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