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处理公与私问题上堪称典范，公私分明，从不以权谋私。

1937年，主席的表兄写信表示要到延安谋生，主席写信进行劝阻，他说:“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

新中国建立后，亲朋故旧找主席帮忙者众，他也有人之常情，能帮上忙的尽量帮一下，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工作之类，但他的出发点还是为国家利益。

1954年，一位烈士遗属托人找主席在北京找个合适的工作，主席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提及此事，请秘书转询，表示在工作上实在帮不上忙了。信中说:“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批判“走后门”这种社会风气。有一次在与一些领导同志谈话时，主席对走后门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说:“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主席送到北大上学的几个女孩子，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他总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学文化，不能因为工作耽误了学习，送这些年轻人去北大学习，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很难，所以犯错误不要紧，只要有勇气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是了不起的人，所以主席建立了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生态，以求让人人都成为了不起的人，进而让一个组织成为一个勇于革命的组织，成为一个永远先进的组织。

主席公开对自己送身边工作人员去北大上学进行自我批评，并剖析那是走后门，那是资产阶级法权，主席的这番自我批评，让人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而又有原则的伟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