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盛传的“三月亡华论”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这个话题如今尚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虽然我们可能对日本扩大对华战争决策形成过程的认识有所偏差，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弹丸小国在这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荒唐和愚蠢。我们今天不妨就来深究一下，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误解有哪些；如果当时的日本决策层没有那么短视，将会是场怎样的灾难。

事实上，咱们当时所面临的危机，甚至比一时的“亡国”还要令人后怕。

明治维新以来，在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带领下，日本迅速完成了自上而下的全盘西化，自视为“西方国家”，甚至恨不得干脆把岛国搬到欧洲去。虽然这样的换皮行为多少有失下限，但日本的国力确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增强，它也在极短的时间里摆脱了封建时代的阴霾，成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期世界舞台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

那段时期的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的延续性。虽然高层不止一次地调整内外策略，但有一个目标是他们始终未曾动摇的，那便是成为“陆上大国”。1905年9月5日，因日俄战争而促成的《朴茨茅次条约》让日本人距离自己美梦更近了一步——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满洲地区的“合法”经营权，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默许下，日本得以在满洲地区驻扎军队，疯狂移民并鼓励侨民同当地人通婚，试图将这片沃土“日本化”。

彼时的日本简直幸福极了：距离他们的“百年国策”的实现仅一步之遥，而为了各自的利益，一干西方列强要么选择无视或默许，要么积极示好，试图拉拢日本，为以自己为主导的新的霸权体系增加砝码。显然，这为日本提供了非常优渥的国际环境。这一阶段的极大鼓舞了日本高层的野心，使得他们的欲望进一步膨胀。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攫取更多的利益呢？在不止一个看上去前途无比光明的选择面前，日本高层内部渐渐分化出了许多派系。

首先，以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为代表的“温和派”认为，日本在满洲地区的重点应当是经济利益。对于所谓“主权”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东西，自然是远没有真金白银来得实在。况且作为政治家，币原喜重郎认为，公然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是对华盛顿体系的一种挑衅，容易遭到列强的针对。因此，日本政府不妨采取“协调外交”的态度，以“不干涉内政”为条件尽可能地榨取日本在满洲地区的利益，这反而会换来对方的积极合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日本陆军元老为主体的“强硬派”则持针锋相对的观点。他们认为，温和派的做法只能换来一时的平静，想要长久地保障日本在满洲的利益，就必须想办法将整块地区的“主权”揽为己有。强硬派还一厢情愿地替中国认为，只牺牲满洲地区就能保证其他领土的安全，咱们一定会乐于接受。因此，这伙人主张一定要采取强硬手段夺取满洲地区，使其彻底被日本掌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两伙人各怀鬼胎，都不是什么好鸟，但无论琢磨出什么坏点子，都没有人敢提“把战争全面化”。不过，日本高层并没有为这场争执纠结太久，显然，他们无法抵抗成为“陆上国家”的吸引力——1932年，日本政府扶持了傀儡政权，冒天下之大不韪建立了“伪满洲国”，3年后又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独立”的罪恶构想，试图以这种手段继续撬动中国华北地区的局势，方便浑水摸鱼。

然而此时的日本，面临的局势同20年代末期可是大不一样了。

首先，日本高层内部出现了自我分歧，例如“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对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决策的延续性和合理性。其次，虽然建立“伪满洲国”一事并没有招致周边国家的冲击，但此举令列强对日本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美、英、法认为日本提出的“华北经济圈独立”构想会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损，转而支持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作为对抗；北边的苏联为防止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与外蒙古缔结互助条约，在远东地区大量陈兵，极大增加了日本的战略压力。

短短几年时间，日本一下就从温床之上被惊醒，转眼一看，周遭一众强敌正虎视眈眈，再不主动做点啥，怕是连满洲都保不住了。终于，决策者们嗅到了危机的来临。

虽然状况看上去很糟糕，但即便到了这份儿上，日本仍握着一手不错的牌。最让人感叹历史不公平的是，这个民族如此罪恶，却有着一颗精明而理性的大脑——石原莞尔。

对咱们中国而言，石原莞尔确实是个可怕的对手。

石原之智，在于他的理性和对局势的预见。1936年中，日本高层对扩大对华入侵的呼声愈发高涨，石原莞尔却非常无情地指出：俄国才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在他看来，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根本打不到尽头。况且眼下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正空前高涨，对于日本而言，同俄国的战争尚未结束，再开启一场规模同样大的战争，这对日本而言无疑是自己送死。“为什么要冒风险再同中国打仗？”秉持着这样的观点，石原莞尔极力推行自己的对华战争“不扩大政策”。

石原莞尔希望通过持久的经营，将日本已经通过战争夺取的部分彻底据为己有，他不希望看到一场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贸然战争，使得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然而，日军高层的愚蠢远超乎他的预料，连他都不得不一步又一步地做出退让。

或许在许多朋友看来，二战中日本的愚蠢在于找不准自己的定位，非要老鼠吞大象，以小国之躯抗衡大国。在笔者看来，日本的愚蠢并不全在此。

根据内阁于1936年作出的报告：1937年，军队的预算膨胀到了330亿日元，是当年的3倍有余；日本政府开始更加疯狂地从美国进口各种战略物资，总贸易额达到了2.89亿美元，其进口量达到了1931年的近40倍。另外，仅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黄金储备就减少了3.7亿日元，如此疯狂的囤货直接导致了日本国内的通货膨胀，物价失衡，百姓生活水平大幅缩水，国内经济出现巨大波动。

截至1937年6月底，企划省报告称如果不作出积极措施，日本很快便将面临自我崩溃。要命的是，作为一个贫瘠的小国，日本并不具备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只能想办法将矛盾向外转移。眼下，发动新一轮侵略战争无疑是日本决策者们面对的最好的决策，没有之一。

很多朋友可能要问，既然希特勒和纳粹在欧洲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他们为什么不见好就收，老老实实经营自己已经占领的土地呢？原因就在于此：战争会催生一系列很难消化的内部问题，而倘若这些问题不能被及时解决，它们所带来的诸多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将会把整个国家拖入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中。一旦进入到这个闭环，决策者们便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并被绑架，只能不断挑起新的战争以覆盖旧的问题，避免问题集中爆发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这种情况对法西斯国家来说更甚，对二战时的德日而言，战争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1937年7月初，正在度假的日本天皇裕仁不得不提前结束休假，为是否扩大对华作战而做出最后的裁决，我们所熟悉的“三月亡华论”的影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

原来，裕仁对参谋本部贸然扩大战争的决定同样心存不满，他担心以本国的国力无法承担如此规模的战争。为了说服天皇，昭和参谋们故意将事态弱化，声称只要3个师团，用不了几个月便可以解决问题。

《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当时日军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占领整个中国”，而是彻底解决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满洲交界处的军事摩擦问题，重新调整“日中关系”。而根据裕仁的批示，日军应当以一场规模有限的战争迅速抹平事端。根据这些史料，我们不难推断日军挑起新一轮战争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伪满洲国”存续的外部压力，从而方便他们继续攫取在华利益。谁想仅仅是一场短暂的胜利外加一些眼前的利益，军国主义分子就彻底失去了理智，不断疯狂扩大战争规模，最终主动将自己拖进了无可挽回的失败中。

纵使石原莞尔不断强调战争全面化的危险，他却也只能在陆军的节节胜利之下不断让步——从满洲地区边境到中国华北地区，从华北到黄河，最后战火烧到上海，直到石原本人被踢出参谋本部。日本高层失去了“石原之智”，那可是真的失了智。

大伙儿可能对日军高层的这一步决策的愚蠢性没有概念，咱们从一个侧面继续解释一下。

时间来到1941年下旬，彼时，日军在亚洲战场上的潜力达到了最大化，而在欧洲，轴心国军队也在苏联境内一路突进，眼看二战两大集团的势力即将失衡。精明的美国人深知，一旦苏联倒下，这场战争便即将迎来结局，自己无法再从其中牟取利益事小，唇亡齿寒，说不定连美国都会遭到轴心国的进攻。为了重新平衡局势，美国政府曾私下同日本谈判，试图说服日本脱离轴心国集团并宣布“中立”，把局势恢复到1940年以前的状态。

美国人为日本精心准备了一份大礼，其中有些非常可耻：倘若日本点头，那么美国将会带头承认日本通过侵略获得的全部利益，其中自然包括“伪满洲国”。不仅如此，美国还会加大同日本贸易的力度，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输血。

美国为了一己之私险些给我们造成难以设想的伤害，好在经过1937年的那场“胜利”后，日本政府彻底坚定了对外侵略的决心，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美国人开出的条件。为此，美国断绝了同日本的贸易，同时对日本实行封锁和制裁。为避免日本在1943年中期因缺乏物资而自行崩溃，日军最终策划并炮制了“珍珠港事件”，终于亲手给自己挖下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