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俗语“天上雷公，地下舅公”，将舅舅的地位与天上神仙雷公等同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比喻，可见“舅权”在客家人心目中有着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

不仅仅在客家人心中，放眼整个中华民族，舅权在古代中国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下面我就对舅权的影响和变迁进行一个多维度的分析。

生活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怒族中有这样的故事：“斗霍”世系的杀屋和求老曼两人同时追求一名女子，几乎到拔刀相向的情况。

可杀屋有一个舅舅是大龄单身男青年，（怒族把鳏夫或寡妇家作为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场所）于是求老曼就将姑娘约到杀屋舅舅家约会，而外甥在舅舅家必须恭敬。

最后求老曼成功迎娶了姑娘，但婚后三年却未曾怀孕，在怒族人的观念里，婚后不孕，一定是得罪了舅舅。

后来发现原来是在结婚时求老曼作为彩礼送给妻子舅舅的牛病死了，于是他们赶紧再送了一条牛给舅舅，巧的是，五年后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怒族人常说：“天下最长的是道路，亲间最长者为舅父”。怒族人对舅舅格外敬畏，其地位已然超越了父母。

何止是怒族，几乎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将舅舅奉为至尊。

纳西族谚语说：“天下除天以外，舅舅最大”。

苗族和普米族认为：“舅舅一层天”。

而傈僳族说：“树最大的是杉树，人最大的是舅舅”。

就连普米族人在结婚时唱的《直直杰》（《认亲调》）都是在认舅舅，就此可见在这些民族的观念里，舅舅的地位高于父母。

一些民俗学家认为“舅权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但从母系氏族社会的家庭分析来看如此说来并非错误，但极不准确。

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家庭地位最高的是长辈女性，而不是男性，这些长辈女性的兄弟们即舅舅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首先由于母系氏族的家庭是公共家庭，而父系氏族社会是个体家庭，家庭的社会本质不相同导致舅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地位高的主要原因是，此时女性采摘为家庭的主要食物来源，而男性狩猎的成功概率较低。

女性既然是社会财富即家庭经济的主要创造者，其地位自然也比男性高了。

在母系社会，舅权是成年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权力。这种权力的根基，是男人对社会和家庭所作的贡献。

但那是男人对经济的贡献不如女人，所以舅权不可能有超越母亲的权力。

舅权在家庭和社会中超越一切的权力，是在母系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但真正进入父系社会时，舅权也没那么重要了，由此可以认为舅权是母系向父系过渡时期的残余。

舅舅的地位和权力超过母亲，真正的舅权才产生。而导致舅舅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在家庭经济来源上，男性超越女性。

森林不会增加，人口却在不停增长，以狩猎和采集的生存方式必然会被游牧和农业取代，而游牧和农业的生存方式使得男人的体力表现出了优势，最后男人会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于是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势必会超过女性，这样就会导致舅舅至高无上的权力。

二是战争原因。

人口增长后，生存方式的改变是缓慢的，为争夺森林面积就会发生部落间的地域之争，男性的力量就成为了氏族安全的保障，战争也使男性意识到增加的力量，最终把舅舅的身份转化为父亲。

经济和战争两个原因都拔高了男性在氏族家庭的地位，当母系家庭瓦解走向父系家庭时，男性的地位必将发展到极限，这就变成了舅权。

也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舅舅是氏族社会的统治者，也是家庭权力的至尊者。

但舅权最终还是被父权所取代，当父系氏族社会来领时，舅权也随之消亡，不过在一些少数民族中留下了对舅权表示尊敬的遗俗。

在如今独生子女长成的这一代，“舅舅”这个称谓可能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低，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舅舅”曾一度是亲属称谓中最受人敬畏的，并享有某种特殊权力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