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即西情处）1939年开始组建， 1945年11月李克农宣布中央社会部西安情报处被正式批准成立，由中央直属领导。王超北任处长，李茂堂（又名李自清，陕西渭南人，国民党中统局陕西调查室主任）任副处长。
1938年9月，西安行营参议胡景宏找到王超北，告诉他从西安行营听到一个消息：重庆方面最近下达了调胡宗南部从信阳、罗山前线沿西荆公路入陕对付共产党的命令。此时，武汉会战序幕已经拉开，日军企图北攻信阳，南犯武汉。在中日两军会战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最高当局调胡宗南部入关中，脱离抗日前线，这显然是令人震惊的叛卖行为。
第二天，王超北就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中共驻西安的代表林伯渠。
果然，胡宗南接到命令后，仅留第四十四师担任信阳附近及平汉路沿线守备，信阳只放了第七十八师的232团，他自己则率第十七军团主力撤出信阳、罗山一带。
结果，日军由柳林迂回到我军后方，并由平型关入鄂北。加之232团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信阳及武汉相继陷落敌手。使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撤退遭到很大困难。
这个重要情报，林伯渠及时报告了中央。林老还对王超北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后，在其诱降政策之下，国民党逐渐将其政策重点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顽固派不能不提高警惕，就是说，不能不搞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情报。否则，就有亡党、亡军、亡国的危险。
武汉失陷后，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活动，仅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就先后制造了151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19日，皖南事变更是震惊中外。
这些暴行警醒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某一天早上，胡宗南会奉命突然包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对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下毒手。因为此前，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王克及其他几位西安的同志就已经先后“失踪”。在这种局势下，急需建立西安和延安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以便将胡宗南的反共阴谋及时地报告给党中央。
1940年冬，西安八办主任伍云甫找到王超北，说：全国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通讯联络机构，不断遭到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并发生流血事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样受到胡宗南的严密监视。为了防止意外事变，我们必须尽快在西安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一旦胡宗南的部队突然包围袭击办事处，切断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时，我们还可以利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发报，予以揭露。否则，办事处的同志躺在血泊中了，党中央还不知道。
之后不久，王超北他们就搞到一部电台。恰好这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译电员杨家德有病，伍云甫就让王超北在外面找个安静的地方，以便他养病。这样，电台和译电员都有了。经过筹划，王超北将这部电台设在了杨虎城将军公馆“止园”的内院。
194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人们已进入梦乡，杨家德用这部电台试着同延安联系。不一会儿，传来了对方回答的讯号声。他们无比兴奋，王超北便让杨家德向党中央发出第一份电报：“古城天气晴朗，螳臂虽小，敢于挡车。”延安中央电台回电：“红星照耀祖国大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伍云甫预料的事情发生了。1943年6月，西安警备司令部派100多名军警包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强行没收电台（1936年，八办春安装了一个小电台和一部扩大机，可以转播设在保安的中央红色中华社的广播），从此西安八办与延安的联系不得不通过西安情报处进行。
西情处的两个负责人王超北和李茂堂，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41年，李茂堂通过其表兄武少文找到王超北，表示自己愿意为党工作。当时，李茂堂在国民党中央调查局（即“中统”）兰州站工作。
经过一番摸底，王超北觉得李的态度是诚恳的，便将这一情况向伍云甫作了汇报。伍云甫请示了中央，同意由王超北负责与李联系，争取其为党工作。
为了工作方便，李茂堂根据王超北的建议，找了个理由，申请调到了中统陕西省调查室工作。这样，李茂堂便有了一明一暗两重身份：表面上是中统陕西省调查室的大特务头子，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在西安情报处的策划、建议下，李茂堂在中统内部巧妙斗争，取得CC系信任，终于当上了中统陕西省调查室主任，后来又被委以中统局专员，连胡宗南也对他刮目相看。
李茂堂利用特殊身份和有利地位，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敌特和军事情报，就连胡宗南亲自主持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这样极其机密的历次会议记录，都被他完整无缺地搞来，并及时送到了西安情报处。很多次在关键时刻，李茂堂及时传递情报信息，使身处极度危险状态的包括王超北在内的我党地下工作者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王超北更是智识超凡，运筹帷幄，领导西情处取得了卓越成绩。敌人无数次要抓他，却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结果可想可知。他能次次逢凶化吉，除了有李茂堂等人的情报支持，更与莲花池街7号这栋神秘建筑分不开。
周恩来有一次对王超北说，你要多挖几个暗室，来个狡兔三窟。根据这一指示，同时也从长远的地下工作考虑，王超北决定为西安情报处修建一座秘密地下室。
这座地下室的建立，得到了伍云甫和八办同志的大力支持。1943年，地下室建成，王超北向周恩来汇报这个地下工作室有3个进口和2个出口，周恩来满意地说：好，这就叫狡兔三窟!
这个地下室，也就成了西安情报处开展情报工作的秘密指挥部。敌人对它有很大怀疑，把它列为“特种户口”，也知道房子的主人叫王超北，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却始终不知他及房子的真正面目。
这个秘密工作室的修建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王超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想修建一座理想的秘密工作室，但需要一大笔钱。从哪里得到这笔钱呢？说来也巧。不久，他父亲帮了他大忙。
王超北的父亲是一位思想很保守的地主，顽固地反对他参加革命，为此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但饶是如此，父子情是始终无法隔断的。他父亲死后留下一笔颇为可观的遗产，王超北是他父亲唯一的亲生儿子，这笔遗产便由他继承了。
他父亲去世3周年时，经中共驻西安代表林伯渠的批准，王超北利用这个机会回原籍陕西省澄城县呼家庄继承父亲的遗产。他父亲生前把1.5万余银元和大烟土埋在地下，埋藏地点只有他继母知道。他父亲临终前嘱托他继母，要她将这笔遗产转交王超北，以便增进他与继母的感情。
王超北向林柏渠提出是否把这笔款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林柏渠说，你还有继母在世，不宜这样处理。林伯渠还指示，必要时，可将这笔款的一部分移作秘密工作的活动经费。
于是，王超北除留一部分遗产给继母外，其余的便用来购买了被日军飞机炸成一片废墟的西安莲花池街7号房基地，以及王家巷24号、24号甲、25号三处房基地。
这四个号门连在一起，成为南北、东西方向，面临两条马路的一片曲尺形的房基地，面积合计1000多平方米。王超北以重建房屋和挖防空洞的名义，进行秘密地下工程的兴建。
施工图纸是他自己绘制的，西安情报处负责保卫和交通工作的梅永和担任监工，建筑工人主要由骆伯安从他家乡临潼县雇来。
为了保密，施工按照设计图纸分段分期进行，每修好一段，就以资金欠缺为由，把负责这一段施工的工人辞退，然后再另雇一批。地下室的绝密工程和关键部位（如印刷文件、存放密码的地方）、打通莲花池街7号和王家巷24号甲之间的地道工程，都是王超北自己或与梅永和一起亲自挖掘的。
这样，除了王超北和梅永和外，即使参加修建的人也不知道地下室的全部秘密。
这座地下室建筑，在地面是独门独院，有大小房屋20余间，地下却是纵横交错的地道和地下室。地下室有3个秘密入口和2个秘密出口。
地下室建筑工期很长。从1940年秋季开始动工，到1943年春天才全部完成。
西安解放后，彭德怀陪同一个由苏军中将率领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到莲花池街7号参观。彭老总一行从地下室出来后，坐在洞口休息，对西安市的一位领导同志说：“这个秘密地下工作室，曲里拐弯，设计巧妙，是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事业进行艰苦奋斗的一个历史见证，应妥加保护，组织青年学生参观，让他们知道中国革命是经历了多么艰难的道路才取得胜利的。”
苏军中将感慨地说：“这样完备的秘密地下工作室，我还没见过。你们把消灭法西斯的电台架设在法西斯的大本营里，这对欧洲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以这座秘密地下室为坚强堡垒，西情处在情报战线取得了辉煌成绩。在特、宪、警林立的西安，他们先后建了8座秘密电台和数处联络站，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3条地下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党的干部、爱国人士、进步青年去延安。给党中央传递了大批秘密情报。
到1949年5月西安解放前夕，西安情报处累计收发电报2000余份，约24万余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