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一个深夜，福建山区的日军特务队营地传出阵阵惨叫。一个年轻女子被绑在木桩上，衣衫褴褛，浑身是血。日军军官挥舞着军刀，咆哮着要她交代地下党组织的情报。然而，这位只有25岁的女子始终紧咬牙关，用仇恨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刽子手。三天三夜，她经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酷刑，却始终不曾吐露半个字。她的坚贞不屈，让日军闻风丧胆；她的英勇事迹，让无数爱国志士热泪盈眶。这个出身缅甸华侨家庭，本可以过着优渥生活的厦门大学高材生，为何会选择这样壮烈的人生道路？

1915年，在缅甸仰光的一个华侨聚集区，陈康荣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商人家庭。她的父亲陈锡梅不仅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华商，更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上世纪初，陈锡梅曾远赴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加入了同盟会。

在仰光的童年时期，陈康荣就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质。父亲每天都会给她讲述中国的历史故事，教她认读中文报纸。那时的仰光华侨社区里，流传着许多关于祖国抗击列强的新闻，年幼的陈康荣常常静静地听着大人们谈论国事。

1930年，15岁的陈康荣随父亲回到祖国。与其他华侨子女不同，陈锡梅没有选择让女儿去英语学校就读，而是将她送进了当地的中文学校。在那里，陈康荣不仅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还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

那时的厦门，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海港城市。1921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青年。1933年，陈康荣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在这所南方的学术重镇，陈康荣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人和事。

厦门大学的校园里，经常有学生举办读书会和时事讨论会。陈康荣加入了＂新文学研究社＂，在那里她不仅阅读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作品，还认识了地下党的同志。

1934年的一个雨夜，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里，陈康荣第一次参加了地下党的秘密会议。会上，一位从上海来的同志带来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这本小册子在同学们中间秘密传阅，深深影响了陈康荣的思想。

很快，陈康荣就接到了第一个地下任务：利用课余时间到工人聚集的码头区去教识字。在那里，她亲眼目睹了工人们的艰苦生活，也看到了日本商船频繁进出港口，运走中国的物资。这段经历让她下定决心要投身革命事业。

1935年秋天，在一间僻静的民房里，陈康荣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来自缅甸的富家小姐，而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就在这一年，陈康荣的父亲来信，希望她学成后回缅甸经营家族生意。面对优渥的生活前景，陈康荣婉言谢绝了父亲的安排。她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要留在祖国继续求学。这时的她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解放事业。

1936年夏天，陈康荣从厦门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继续深造，而是来到了闽南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任教。这所学校位于厦门郊区的一个小镇上，地理位置特殊，既靠近港口，又紧邻日军的驻扎地。

表面上，陈康荣是一位普通的语文教师，每天认真教授学生们读书写字。但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课桌抽屉里总是放着一叠叠秘密的传单，粘在书本夹层里的都是地下党的重要文件。

这所乡村小学成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陈康荣利用教师的身份，将学校的一间废弃储物室改造成秘密联络站。她把一个旧书架改装成了暗格，专门用来传递情报。每到深夜，常常有穿着各色衣服的＂访客＂来找她＂请教问题＂，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地下党的同志。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陈康荣的工作重心转向了抗日宣传。她组织学生排演话剧，编写通俗易懂的歌谣，将抗日救亡的内容编入其中。一首名为《勿忘国耻》的儿歌在当地广为传唱，这首歌其实是陈康荣编写的抗日宣传歌曲。

白天，陈康荣带着学生们读书认字；夜晚，她就带领地下党员深入农村，向农民宣讲抗日道理。她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地下身份，从不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每次宣讲都要化装改扮。

这期间，陈康荣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通网。她把学校的学生家长发展成联络员，利用他们操持各种职业的便利，传递情报。有的是码头搬运工，有的是小商贩，还有的是渔民，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构成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

193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陈康荣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将一批重要的抗日文献转移到安全地带。她把这些文件藏在教材中间，装在书箱里，让一位卖布的商贩驾着驴车，假装运送货物，成功地把文献送到了指定地点。

陈康荣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由女性组成的地下小组。这些表面上的居家妇女，实际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地下工作者。她们打着走亲访友的幌子，往来于各个联络点之间，成功地避开了日军的耳目。

到了1939年，日军加强了对抗日分子的搜捕。陈康荣更加谨慎，她把重要文件缝在衣服夹层里，在鞋底挖空藏放密信。她还想出了用歌谣暗号的联络方式，那些看似寻常的山歌，实际上都是经过特殊编码的情报。

1939年深秋的一个雨夜，陈康荣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营救被日军关押的地下党员李明。李明是闽南地区重要的情报员，如果他被日军突破，将会暴露大批地下组织成员。

陈康荣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她找来一位在日军医院当清洁工的地下党员，打探到李明被关押在医院地下室，每天由两名宪兵看守。更重要的是，她得知看守李明的一名日军翻译官经常独自外出喝酒。

这位名叫山本的翻译官是个年轻人，在日本读过大学，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陈康荣通过细致观察发现，这个翻译官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尤其喜欢中国古诗。她决定从这个突破口入手。

陈康荣让一位在茶馆工作的女党员接近山本，假装是个对日语感兴趣的文学爱好者。几次攀谈后，山本果然对这位＂诗歌爱好者＂产生了好感。通过这层关系，陈康荣得到了许多重要情报，包括医院的值班表和地下室的布局图。

与此同时，陈康荣还在暗中筹备另一项危险的行动。她让一位开中药铺的地下党员配制了一种特殊的药粉，这种药粉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出现发烧症状，但不会造成生命危险。

1940年1月的一个傍晚，行动开始了。负责给守卫送餐的地下党员在他们的饭菜中加入了药粉。深夜时分，两名守卫果然出现了高烧症状，不得不暂时离开岗位就医。就在这个空档，陈康荣指挥行动小组成功地将李明救了出来。

然而，更艰巨的考验还在后面。为了转移日军的注意力，陈康荣策划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行动。她让人散布消息说在城东发现了抗日武装，成功调走了大批搜查的日军。李明被藏在一辆运送蔬菜的马车底下，穿过层层岗哨，最终安全转移到了山区。

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让陈康荣在地下工作中获得了更大的信任。组织上交给她一项新的任务：建立一条秘密的情报传递线。她精心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同志，其中包括商贩、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的人士，构建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

在这条线路上，情报的传递方式十分独特。有时是藏在课本的书页夹层中，有时是缝在衣服的暗袋里，甚至还用过水果内层和药材包装。每一次传递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一个疏忽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就这样，在陈康荣的精心组织下，这条秘密线路运转了近半年之久，为抗日斗争输送了大量重要情报。直到1940年秋天，一次意外的叛变才最终导致这条线路的中断，陈康荣也因此陷入了险境。

1940年10月15日的清晨，陈康荣正在学校为下一节课做准备。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几名日军士兵闯入教室，不由分说将她押走。原来，一名叫张德的地下党员在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供出了陈康荣的身份。

当天下午，陈康荣被带到日军特务队驻地审讯。审讯者是一名叫井上的军官，此人以残忍著称。就在被押解的途中，陈康荣迅速将藏在衣领中的一份重要名单撕成碎片，塞进口中吞下。

第一天的审讯从下午持续到深夜。日军使用了皮鞭抽打、竹签钉指等多种酷刑，但陈康荣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情报。井上恼羞成怒，命令手下将她关进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

第二天，日军改变策略。他们找来了陈康荣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已经被日军收买。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陈康荣投降，声称只要交代组织情况，就能获得优待。面对这样的劝诱，陈康荣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你走吧。＂

第三天至第五天，日军轮番审讯。他们用烧红的铁条烙她的身体，用盐水浇她的伤口，甚至用竹签插进她的指甲缝。但无论他们用什么手段，陈康荣始终坚持着一个姿态：紧闭双唇，目光如炬地盯着审讯者。

第六天，井上军官亲自审讯。他拿出一份委任状，声称只要陈康荣合作，立即可以当上伪政府的高官。陈康荣破天荒地开口了，但说出的却是一连串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斥。

第七天到第九天，日军对陈康荣实施了最为残忍的酷刑——活剥人皮。他们从她的手臂开始，一寸一寸地剥下皮肉。整个审讯室回荡着她的惨叫声，但即便在这样的折磨下，她依然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的秘密。

第十天，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康荣被扔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日军以为她快要不行了，放松了警惕。但第二天早上，他们惊讶地发现她仍然活着，眼神中依然透着坚定。

第十一天，井上军官最后一次审讯她。这一次，他们甚至找来了陈康荣在缅甸的父亲写的信，企图以亲情打动她。然而，陈康荣只是摇了摇头，用微弱的声音说：＂为了祖国，死又何妨。＂

第十二天，也就是1940年10月26日，愤怒的日军将陈康荣带到了郊外的一座山上。在那里，他们挖了一个深坑，将这位年仅25岁的女英雄活埋。据后来的目击者称，直到被推入坑中的那一刻，陈康荣仍然保持着挺直的脊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地群众在日军特务队旧址附近发现了陈康荣的遗骸。她被掩埋的地方，是一处偏僻的山坡。当年参与埋葬的一位老农指出了具体位置，让陈康荣得以入土为安。

1950年，厦门大学为陈康荣树立了一座纪念碑。碑文朴实无华，只刻着她的名字和牺牲时间。但每年清明节，总有许多学子前来献花。在校园里，一代代厦大人传颂着她的事迹，讲述着那个从缅甸来的华侨女学生，如何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春天，陈康荣生前的同事、那所乡村小学的老教师们，自发组织了一场追思会。会上，他们展示了陈康荣留下的一些物品：一本泛黄的教案本、几件补丁叠补丁的旧衣服、一个装过密信的空墨水瓶。这些普通的物件，见证了一位地下工作者的艰辛岁月。

1960年，当年和陈康荣一起工作过的地下党员王老，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封未能及时销毁的信。那是陈康荣写给组织的最后一封报告，日期是1940年10月14日，也就是她被捕的前一天。信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报网络状况，字迹工整，条理清晰，显示出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1975年，一位名叫田永的老人找到了当地党史办公室。他说自己是当年被陈康荣救出的地下党员李明的儿子。通过他的叙述，人们才知道了1940年那次惊险营救行动的全过程。原来，陈康荣不仅救出了李明，还帮助转移了十几名地下党员，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破坏。

1980年，在陈康荣牺牲四十周年的时候，她的母校厦门大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展览中除了照片、文件等历史资料，还原了她在校期间的一间宿舍。那张简陋的木床、那盏煤油灯、那个装满课本的书架，都在诉说着一个平凡而伟大的革命者的故事。

1990年，一位日本学者来到厦门，要找寻当年那位翻译官山本的下落。通过他的调查，人们知道了山本后来的经历。这位翻译官在战后回到日本，一直深受良心谴责。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位女教师的眼神，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2000年，陈康荣的故事被编入了当地的中学教材。在一次采访中，一位编写教材的老师说：＂我们选择她的故事，不是因为她的牺牲有多惨烈，而是因为她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为革命事业奉献，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0年，陈康荣的母校在图书馆专门辟出一个展区，陈列着她生前用过的物品和相关史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装有泥土的玻璃罐。这些泥土采自她殉难的地方，象征着一个革命者和她热爱的土地永远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