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从东南一隅崛起朱元璋开启北伐统一全国。是历史上第一次南方政权统一全国的例子。朱元璋的大明年号“洪武”真的是把武德发挥到了极致。

朱元璋的政治能力和组织力是远远被人低估的，他仅凭着东南地区的财赋和人口，在明初30年干了一堆大事。

明太祖朱元璋坐像

这期间朱元璋还对中层官僚集团和淮西武人勋贵“放血”。明初的胡惟庸案、空印案、蓝玉案都是抄家处斩几万人的大案子。国家运转没停还整体上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他把宰相胡惟庸干掉后，一人兼任着宰相的活。如臂指使的把他的意志贯彻到国家的最基层。

胡惟庸和李善长（电视剧 山河月明剧照）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张士诚时只有苏南徽南、浙江，外围的江西、两淮一部分地区。

在江淮从无到有组建起了一支强大骑兵，然后靠着这支铁骑，不但重光华夏，还打出了汉唐之威。

明初的军事战争恢复了大量汉唐故地

明初收复了晚唐五代丢失了四五百年的甘肃、辽东、燕云、河套地区，更进一步取东北、占青海、收西藏。还有几十万人移民云南贵州，对元追亡逐北追到捕鱼儿海，把称霸亚洲的蒙元打回原型。

北伐灭元

徐达北伐

这些行动兵力动辄十数万，投送距离数千里。这放到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汉武帝和匈奴的战争正值汉朝国力最强时期，打了几十年天下户口减半，各地盗贼群起，而明初越打国力越强。

这种超级国家动员能力是哪里来的。

农耕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和人口，谁掌握了土地和人口谁就掌握了逆转乾坤的能力。但首先你得知道天下有多少可征用的土地和人口。这就牵扯到了户口和田亩的普查。

搞清楚田亩和户口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我国从商代就有户籍统计，战国时商鞅在秦国搞过一套非常严密的户口检索制度，汉代继承秦制继续这种户籍田产统计方法。之后的隋唐宋都非常重视田亩和户口的检查，唯一拉胯的就是元朝，蒙古人治国非常大条，凡事都外包。可以说南方的土地人口情况从南宋到明这几百多年完全是混沌的没人搞得清楚。

解决了主要政治问题，厘清土地并不是一件难事

历朝历代对于清理田亩户数都非常上心，但是搞的好的往往是王朝初年。因为这个时候天下刚刚稳定，原来的利益集团被消灭了，这就是新王朝的“新朝红利”

中央此时是一支独大，可以一杠子插到底，开国初期天下地理、人口、赋税等核心信息，上面能很清楚的掌控。国家什么时候能出力，出多大力，会产生什么影响。开国的君主都心知肚明。

明朝开国时人口资源不如后期，内政外战反而要强。因为明朝后期，大量的财富被宗室、富商、豪族把控，皇帝想干事反而没啥钱。

所以说得国不正的王朝看上去成功很容易，但是后面“维稳的成本”会一直很高，高的没办法做任何改革。比如篡了曹家天下的司马晋朝。

朱元璋的地盘不大，但是内部建设推行的很早

其实面对元末一塌糊涂的户政，明朝的开局并不好。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史 食货志》

朱元璋还在做吴王的时候就很重视田地、人口的了解。在李善长统筹下在辖区就建立了高效的动员体系。他每次攻克城池，就向百姓发放“户由”，而且“俱自花押”。

“户由”是明朝黄册制度的缘起，朱元璋“大数据治国”的开始。当时逃户太多，首要目标是让百姓安定下来，先把荒田种上，后面再来一步步清查田亩和人口。

1368年南直隶和江西三府搞了一个“均工夫”的政策。简单来说是把人头税折算田里，有多少田就按照田来交税和劳役，先把人稳定到田里。运行了几年发现这个土办法不错。加上北伐成功，朱元璋开始“系统升级”。

执行户帖的流程（来自马伯庸的《显微镜下的大明》）

1370年朱元璋发下了著名的白话圣旨：

“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们）户部家出榜去......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

这个白话圣旨就核心一个问题，清点人口推行“户贴”。

户帖

户帖类似今天的户口本+房产证+银行固定存款单。有家庭构成、年龄、土地房屋信息等。

这就把人口，人丁，适龄人口全部概括了，还有大致的田亩数（当时没彻底查田亩这个后面细谈）。朱元璋“贴心”的给北伐返乡的军队交代了任务，让他们也去参与各地的核查，最后军队和户部各交一份总账给他，达到了纠错的效果。

多管齐下后，朱元璋指出新开垦的土地也暂不入账不交税了（反正人跑不了，后面还可以算账的）。朱元璋当然想一次搞清账土地，但是这个一开始搞难度太大，这笔烂帐几百年都没人理清。

第一次清查后，全国的数据被转移到南京玄武湖的小岛上进行查验保存

岛上存储黄册的院子

朱元璋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修为，既要达到目的，但手段非常灵活，毕其功于一役太难就暂时不搞。第一次完成先完成人口检索，心中有个底就行。而且这次工作也在锻炼队伍。10年后，政权稳固的大明王朝卷土重来，这次不单单要更新户口，田土的清查也要跟上。经过十几年治理已经没有人能反对皇权。

用于丈量土地，估算粮食产出的工具

十年时间足够锻炼一支能干的干部队伍。这支队伍对于怎么在江南、北方、四川等不同区域计算良田劣田的产出，各地的土地分布烂熟于心。所以这次清查关于乡间土地的分布，优良等级等信息都要一一记录在案——鱼鳞图，就是这次普查最重要的补丁。

鱼鳞图+户帖构成了明朝户籍制度的主体。

记录土地大小，等级和周围临近土地状态的鱼鳞册

通过这一次普查，朝廷掌握了纳税土地肥贫、土地产权所属和周边土地的关系。理论上上可以做到精准征税。

所以说技术问题从来不是经济清查的障碍，政治因素才是。

完成了这次普查，大明朝像一组透明的数据案牍呈现在皇帝面前，此刻的朱元璋完成几百年皇权都没有搞清楚的事情，了解这个国家的家底。

但这还不够，这项普查每十年还要更新一次！每十年“刷新一次数据库”，中央政府可以稳坐钓鱼台了。

天下熙攘，皆可掌握

有了每家每户的户口、田土信息，全国的资源基本就有了谱，全国的土地资源也有了谱。大军去某个地方，当地能调发多少民力负责工程建设、后勤运输，能就地征发多少物资也不是无水之源了。

全是素人的明朝开国一代，在完全不怕旧时代利益集团干扰的情况下做到了那个制度建设的顶峰。把一个农业国家的能力发挥到极限。

马伯庸老师的《显微镜下的大明》详细讲述过黄册制度的缘起和衰落。

有些被捧上神坛的书也要批判的阅读

所以黄仁宇老师在《万历十五年》里总结：因为明王朝对庞大国家不能进行数字管理，所以只能用泛泛的道德和礼制去治国就很偏颇了（黄仁宇还是哈佛大学专门研究明朝税收的）。起码在明初这么形容是不恰当的。

洪武14年的这次人口普查可能是明代最准确的一次，经过普查全国6500万人。明代中后期政府治理能力下降，经过200年的人口滋长，很多时候人口统计居然还不如明初这次。到了明朝中后期，黄册这项制度也趋于死亡，连明朝官员自己都吐槽，只有洪武、永乐年间的鱼鳞册还有参考价值，现在的全无用处，这些是后话了。

持续不断大规模战争是对国力的严重消耗。处理不好就是身死族灭。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就把王朝推向了覆灭的境地。

《平番得胜图》中的明军出征（作于16世纪，此时文官已经占据主导所以图中文官被刻意放大了）

而明初大小战事就没停过。

1367年，徐达、常遇春率明军北伐，先后作战近一年。

1369年，明军在西北、北部两个方向出击。

1370年，明军主力在徐达率领下与元军在沈儿峪进行会战，东线李文忠出塞。

1371年，明军分进取明夏，平定四川。

1372年，明军分三路北伐。

1381年，傅友德率30万明军平定云南。

1387年，冯胜率20万明军北征纳哈出。

1388年，蓝玉率15万明军出塞。

这种战争频度如果汉武帝时期那就肯定搞的天下户口减半了。大军出征对物资消耗极大，而且军事物流也要耗费民力。

汉武帝雄才大略，但是也耗尽了国力

“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这段记述是汉武帝时期从山东往河套运粮食的大致估算。

“钟”是齐国的计量工具，一钟大约相当于6.4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就是说要消耗192石粮食才能有1石送达目的地。按照这个比例，粮食的有效运输率只有0.5%！

明初是怎么做到既满足高强度军事战争又不会太影响农业生产的呢？在国家基本掌握各地的田亩户口后。朱元璋制定了以粮食为本位进行物资准备和分配的原则。

展开作战队形的明军

正如年号“洪武”一样，明初劳役体系是典型的军事导向。朱元璋这人特别不放心官僚系统，不但废除了宰相制度还在兵部以外设计了一个主管军事的五军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明初的武将集团是朝廷重要一极，这也改善了宋代以来好男不当兵的风气。初期的最高长官都是朱元璋的亲人，比如朱文正是朱元璋侄子，李文忠是外甥。这个机构有很大独立性不完全受到兵部的节制。

永乐时期五军都督府应对的各个方向的军事压力

到了永乐朝，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分别应对各个方向的军事威胁。而且五军都督府的人事走的不全是科举的路子，这相当于朱家的刀，大部分要职都是武人勋贵担任。朱元璋清洗了一波功臣后。朱棣上位后，靖难功臣又顶了上来。

土木堡之变一个深远影响是把明初武人勋贵集团一网打尽了，导致后来文官系统一家独大

不过土木堡一战，武将勋贵被一网打尽，声望极高的英国公张辅都死在此役。之后大明兵部接管了五军都督府的职能，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笔者工作的深圳也有明代卫所遗留，图为深圳市大鹏区的大鹏古城，建于明洪武27年，公元1394年

明初从腹地到边疆，均以卫所镇戍，寓兵于农，守屯结合。卫所自己也有一套从上到下的体系。“每卫设前、后、中、左、右五千户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 千户所下设百户、总旗、小旗。

在明初从五军都督府到各地卫所，尽可能在平时做到自给自足。

明初民政体系也要保障前者，重点就是保障前线粮食的供应，由于朝廷已经做了详细的编户齐民。所以各地战时能有多少物资、人力支援前方能做到心中有数。那种强征民力造成地方不堪重负的情况比较少。

朱元璋对整个官僚系统都不信任

关于地方上的仓储，朱元璋也不放心官僚，都安排给所在地的卫所负责。直到宣宗时，大规模对外战争结束这些粮仓才交给地方官员。

明初考核官员标准：

“在外府以田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以七万石以上，县以三万石以上，或亲郡王府、都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并有军马守御、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之处俱为事繁；府粮不及十五万石，州不及七万石，县不及三万石及僻静之处俱为事简。”

可见，从府县定等、官员考核到仓储、粮长、里甲，工作考核的核心就是粮食。明初，粮食是最大的硬通货。

明代的以粮为纲，现代人可能很难带入到那个历史场景。就举一个现在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解放区就是以粮食本位来发行货币、安排生产和支援前线的。

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当时主要做法是各解放区内部进行小范围土改。鼓励开荒和精耕细作。各解放区发行自己的货币，但货币只能兑换粮食不能兑换贵金属。解放区内部，解放区之间的都是以粮食为准换入物资。

在限制了地主的盘剥（彻底土改要到1948年）和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粮食外。大量的剩余粮食去支援战争。所以解放区的财政有极强的韧性，尽管解放区的货币也有很高的通货膨胀但比国统区强太多了。

解放区土改画面

48年解放区普遍丰收极大的支援了前线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货币因为购买力强甚至强势压制日伪区的货币。最后国民党在统治地域、人口和经济水平都占优的情况下动员能力反而不如1亿人的解放区。最后只能被解放军风卷残云般的打败。

国统区金融秩序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想了不少方法比如用盐引制度鼓励商人帮搞物流，搞交钞贬职筹措军费。不过主要还是明初这种严密的户政体系和战时经济体系帮了大忙。以至于朱元璋自己也自豪的表示养百万兵而不费百姓一粒米。

不过任何办法都要与时俱进，这种明显压制商业的制度到了明代中后期就玩不转了。特别是宣宗以后，明军大规模主动出击变少了，这个制度的社会背景也变化了。卫所、黄册和五军都督府逐渐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