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敦煌的莫高窟(亦称千佛洞)，有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名字——道士王圆箓(1849-1931) 。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出生贫寒，为 衣食计，于清光绪初年当兵，来到甘肃的肃州（治所在今酒泉）巡防营成为兵勇。当时的肃州是西北的宗教、佛学的中心。他当兵的时候，道士们常到兵营里布道，致使兵营中道教盛行，他也信奉了道教。离开军营后，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 。
成为道士的王圆箓并未返乡，而是四处游方。他曾远游过新疆，后又返回甘肃。大约在光绪二十 三年（1897）来到莫高窟。这时的莫高窟已被世人遗忘久矣！，人迹罕至，洞窟非常破败，里面充满了尘沙。他在洞窟中住下，清理尘沙，修整破窟，供奉香火,以此接收道教信徒们的布施。同时他自己也没闲着，四处奔走布道幕化。小有积蓄后，他在莫高窟第16窟东边建了一座道观——太清宫，硬生生地在莫高窟这片弘扬佛教的地方注入了道教的元素。
这是英国人斯坦因1907年为王道士拍摄的照片
王道士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从他请的一个杨姓的帮工发现藏经洞开始的。
发现的过程极为偶然。史料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OO)的一天，姓杨的在第十七窟吸烟时，在洞壁上磕烟袋锅，听到墙壁咚咚作响，知道了墙壁后面是空的，里面应该有暗室。（原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樊锦诗则另有一说：这个杨姓帮工吸烟时，把点烟用的芨芨草插在壁缝里，老长的草都插完了，也没插到底，他知道墙后是空的）。他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道土。王道士和姓杨的都认为这个密室藏有宝或钱财，所以王告诉杨，不要声张，我们晚上来打开。夜半时分，两人打开墙壁，发现这个暗室并没有财宝，是一处藏经书的地方。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在他们凿开这面墙壁的同时，也打开了国际“敦煌学”的大门！
这个藏经洞，储存了从三国、魏晋到北宋初年的5万余件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文物。
这是藏经洞所在的洞窟三层楼(原编号为16窟，现编号为17窟)。
这些经卷、文物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所藏，到目前仍尚无定论。
对于收藏的原因，研究“敦煌学”的专家们的说法多达四、五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避乱说”。宋初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前，浓厚的战争阴云已使莫高窟的僧人感到了危险。他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离敦煌。临走前把这些不便携带的经卷、文物密封在洞中，以便返回时再启用。不知何因，这些人一去不复返，所以藏经洞便成为了无人知晓的秘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其理由是他进洞时看到“洞中藏弃,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繒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此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二是“废弃说”。持此观点的人认为“避乱说”不能成立，因为在宋初，莫高窟的僧人们已向内地请求配齐了《大藏经》、《大般若经》等经卷。如果是避难，那么这些珍贵的、完整的经卷应该收藏在洞中。但藏经洞内封藏的经书大多是残卷断篇及抄错的废卷，并没有整部的经书，并且还有不少过时的官府文书、契约、唱词、小说、书信、蒙童习字的练习本等。有一张纸上甚至还记录着寡妇阿龙与侄子打官司争夺地契的事。他们认为，这些经卷都是在有了新的、完整的经卷之后所废弃的经卷。但作为佛教的信徒，又不能把这些废经书随便丢弃，更不能一把火把它烧了，所以只好把它收藏起来。此外，中国人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笔者小时候就曾见老年人训斥年轻的父母用书页、报纸给小孩擦屁股时说：“你这是糟蹋孔夫子！”）所以，僧人们在收藏残废经卷的同时，把写有字的纸张也收藏起来并不奇怪。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更多。
这是设在三层楼一楼的藏经洞。
再说王道士发现这些文物之后，他似乎隐约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带了几卷经书立即徒步5O里赶往敦煌城里，找到严姓县令，要求保护，结果碰壁而返。
三年后，湖北通城人汪宗瀚到敦煌任县令。王道士又带部分经卷找到这位湖北同乡的父母官。这位进士出身的县令当然知道其价值，他叫王道士妥为保管，并立即报告了甘肃学政(相当现教育、文化厅长)叶昌炽。作为金石学家的叶昌炽看了文物之后，立即向甘肃藩台衙门建议，运到兰州进行保护。但衙门推说路途遥远，运费难筹，责令王道士就地保管。
叶昌炽
两次碰壁之后，王道士仍不甘心，他挑选了两箱经卷，用毛驴驮着，步行80O里赶到酒泉，找到肃州道台廷栋。这位不学无术的廷大人浏览.一番后说，字还没我写得好，要它做啥子？无奈之下，他斗胆又向慈禧太后上书，要求保护这批文物。当时正被洋鬼子和义和团弄得焦头乱额的慈禧，自然也无暇顾及。
也许是几次碰壁让王道士灰了心，也许是为了修建道观所需大量经费，19O7年英国的探险家斯坦因来到莫高窟，他用"布施"四十锭“马蹄银”（约合二百两白银）的方法，再加上花言巧语，骗走了经卷24箱，佛画、织绣5箱。
斯坦因
19O8年法国人伯希和闻讯也来到了敦煌，用五百两白银，骗买印本，经卷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376帧。这个伯希和不是一般的毛贼，他22岁时就成为了远东学院的教授，是一个精通汉语，并有很高学术造诣的考古学家。他多次来到中国，与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陈垣、陈寅恪等关系密切，也是国际“敦煌学"的创始人。因他对汉语非常精通，他买走的经卷都是精选的，比不熟悉汉语的斯坦因买走的经卷价值要高得多！
这是法国人伯希和1908年在洞内挑选经卷的照片。
后来日本人吉川小一郎来又买走了经卷400多卷。直到这些东西流到海外，在国际上引起轰动之后，清廷才真正知道它的价值。1910年清廷下令将剩余的经卷、文物押解至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可惜在送京的路上，又被沿途的官员截留了一些。这些官员为了让运走的经卷和文物的数量与运到的数量一致，把一本拆成两本或更多，以此来蒙蔽朝廷。
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右一）与中国官员的合影
这个王道士也是鬼得可以，他仗着因上面并不知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经卷、文物，所以他也并没有把东西悉数交给清廷。到了清廷下令运走东西的四年之后，即1914年，再次溜到敦煌的斯坦因，用五百两银子又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57O多件经卷写本、绘画。
而朝廷因运走经卷、文物所给莫高窟的补偿费，王道士和他的寺庙未见一文，被官员们中饱了私囊。 于是他写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以修佛像的缺乏经费的理由，向上面催要。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王道士糟蹋了敦煌的文物，他是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十恶不赦之徒！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里《道士塔》一文中，说王道士“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说到这件事，他甚至想“大哭一场”。
很多人认为，藏经洞中文献、文物的最大不幸，是因为它的首先发现者是王道士，如果是别人发现就好了。其实不然，试想假若是当地的农牧民首先发现，他运回去当作做饭的引火材料、或是文革中破"四旧”的红卫兵首先发现，他们一把火把它烧了，结果不是更糟吗？哪里还会有后来的"敦煌学"呢？
应该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在保护经卷、文物上已是超级地尽了他的责任了！他把自己的发现逐级向县、府、省的官员奏报，无结果后，他执着地最后甚至冒死直接向慈禧上奏。一个既无财力，又无人力的穷道士，除了能做到这些，他还能干什么呢？
在反复奏报无果后的第七年，他才将部分经卷、文物买给了外国人。而这些洋人拉走东西时，并不是偷偷摸摸，而是招摇过市。为防匪盗，他们出资雇请清兵押运。途经酒泉、哈密等地时，都是在官府休息住宿。可以说，当时这些地方的官僚对这些文物的外运是非常清楚的，并持允许、协助的态度(派清兵押运即是证明)。
这是斯坦因拍摄的拉经卷的车队在敦煌城休息的照片。
在经卷、文物外流上，不能说王道士没有责任，但更应受到谴责的是当时的各级官僚！且不说当初王道士上报发现经卷之后，他们闻风而动拉走经卷，就是后来敦煌文物从这么多的官员眼鼻下拉走，他们非但不加阻拦（他们只要稍作阻止，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出境），还给予协助！世人不去迁怒那些有能力保护而没行使保护之责的各级官僚，而去责骂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道士，这不有失公允吗？
其实，把文献买给外国人，在当时也是司空见惯。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把故宫里数量达几千麻袋的清朝廷档案当废纸卖给纸店，准备打浆造纸。鲁迅知道此事后曾愤怒地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在这些含诏令、奏章、朱谕、历科殿试卷子等宝贵文献行将毁灭之际，幸被国学大师罗振玉闻讯购回。而罗购回后也卖了一部分给日本人。
敦煌的这些经卷、文物流到国外，固然令人痛心，但还不是最糟的结局。它们都收藏在世界一流的国家图书馆里，后来我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去巴黎、伦敦拍微缩胶卷时，发现这些历经一千多年的古籍，不但书沒损毁，连穿书的绳子都是完好的。而当年那些被清廷整车整车拉回京城的经卷、文物，如今又在哪里呢？
被斯坦因弄到国外的敦煌经卷。
王道士死后，葬在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上（说是山，其实不高，就是一道沙丘），墓离现莫高窟景区的售票处不远。我2017年到敦煌时，曾去过此处。墓上建一塔，塔为灰白色。
王道士墓上的塔
塔中间嵌一木板作墓碑，碑文为其徒子徒孙撰写的。碑文不算太长，现抄录如下：
大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誌：
民国二十年古七月三十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嗜，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园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常有出世之想。祠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炼。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楼鹤伙龙之所。又復苦口劝募，极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密，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庄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会司以褒扬之。令者，羽轮虽渺，道笵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大可继门徒之随侍，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为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明玉、徒孙方至福稽首瑾誌。
塔上镶嵌的木质碑文
从碑文中得知，王道士是1931（民国廿年）年死的，此碑是在他死后百日所立。从“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中得知，三层洞窟中都灌满了尘沙，不是扫，而是敞开门让沙象水那样往外流。可见这些洞窟荒废已经有很多年了！
看罢碑文，发现有两处与现在的说法有出入：一是发现藏经洞的经过，现专家们众口一词，都说是王道士请的一个姓杨的帮工首先发现的。而碑文中说是把洞窟的沙清空后，墙壁失去撑力，而裂出一道孔隙后被发现的。从发现藏经洞到王道士去世他的弟子给他立碑，相隔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这些弟子中一定有人当时就在莫高窟，照理说应该采信此说，但专家学者无一人采用这一说法，相信他们一定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王道土的弟子说了谎。我想说谎的原因有可能是为逝者讳，因为背着众人去打开怀疑收有宝藏的暗室，毕竟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二是发现的时间，王道士自己撰写的《催募经款草丹》中说发现藏经洞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1900年，资料上多用此说)，而碑文上则说“此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事也。”早了一年零一天。估计这是他的弟子们记错了。
对于王道士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功是过，目前仍是见仁见智，尚无定论。相信随着“敦煌学”深入研究，终有定论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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