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父亲算是苦出身。
他三岁父母双亡，七岁给地主放牛，十五岁参加工作。
父亲家乡位于湖北神农架林区的房县大山深处，祖上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山民，经过几代人辛苦劳作，传至我爷爷这辈可算作村上的大户人家。
既是大户人家，自然容易遭人惦记。
当年，家乡总闹匪患，弄得民不聊生。
所谓土匪，实际都是一些活不下去的山民占山为王。有一次，家里一时凑不齐土匪索要粮钱数额，在与这些“老相识”土匪的拉扯中，爷爷奶奶被打伤;紧接着没几天，家里莫名其妙突发大火，宅院烧为废墟;偏偏那年又正赶上家乡闹瘟疫，爷爷奶奶都被染上，没多久，二老相继病故。
那年，父亲才三岁。
我1977年曾回家乡一次，所谓大宅院也就是几间茅草房，只是堂屋有几根烧黑的粗大柱子还依稀见证当年殷实。
父亲上有三姐一哥，他最小。父亲说，他曾有过一个弟弟，父母双亡后不久夭折。
爷爷奶奶去世后，家就散了。
大姐嫁人，二姐过继给一户张姓人家。
年长十岁的哥哥靠打零工拉扯下面最小的弟弟妹妹。实际上，十几岁的哥哥连养活自己都困难，弄得即便发霉的玉米糊糊也总是吃上顿没下顿。
父亲七岁那年，与他十岁的三姐一道被大姐接走。当保长的姐夫“搂草打兔子”，把家里几亩薄田和宅地也一并归在名下。
大姐心疼弟弟，出钱让我父亲读私塾，顺带帮着放牛打柴干粗活，三姐帮大姐家带孩子洗衣服干杂活。
当保长的姐夫是地主，这就有了父亲履历上“七岁给地主放牛”一说。
那年头，地主家生活并非想象那么富足，何况父亲始终是伙计且寄人篱下，所以，日子依然过得十分艰难。
“好遭耶啊!”是我三姑对当年苦难常挂嘴边的话。
1948年3月，父亲的大哥参军走了，当时父亲也嚷囔着要参军，无奈岁数太小，部队不收，只能作罢。为这点事，父亲与他大哥几年不说话，父亲怪罪大哥没把他带出去。
1949年1月，房县解放。
1950年夏，父亲所在区公所的区委书记见父亲机灵能干又识几个字，把父亲拉进革命队伍。
那一年，父亲十五岁。
谁知没几个月，父亲被县委书记看中，成为县委书记的通讯员。
父亲说，通讯员是一个苦差事，除了跟着首长一起行军打仗和保护首长安全，常需单独执行送信任务。
他才是十几岁的山里娃，没见过这阵势。
有一天，他接到命令：独自去区公所紧急送信。
他毫不犹豫连夜骑着一匹骡子出发了。
父亲沿着盘旋蜿蜒山路一路狂奔，尽管熟门熟路，但面对四周时常响起零星枪声和黑灯瞎火的荒山野岭，他有些怯，步子也慢下来。
父亲说，他当时头皮发麻往前冲，不时把掖在腰间驳壳枪拔出来，捏在手中，准备一有动静就搂火。
几十里地山路，连吓带急，总算及时把信送到。
就为这点“小事”，父亲竟得嘉奖。
其实，父亲这次送信非常重要，信里要求区中队里应外合配合大部队歼灭一股盘踞在“挂榜岩”的国民党散兵游勇。
如今，“挂榜岩”已是家乡著名风景区。传说唐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贬迁房县后，在此挂榜招贤之地。
父亲长得英俊且干活手脚勤快麻利，很惹人喜欢。县委书记把他带在身边当成自己孩子。
1953年，县委书记奉命转业，转业调令是国营洪都机械厂(320厂)保卫处处长。县委书记借此机会，爱伶地把我父亲带出深山老林穷山沟。
父亲说，二千多里路，交通又不便，他们只能骑马出山，也算神气。
来到国营洪都机械厂后，当惯“老大”的县委书记不愿受约束，总惦记着调离。
县委书记是江西九江人，正巧，时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冯安国需调任国营洪都机械厂副厂长，俩人彼此相互对调。
这一次，父亲没被带走，留在国营洪都机械厂总装车间当了一名飞机铆钉工。
父亲说，他当年给飞机打铆钉从来都免检。
由于工作肯下死力气，父亲20岁时已成中共党员。当然，他也曾有过几次“提干”机会，但均被婉言谢绝。
父亲告诉人家：能做好自己事情已不屈人了。后来，父亲私底下跟我说，他没什么文化，希望我别重蹈覆辙。
父亲非常聪明，做事认真，任劳任怨。
1969年，全家下放县城，买不起家具，从没干过木匠的父亲竟然自己动手制作出全套家具。
我自叹不如。
父亲一生勤俭。他应算“有钱人”，五十年代，他就一人无牵无挂独享每月67.1元。
自从成了家，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孩子，他常常刻薄自已，我亲眼所见：父亲一碗水煮面条连一滴酱油都不舍得用。
他既当严父又是慈父。他把心交给我们，又对我们三兄妹管教甚严。
小时候，我们在外闯祸，父亲从不责怪别人，总是先揍我们。
不经意间，父亲用此“那些该做那些不该做”方式，把一个“做人底线”以珍贵礼物形式赠送给我。
晚年的父亲说，一个山里穷娃能有今天，很知足。
父亲在世时，还常念念不忘当年改变他命运的贵人，总想着去寻找他们以表达谢意，为此，我给父亲凑了些盘缠，结果，父亲满世界嚷囔，他有钱了，想吃什么都行。
然而，此时的父亲已被胃癌折磨得只能进食流质。
这就是我那苦命又要强的父亲。
今天，我大伯女儿从家乡专程来看望我母亲，由此勾起我对往事回忆。
谨以此文深深鞠躬献给我那蹉跎一生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