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正反面

1966年，在山东烟台的一次施工中挖掘到了一座古墓。经专家鉴定，该墓葬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

墓中出土了由戚继光当年的抗倭老战友、著名文学家汪道昆亲笔纂写的《孟诸戚公墓志铭》石刻，其中记载了这么一桩轶事：

“一品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少保阴纳陈姬，举祚国、安国、报国，沈姬举昌国，杨姬举辅国。御人露诸姬多子状，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寝门，号挑而愬祖祢，乃大恸。一品亦弃刃抱头痛哭，乃携安国子之。安国既受室而殇，一品解体，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少保岁散千金徇客，急归而暴折，即延医治病，且无资。丁亥，始及，蜡日，鸡三号，将星陨矣。”

啥意思呢？就是戚继光的夫人王氏乃将门虎女，非常凶猛，曾在台州保卫战中大杀四方，砍得倭K鸡飞狗跳。然而王氏猛则猛矣，就是运气不佳，连生几个孩子都夭折了。眼看着老戚家要绝后，急红眼的戚继光就偷偷纳了3个小妾，然后一口气生下了5个儿子。

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所以这事还是被王氏知道了。于是母老虎气势汹汹的抄起把大砍刀，就要跟渣男拼个你死我活。作为明朝最顶尖的军事家以及战术专家的戚继光闻讯，立刻给自己披挂上最坚固的甲胄，然后外罩便服，主动跑去迎接夫人。

一见面，老戚就跪在地上抱住王氏的大腿嚎啕大哭，痛诉自己不能替老戚家传宗接代的焦虑、痛苦和委屈，以及不得不背叛挚爱之人后的痛心、难过与悔意。并对灯发誓——老婆你砍死我是应该的，我绝不还手，谁撒谎谁是小婢养的……

这下王氏哪还下得去手？于是夫妻俩抱头痛哭。后来王氏还收养了个妾生子戚安国为养子，看上去这码事就算是过去了。

但也只是看上去而已，王氏心中的别扭和隔阂可不是戚继光耍个小花招就能彻底消解的。后来戚安国夭折，正赶上戚继光病重，结果王氏尽卷家财回了娘家，让她老公连看病买药的钱都拿不出来，并最终因此而死。

这看似是件小事，其实可以视作戚继光一生性格与命运的写照。

首先，谁都无法否定戚继光的志向、才华和功勋。其次，戚继光所处的是一个对武将、对军人这个群体极其刻薄、疯狂压制，甚至连生存都异常艰难的时代。为了建功立业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必须不断的对现实妥协，道德底线非常灵活。第三，正是因为能够恰到好处的在理想与现实间进退自如，戚继光才能屡立殊勋，戚家军才能名垂青史。最后，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投机取巧”，注定了戚继光和他所领导的那支铁军，最终只能以悲剧收场。

这不仅是戚继光个人的悲剧。无论是坚持理想寸步不让的俞大猷，还是为了理想可以把自己填进阴沟的胡宗宪，最后的下场都没好到哪儿去。

好像但凡是想做点事情的人，而且甭管好坏，在那个时代都得完蛋。比如高拱，比如张居正，比如海瑞，再比如严嵩……

在嘉靖平倭战争中，战功最为卓著、也最为人所知的将领，除了戚继光外就是俞大猷，最著名的军队除了戚家军还有俞家军。因此在当时二人并称为“俞龙戚虎”，俞大猷的排位还在戚继光之前。

而且两者虽然都是军户出身，但相比从小到大都猫在军营里的戚继光，俞大猷的经历就丰富多彩多了——他早年曾拜大儒王宣、林福为师学习《易经》并得到真传。后来虽然因为家境贫困不得不弃学归家继承军职，但也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发愤图强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中武举，被任命为千户，负责镇守金门。

虽说在大明朝高贵的文官士大夫眼里，一切武夫都是卑贱的狗，但狗与狗也是有区别的。比如戚继光这种纯粹的武夫，在他们眼里天然的就是条讨人厌的野狗:而像俞大猷这样既能学儒，又能考上武举的，就有了豢养的可能性，可以视作一条家狗。

理论上，在仕途上俞龙应该比戚虎有更好的前景。毕竟单纯比拼才华与战绩，两人可以说是难分伯仲，这时候关系和人脉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了。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在隆庆元年（1567年）——请注意哈，这时候倭K已经绝迹，东南无战事——所以朝廷想抽调精兵强将去加强北方军备。这当然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足以让人抢破头，但谁都知道自己抢不过俞龙戚虎，而且当地上报朝廷的推荐人选，也恰好就是这两个人。

然而最终成行的，却只有戚继光一人。俞大猷的名字被“有关部门”毫不犹豫的划上了个大红叉，差不多就是永不任用的意思。结果就是终俞大猷一生，基本都在福建兜兜转转，无法再进一步。

哪怕就在福建，俞大猷过的日子也没几天是安生的。隔三差五被训斥、罚款、降职、打板子都是家常便饭——请注意，这还是在他经常打胜仗的情况下。话说有一次老俞干脆利落的挫败了安南人的犯境，他的上官绞尽脑汁也没找出啥错处，只好怏怏的压下了战功不报，然后赏了俞大猷50两银子就算了事。

要是偶尔失手打了败仗呢？那结果还用说！当然是索拿下狱、开刀问斩了。话说连老俞同志恐怕都记不住自已是几进宫的“惯犯”了，进了号子比回家都熟。那为啥他最后还得了善终？因为不知该说是俞大猷的幸运，还是大明朝的幸运，让他有了个名叫陆炳的世交好友。这位陆好友不但官拜太保兼少傅、任锦衣卫都督，还跟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奶兄弟关系，可谓是位高权重。也正是有了陆炳一次次的奔走营救，老俞才屡次幸运的保住了大好头颅。

那为啥俞大猷就这么的不招人待见？简单说，就是设找准自己的定位，尤其是管不住自己的嘴。

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时候，因为倭K屡屡犯境，官府束手无策。憋了一肚子想法的俞大猷忍不住上书给当地提刑按察使，畅谈破敌之策。结果后者的反应是恼羞成怒，斥之曰“小校安得上书”，然后赏了他一顿大板子。

几年后前大猷临时调到北方，又犯了老毛病，动辄在宣大总督翟鹏面前畅谈军略，令后者大为折服，曾当众起立向他施礼致歉，称“吾不当以武人待子”，引起全军震惊。

看上去瞿鹏是个好人，起码比那个暴燥的按察使强吧？其实都是一丘之貉。因为瞿鹏虽然承认俞大猷很有能力，也很有想法，但就是“然亦不能用”——反正就是不用你。对老俞来说，还不如再打他一顿板子呢，早死心早拉倒。

那为啥谁都不肯用俞大猷？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奉行文尊武卑的大明朝，武将就是用来厮杀卖命的工具人，长脑子就是原罪。如果再用嘴巴把脑子里的东西表达出来，那就几乎算是死罪了。

尤具是当高高在上的文官大老爷都计穷的时候，你个粗鄙武夫反倒一肚子想法的，非要当个显眼包，这简直就该诛九族了。

老俞年轻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楞光青，到老依旧头铁如初。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功高不赏甚至削职下狱后仍能以善终结尾，不得不让人感叹此乃大明朝最大的奇迹之一，也可以说老天终归还算有眼。

而俞大猷被冷酷的现实削了无数记大逼兜后仍能流芳青史，起码还能为人所知，必须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胡宗宪。

因为对有本事的人，尤其是有助于自己功业的人，胡宗宪的包容度非常之高，更敢于任用，关键时刻也肯替这样的下属背锅。而特别适用于俞大猷的一点是，虽然胡宗宪很贪，但对得力下属，他办事从不收钱。

否则，就算陆炳再护着，就算运气再好，老俞也早就该完蛋了。

与俞大猷相比，胡宗宪就站在了另一个极端。

虽然是文官，但胡宗宪既没什么家世背景，朝中也没什么靠山，就连科举成绩多少也有点拿不出手，仅是个三甲同进士出身。所以自出仕以来，他一直在宦海中苦苦挣扎，基本上只有险、重、苦、累又捞不到什么好处的职务，才能轮到他胡某人。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胡宗宪调任浙江巡按御史。这个在平时肥得流油的美差，因为倭K的猖獗早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这才临时抓胡宗宪去送死。可对已经40多岁的老胡来说，此行固然凶险异常，可也蕴藏着他人生中最大的机遇——一旦抓住机会，飞黄腾达、被朱佩紫、光宗耀祖就并非遥不可及之事了。

因此在此前一直以清廉、律己甚至有些显得书生意气十足的胡宗宪，突然间就变得毫无道德底线了。为了夺取平倭统帅大权，他不惜勾结严嵩的走狗赵文华构陷张经、李天宠等虽忠义却无能的官员；为了保住位置不受攻讦，他又大肆贪墨军资、税款用于向严嵩父子行贿（当然也少不了用于个人享受），引起诸多非议，被人嘲为“总督银山”。

可以说，甭管按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律法，胡宗宪犯下的罪行都足够砍十次脑袋。但同样任何人、包括朱厚熜自己在内都没法否认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除了这位总督银山，谁也搞不定倭乱。

所以朱厚熜处理他的办法就是无限包容，哪怕严嵩父子倒台时众议汹汹、皆云不杀胡不足平民愤时，这位嘉靖皇帝的回应也是“宗宪非嵩党，联拔用数年，人无言者。今若加罪，后谁为我任事者？”（《明史·卷二百五·列传第九十三》）

然而等倭K彻底被剿灭且再无复燃可能后，朱厚熜立刻翻脸不认人，找个借口就把胡宗宪下狱。在屡次申诉无果的情况下，心灰意冷的胡宗宪在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绝笔后，自缢身亡。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俞大猷仕途多坷，为了理想把自己丢进泥坑的胡宗宪死不瞑目，那么同为理想主义者的威继光又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跟俞大猷一样，戚继光也出生在一个世袭军户家庭。只不过俞龙继承的是六品的百户，而戚虎的祖宗遗泽子孙的是正四品的军职。也就是说他还没成年，啥都不用干就已经自动成为一名明军的高级将领了。

这玩意一看就非常不合理，所以明军越来越烂就显得非常合理了。不过这种破事摊到戚继光这样的天生将种身上，突然又变得非常合理了，虽然这仅是个例。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因父戚景通突然病逝，年仅17岁的戚继光提前袭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

但此时的大明朝，建贼还在自家老娘的腿肚子里转筋，闯逆还没来得及进化成蛋白质，倭K更喜欢去富庶的江南劫掠，北虏（蒙古人）也多在西北犯境。因此在戚继光从军的头10年里，除了偶尔轮调去蓟州（今天津蓟州区）戍边，他基本无事可做。直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东南倭K闹得实在太不像话，朱厚熜再想装死假作看不到都不成了，只好从全国各地抽调精兵强将进行围剿，戚继光的名字恰在其列。

已经年近三十的威继光初登平倭战场之初，亦不乏少年意气，甚至一度让人感觉跟最头铁的俞大猷比起来，这厮都显得情商特别欠费。

比如在嘉靖年间那会儿，正赶上传统的军户制大崩盘，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颇多禁区的时候，大明朝的军事力量可以说是掉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谷底。有多差呢？就说倭K吧，本就是岛国内战的失败者，在本土被杀得没有立足之地了，才不得不到海对面的大陆当流寇苟活。但事实上在肆虐东南的所谓倭K里，由这些败军之将组成的“真倭”从来都是少数派，占据了大多数的“假倭”其实都是由失地农民、破产海商、渔民、走私海盗等人组成，反正都是货真价实的大明子民。

这个事实在当年并非秘密，连朱厚熜自己心里都门儿清：

“盖江南诲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壬寅》）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徒有凶勇，却既无长远战略亦无有效组织更无精良装备的乌合之众，对大明“天兵”来说却像是真正的神兵天降，根本连与之对阵的勇气都没有。最夸张的一次，53个真倭从浙江上虞登岸后，在80多天里横行浙、皖、苏3省，洗劫了杭、严、徽、宁等20多个州县，击杀官兵5000余，其中包括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无辜遭殃的百姓以及哄然溃散的官兵无以计数。最后就连留都南京都险些失陷，堪称明朝历史上的第一丑闻，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现眼的一刻。

所以当满怀雄心壮志的戚继光遇到这样一帮烂到骨子里废物兵将时，可想而知他心中的愤怒与不甘。尤其是因为兵孬将熊而连遭几次败迹之后，戚继光忍无可忍，直接给顶头上司胡宗宪上《练兵议》，要求自行募兵、练兵。

募兵不是啥新鲜事，但别说在把武夫当贼防着的大明朝了，就算是武人地位高高在上的汉唐——当然汉末和晚唐除外——要是哪个武将敢这么干，哪怕只是表露出这样的想法，都会招来一片警惕的目光。而放在宋明，这就更是纯粹的找死了，就算侥幸不死，至少也得剥掉几层皮。

所以从一开始，好友旧部就劝他募兵“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就是说这种事只有文官能干，武将万万不行，谁碰谁死。

但威继光可能是被部下坑得太狠了，就是不信这个邪，还是上了书。然而哪怕是对他十分赏识、重视乃至包庇的胡宗宪，闻讯后都非常不高兴，认为这厮逾越了本份，武夫果然不堪造就。

不管如何开明，老胡终究也是文官士大夫中的一员啊。

最终还是在阮锷的劝说下，再加上胡宗宪确实非常欣赏戚继光的才能，这才勉强应下了此事。也亏得威继光弄出来的那支戚家军非常争气，让上至朱厚熜中至胡宗宪下至老百姓——只要是眼睛没瞎的，都看出了募兵的战斗力远不是传统军户能比的，忠心好像也没什么问题，这才默许了剿倭各部大量的自行募兵。

可以说若非募兵，嘉靖平倭之战还不知道要打成一副什么熊样。

但作为东南平倭战场上武将自行募兵的先行者，或者说先出头的那根椽子，戚继光得到自然不会是荣耀和表彰，而是被有心人记入另册，等待秋后算帐。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四月，戚继光奉命在台州。恰在此时胡宗宪调集重兵攻打芩港（今浙江舟山），戚部也在征调之列。于是全军除留少部分部队继续原地驻防外，大部奉调渡海前往芩港作战。

话说芩港是倭K经营多年的坚固据点，易守难攻，明军围攻长达半年之久仍难有寸进。于是招来朱厚熜的勃然大怒，下诏剥夺总兵俞大猷、参将戚继光的职务，限期一个月必须拿下芩港，否则提头来见。

俞龙戚虎这同病相怜的老哥俩没辙，只能不计死伤、豁出命去狂攻，最后终于将芩港攻克。可问题在于芩港是离岛，海盗才是倭K的老本行，所以城一破，人家上船就走。而都是陆军出身的俞家军和戚家军虽然也有船，但毕竟耍船没人家专业，所以追着追着就追丢了。不仅如此，这股倭K途径台州时，还趁守军不足杀进城去，大肆烧杀劫掠了一番。

于是给事中罗嘉宾等人就给朱厚熜上书告状，说戚继光因为害怕未能在限期内攻破芩港，就跟倭K做交易——倭K主动放弃芩港，戚继光则在台州放水，双方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就忽悠瘸了皇帝陛下一个大傻子。

朱厚熜闻讯大怒，下令将戚继光下狱，然后斩了他的狗头。最终还是胡宗宪站出来据理力争、死保爱将，东南各路将领也纷纷出来作证，此事才不了了之。

话说在此之前，倭K攻破大城、要邑，然后大把百姓遭殃、朝廷老脸丢光的破事并不少见，也没见罗某人这样的文官非得追着哪位事主的屁股非要喊打喊杀。就算是戚继光，此前也曾因为救援不及，导致防区内的乐清、瑞安、临海等地遭倭K洗劫，也没见谁非得跳出来要追究他的责任。那为啥这回就偏偏被人盯上了？

一个魔鬼般的细节就是，前一年戚继光向胡宗宪献《练兵议》，并在当年年底招募了第一批3000人的绍兴兵。然后几个月刚过，芩港之战爆发，他就被一大堆文官弹劾了。

只要是熟悉大明朝“国情”的朋友，都会秒懂，知道这码事压根就不可能是巧合。

在明朝，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一个七品的巡按御史或给事中，随便找个借口或者连个借口都不找就肆意殴打、监押武将，甚至干脆一刀杀了，都不是啥稀罕事。就连总兵、参将之类的三品以上的高级军官，人家一个穿蓝袍甚至绿袍的文官让你跪下说话，你还敢站着？

所以武将在文官面前，连当个人的权利都没有。要想好好领兵打仗、升官发财，甚至说仅仅是好好活着，就千万不要招惹到文官。

戚继光吃饱了撑的，瞧不上朝廷的军队，非要自己招兵自己练，这可就犯了文官的大忌。别看现在的文官牛批得不行不行的，但五六百年前还不是被晚唐藩镇和五代军阀当猪狗一样屠宰？两三百年前还不是被蒙古的骄兵悍将当灰孙子一样支使得团团乱转？即便在本朝，开国二祖那会儿，武将要是当众给文官个大逼兜，文官不说得赶紧把另半边脸递上去，其实也差不离。

所以文官最怕的，就是所谓的“武夫跋扈”。而武夫怎样才能跋扈？就是得有只听自己话的兵。因此为啥是戚继光犯了文官的大忌，这回明白了吧？

罗嘉宾没让人在军中当场砍了戚继光，还隔了几个月才编了个借口找朱厚熜告状，那是因为文官中出了胡宗宪这么个“败类”，没法直接下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胡宗宪”这样的角色在大明朝是不存在的，所以但凡是个有点想法的武将，早就该死翘翘了。

像俞大猷这样仅是管不住嘴巴的，还得靠锦衣卫大都督求爷爷告奶奶才得以善终。所以戚继光能活到61，真算是福大命大。

当然他也不光是靠运气。

明朝的文官可以随便拿捏武将，但也不意味着武将就拿文官没办法。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个靠山。

像俞大猷有陆炳，所以哪怕嘴巴再大也只是有惊无险。不过锦衣卫大都督虽然看上去挺牛批，但也仅仅是看上去而已（或者在后人胡编的影视文学作品里）。终明一朝可查的37任指挥使中，大多数其实活得挺憋屈，属于是被文官、宦官轮流锤的角色，能量有限。

所以靠谱的靠山，还得是文官，连皇帝都不行——不信的同学可以采访一下朱祁钰、朱祁镇或朱厚照，看看他们罩过的武将，最后是什么下场？

对戚继光来说，芩港之战是个深刻的教训。从此以后，他更加紧跟胡宗宪的脚步，老胡指哪儿就异常坚决的打哪儿，从浙江到福建再到广东，从来都不含糊。而胡宗宪也投桃报李，先后举荐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使、总兵、都督同知等职。

但问题是，胡宗宪靠得住吗？

在讨平倭K、还东南百姓以太平这项大业上，胡、戚是同路人，是战友。可以说只要倭K未平，就没人扳得倒胡宗宪；只要胡宗宪不倒，就没人动得了戚继光。

可问题是嘉靖朝的两大外患，即南倭与北虏，明眼人心里都清楚，纯粹是朱厚熜自己作死弄出来的。要彻底解决这两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弦易辙，调整国策。可要是这么一整，朱厚熜那本已早不存在但一直假装还在撑着的面子，就彻底被踩进泥坑里去了。

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典型代表，朱厚熜有自打自脸的可能性吗？不存在的！

所以整个大明朝的明白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别看南倭北虏闹腾得挺欢，但其实根本不难解决。只要等朱厚熜挂掉，一切都水到渠成。

果然，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朱厚熜刚噶掉还未足月、尸骨未寒呢，就被他的好大儿朱载坖迫不及待的打脸：“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然后就是“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彻底解除海禁，史称“隆庆开关”。又五年，在高拱和张居正的策划下，与鞑靼达成了封贡与互市的协议，史称“俺答封贡”，自此持续了200多年的明蒙战争基本结束。

南倭和北虏，这两个困扰了嘉靖朝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突然间就都没了。

倭K没了，胡宗宪当然要被卸磨杀驴……事实上磨还没卸完，驴就被宰掉了。失去了靠山的戚继光，该怎么办？

作为中晚明时武将中少有的明白人，戚继光早就未雨绸缪，给自己铺好了后路。

而这个更能替他遮挡风雨的靠山，就是张居正。

前边说过，胡宗宪很贪。但只要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就不收钱，倒贴都行。相比之下，张居正也差不离——这位万历年间的铁血首辅生活奢侈、酷爱享受，靠大明皇帝发的那俩俸禄连塞牙缝都嫌不足，怎么阔气得起来？所以还是得收钱，而且是大收特收。

但张与胡的原则是一样的，即不收有本事的或值得尊敬的人的钱。比如辽东总兵李成梁跑来送钱，张居正就不收，因为“而主（即指李成梁）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在当时朝野的普遍认识中，南倭的分量是比不上北虏的，所以在张居正的眼中，戚继光也是不如李成梁的。因此后者的钱他不好意思收，但前者的笑纳起来却毫无心理负担：

“媚药中又有腽肭脐，俗名海狗肾……出山东登州海中。昔张江陵相，末年以姬侍多，不能遍及，专取以剂药，盖蓟帅戚继光所岁献，戚即登之文登人也。药虽奇验，终以热发，至严冬不能戴貂帽。百官冬月虽承命赐爰耳，无一人敢御，张竟以此病亡。”（《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

类似的记载在当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要是仔细找找，还真不少：

“而是时兵部尚书谭纶与继光以财通，纶善用女术，颇干居正。居正试之，而验，则益厚纶，以示宠。继光乃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

当然写《嘉靖以来首辅传》的王世贞跟张居正有仇，专门拿出大半辈子的时间与精力专门黑张。所以后来该书虽然成为编纂《明史》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但清人还是觉得老王这厮不太靠谱，所以把这段记载给删除了。

尽管如此，还是无法否认戚继光贿赂张居正的事实。因此《明史》的编纂者比较俞大猷，给他留下了“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明史·卷二百十二·列传第一百》）的判语。

以上所说，并非是为了否定戚继光。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些看似污点的存在，更凸显了戚继光，以及胡宗宪、俞大猷等人建功立业之艰辛与不易。

简单来说，就是在那个荒诞的年代想要做事，就别指望能当个圣人。要当圣人、不食人间烟火，就啥也别想干，想干也干不成，到头来还得祸害人。

要论清廉、刚正、忠直、恤民，别说大明朝了，整个中国历史里边又有几人比得上海瑞？可这个到某地任官，当地官僚就纷纷请调外任，走不掉的甚至不惜辞职，或者干脆凑钱帮海大人走门路、关系，好让其升迁调走。因此海瑞宦途近30年，要么罢职在乡，要么就在不停地调任，在哪儿都干不长，又能干成什么事？

这种情况下，你让海青天去抗倭、平虏，去倒严、开海，去推行一条鞭法，能成吗？

俞大猷那么头铁，也得默认陆炳“知法犯法”从号子里往外捞自己（陆大都督为了捞老俞，可没少给严世蕃送钱）；胡宗宪为了抗倭大业，宁愿给严嵩的狗（赵文华）当狗，可以说把士大夫最后那点脸面都甩阴沟里去了；戚继光做不到像胡宗宪那么没下限，但也没像俞大猷那么“不识时务”，所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打算骑个墙，看看结果会怎样。

就像被老婆捉奸事件中表现的那样，他先给自己披上重甲保证安全，然后再跪地求饶认错。最终无论王氏砍或不砍，戚继光看上去都不会有啥损失。

但事实呢？王氏当时未发作，那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刻卷包走人，让一代名将的晚景凄凉得一塌糊涂。

家事如此，国事亦然。戚继光一边凭本事屡立战功，一边拼命的钻营关系，先是胡宗宪，后是张居正——东南平倭诸将中除了进士出身的谭纶外，好像就属他混得最好。在平倭之役后名字还能被朝廷里的大佬们成天念叨着，动辄赏赐个立功机会的，也就剩下个戚继光了。

在那十几年时间里，谁敢说他一个不字，就是跟张大首辅作对。而跟这位“我非相，实摄也”的事实上的大明第一人作对会有什么下场，还用我说？

然而这个世界的法则之一，就是你站得多高，就可能跌得多狠。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随即整个青春期都被其压抑得快透不过气的朱翊钧展开清算，而作为张某人在军中的头号“狗腿”，戚继光不倒霉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快被罢职，撵到了毫无用武之地的广东镇守。

回到南方的戚继光无所事事，还成天被朝中的文官弹劾，终于心灰意冷，请辞归乡，并在万历十五年（1588年）黯然去世，享年61岁。

但相比胡宗宪、俞大猷等一干老战友，这个结局已经算是不错了。

最后再提一嘴戚家军。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戚家军是戚继光亲自招募、训练出来的一支军队，所以是募兵。

话说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别看历朝历代的兵役制度总是改来改去，弄得花里胡哨的，但就本质而言其实就两种，即征兵制和募兵制。

像秦（西）汉的兵农合一、全民皆兵，自魏晋直到中唐以前的世兵制、府兵制，都是征兵制。剩下的那些朝代，基本就都是募兵了，只有明朝是个例外——脑洞大开的朱元璋弄出来个军户制，既分地又发饷，想把征兵和募兵的好处都占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硬生生的把他那支开国雄兵给整废了。

征兵制的优点是养兵和发动战争的成本非常低（不发军饷），军队战斗力极高（所以汉唐才威武），而且叛乱和哗变的风险很低（谁听说过西汉和初唐时有武将造反和军队闹事）。所以我们才看到西汉攻打匈奴一次性发兵几乎极少有超过20万的时候，而唐朝在开元年前的全国总兵力都不超过60万，但却近乎战无不胜，最终打出来个四夷降顺，万国来朝。

而募兵制则正好相反——养兵和发动战争的成本极高（像北宋禁军的年薪超过百贯，还没算出征作战必须发放的高额赏赐），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可疑（这个不用解释了吧），叛乱和哗变的风险极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隆基刚把府兵改为募兵，就闹出个安史之乱），看起来就是一无是处，那为啥还要募兵？

因为征兵制对一个王朝的综合统治能力要求太高了。就拿唐朝来说，维持府兵制，是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为前提的。要维持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就要求大唐朝廷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对绝大多数百姓编户齐民、保持绝对的控制。而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的贵族、世家、士大夫等特权阶层对兼并土地和人口的欲望都是没有止境的，一旦朝廷无力与其对抗，则一切都会统统崩溃。

事实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根本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干脆放弃挣扎直接躺平，去募兵好了。

更简单的说，就是征兵制下其实都是富人当兵——像作为（西）汉军鼎石和骨干的六郡良家子，就是妥妥的军事贵族；而初唐的府兵，基本上个个都是家有百亩以上良田以及拥有部曲和奴婢的中小地主，而且非但免税，还能享受战利品中的大部分。而朝廷给予他们这一切的前提，是奋勇作战、杀敌立功，否则一切都将不存在。

所以他们怎么会不闻战则喜，怎么会不身临绝境仍酣战不休？死则死矣，只要军功还在，哪怕不能封侯，也能保得家族和子孙安享富贵，所以怎能不战、不死战！

至于为啥不跟着上官造反，那就更简单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嘛，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而募兵制则是专召穷人当兵，毕竟只有穷人才需要当兵吃粮、养家糊口嘛。而在大多数王朝根本不存在军队优抚政策，或者存在也是名存实亡，所以士兵一旦阵亡了，妻儿老小谁来养活？

所以都是同一血脉的汉家男儿，汉唐的几十万人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而宋朝巅峰时养了超过150万军队，明朝最多时理论上有280万大军，但大多数时候却只能维持个只守不攻，还经常守不住。

募兵战斗力不行，忠诚度更加堪忧。当铁打的营盘不再是流水的兵，当兵能吃到多少粮还得看上官的眼色，这时谁还管朝廷里坐的是哪姓的皇帝？所以最终朝廷的官兵沦为武将的私兵，弄得藩镇割据、军阀林立就几乎成了所有募兵制下王朝的结局。

哪怕是募兵制下少有的强军，比如种家军、岳家军、戚家军、李（成梁）家军——光看名字不就是妥妥的私兵吗？又有哪个皇帝能在这种军队的环伺下安然入睡？

而要想把募兵练成一支强军，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就拿戚家军来说，首先要求其将主、也就是戚继光有着远超常人的军事才华，同时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其次是老戚同学不但得有远大的理想，还得有异常强硬的手腕，简单说就是镇得住那帮骄兵悍将，令其心服口服；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能搞钱，而且能搞到很多钱、持续不断的搞到很多钱，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否则什么都是白扯。

这里举个反例——在北宋世镇西北的折家军的历代将主为了养活这支军队，一边跟西夏人拼死搏杀，一边跟这帮死敌持续不断的做了上百年的生意。为了给军士弄军饷和赏赐，甚至连粮食、铁器和军械都敢往西夏走私。即便如此，人家领情吗？靖康年间种师中率种家军驰援太原，与金军大战于杀熊岭。激战正酣时，种师中突然发现随身携带的钱帛用光了，再也发不出赏赐（宋军每射一轮箭，都得“按件计费”发放赏赐），于是麾下士兵一哄而散，导致他这个光杆司令被围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