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

2001年，一部叫《菊花茶》的电影上映。上映前，被宣发媒体冠以“国产首部性爱电影”的名号。搞得导演金琛很不是滋味。但又没什么办法。金琛是个神奇导演。后来他拍过一部更著名的电影，孙红雷演的，叫《战国》。

《战国》的编剧是申捷，是电视剧《重案六组》的编剧。不知道怎么就写出了《战国》。这片子当年被骂很惨。而《菊花茶》在豆瓣，则有7.9的评分。这部电影的编剧是陈建斌。男主演，陈建斌。女主演，是演《繁花》里金科长的吴越。两人据说因戏生情，就此流传下了一段岁月八卦。

可惜我不是八卦号。今天要聊的也不是男女情事，主要聊聊陈建斌。很多看真人秀的观众，只觉得他是个不做家务、气哭老婆的大直男，没情调、爹味重。其实这是误会。要了解陈建斌，得从新疆说起。

「《菊花茶》里的陈建斌」

陈建斌他爸是新中国第一代摩托车运动员，退役后，在乌鲁木齐体委上班。他在体委大院长大。但陈建斌志不在体育，从小就沉迷于文艺。

读中学时，他上学那条路上要路过三家电影院。那时电影院不检票，偶尔抽查。陈建斌开始逃学，吃完早饭就去电影院泡着。看完一场，吃点东西，再去下一家影院继续。他喜欢跟老师顶嘴。老师也懒得管他。父母对此一无所知。直到成绩单下来，陈建斌才挨了一顿毒打。

这并未打残陈老师对艺术的狂热。除了电影，他还迷上了音乐、文学。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东西。上高中后，没机会看电影了。但家里多了一台录音机。他姐买了一盘名叫《音乐博览会》的磁带。全是中国人翻的外国歌曲。陈建斌听得那叫一个如痴如醉，上课都惦记。

每到课间那几分钟休息，他就一口气跑回家，听上20分钟，然后再跑回学校。上学路过全疆最大的贸易中心，他攒钱，在那儿买了两大抽屉磁带。听张蔷、费翔、周峰。后来很后悔，没早点听巴赫、贝多芬。

还有文学。上初中时，他在同学家看到一本《中篇小说选刊》。里面有一篇路遥的《人生》。陈建斌一看就停不下来了。家里没人看这些玩意儿。他就死盯着同学家。每当杂志送来，就第一时间借走，连夜看完还回去。

文学、电影、音乐，这三样东西在少年陈建斌心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芒。16岁时，他和乌鲁木齐其他几百名文青混在一起，常去一个叫“群艺馆”的地方，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朗诵诗歌，表演点业余戏剧。

很不幸。父亲希望他报考体校。体校只招理科生，他只好学理。学又学不进去，考试一塌糊涂。倒是办黑板报、搞文艺汇演，他总冲在最前面。高二那年，他听说了戏剧学院，要转文科。他成绩太差，没资格。

毫无意外，18岁那年，陈建斌高考落榜，成了一名待业青年。

02.

电影《孔雀》里面，张静初演的那个姐姐，梦想做飞行员，没考上，成了待业女青年后，爸妈给介绍工作，去幼儿园哄孩子，去瓶子厂刷瓶子，没一个干成的。几乎是蹉跎半生。最后只能是老了、哭了、算了。

当年在新疆待业的陈建斌，差点变成第二个姐姐。

一开始，他母亲给他找了个商场售货员的工作，他不去。父亲介绍他去新疆电视台，给电视剧《阿凡提》当剧务。陈建斌去了，干得别提多起劲。每天在剧组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休息。剧组到南疆，演员们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暮色降临，四野是玫瑰色，陈建斌被这种气氛给迷住了。

心说自己也要这么生活，就是不给钱也愿意。

「人家年轻时也帅过」

不久，剧组杀青。他没被留下。理由是没眼力，不主动找活儿。陈建斌心里老不服气了，说第一回干，也没说让我干嘛，我当然不知道。

又没多久，乌鲁木齐建立了一家电视制片公司，招学员。陈建斌跟一群文艺爱好者报考，交了500元学费。考上了，当了几个月学员，公司倒闭了。

陈建斌不甘心，他想起了自己的挚爱，电影。

1988年，陈建斌看了两部电影。一个是特吕弗的《最后一班地铁》，一个是张艺谋的《红高粱》。前者讲“二战”时期抵抗组织在剧院里的故事。看完后，陈建斌十分恍惚，总觉得故事没结束，那些演员还在故事里生活，自己却在这个世界的现实里。他想，能变成故事里的人就好了。

看到《红高粱》里的姜文，陈建斌发现，原来做演员，也不一定要浓眉大眼、风度翩翩。他看姜文长得跟自己差不多，也没有英俊潇洒，演戏却演得那么富有感染力，没准自己也行，也能创造属于自己的角色。

新疆哪有电影给他演啊。

陈建斌一拍脑袋，自己拍！

陈建斌写了包含三个故事的《蓝灰黑》的剧本，那是他人生第一个剧本。剧本很先锋。写完，跑去卖摄像器材的朋友那里借摄像机，从电视台借来一盏瓦斯灯，又找了几个制片厂的学员。拍了没几天，资金不足，剧组解散。

「日后在北京上大学的陈建斌」

陈建斌意识到，没钱是失败的原因，得先搞个资金库，曲线救国。他就跟朋友商量，咱开个饭馆，挣了钱，再来拍片子。朋友问，开饭馆，本金呢？陈建斌说也是。那就先挣本金吧。咱们先去卖烤红薯。

他跑到外婆家，借了个废弃铁油桶，改造成烤炉。又跑到一个工商系统的朋友那里搞了一把没收来的秤。红薯卖得不错，眼看梦想要起步了。结果没多久，遇到城管，烤炉被以影响市容为理由拉走了。

命运多舛、挫折不断，陈建斌感到十分绝望。

多年后，他回忆说，当不成演员的话，也能活下去，但他这一生的生活，都将变得黯淡无光。估计就跟《孔雀》里的姐姐一样。

偏偏这时，老天爷给他发来了一条喜讯。

03.

1990年，陈建斌他姐在报纸上看到新闻，说中戏要在新疆招代培班。之前中戏也在这边办过班，但都是招维族的。这次不一样，招汉族。陈建斌18岁之前没出过远门，要不是这份报纸，他可能一辈子都在新疆。

那一年，陈建斌鼓起勇气，奔赴中戏考场。在现场，他朗诵了北岛的《回答》。还唱了民歌《玛利亚和都德尔》。唱歌时，陈建斌表情丰富、挤眉弄眼，有点用力过猛。老师说，这位同学，你表情能不能含蓄点？

回新疆，陈建斌猛补文化课，把自己关在屋子里4个月之久。

当时他认识了王学兵，俩人在一起补文化。陈建斌在屋里挂了张世界地图。补着补着，地图咔嚓掉下来。陈建斌多愁善感地说，你看它都撑不住了。

不光多愁善感，他还心急如焚。

三试后，陈建斌久久没有收到通知书。他急得给老师写了封长信，信上以无比炙热的口吻写道：

我今年就20岁了，我清醒地明白，我的一生不能没有艺术，不能没有表演，不能没有这个唯一让我狂热，让我不能自已，让我沉醉，让我觉得生活还有乐趣，让我为它激扬奋发、斗志不渝的东西…

信的结尾，陈建斌一口气写了15个感叹号。可见内心情绪之激烈澎湃。

写完后，老师没回信。陈建斌着急啊，又连续拍了两封电报过去。

仿佛这就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失去它，这辈子就他妈完了。

最后，陈建斌顺利去往了北京。他坐了三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硬座。同去的还有李亚鹏、王学兵、曹卫宇等17个新疆孩子。

「中戏新疆代培班」

在中戏，陈建斌依然是那个最激情万丈、冲在最前头的文艺爱好者。

那个年代还有诗歌余晖。陈建斌坚持写诗，还号召大家一起写。有一次，宿舍里不知道谁打了个喷嚏。他就鼓励大家为喷嚏写了一堆诗。

那个年代是摇滚的年代。同宿舍的李亚鹏第一次在地下听唐朝，整个人愣住了。没多久，李亚鹏就想办法在新疆搞了一场摇滚演出。而陈建斌呢，他拉上王学兵组了个“小公驴”乐队。当时流窜北京各大高校的张楚就在隔壁，他一听人家的东西，觉得自己这简直是开玩笑嘛，就从没公演过。

那也没什么，这对他而言，就是自娱自乐。

在学校排戏，陈建斌想法最多，最有先锋意识。他和王学兵这对好基友。曾把老师赶出教室，然后用黑布帘子把整个教室蒙起来，只在舞台上打下一束光，演起了黑泽明的《罗生门》。

那时他和王学兵都穷，最好的伙食，是去校外吃一顿炒疙瘩。两人被介绍到《梅花三落》跑龙套，演两个传话的差役。一大早去的，太阳落山了，还没演上戏。郊外贼冷，两人在旁边等戏，冻得鼻涕长流。等来剧组给补偿一顿热饭，吃得别提多香，汤都喝光了。那次龙套收获70块钱，一笔巨款。

「陈建斌和王学兵跑龙套」

大学四年，物质上虽然贫乏，但陈建斌精神上得到了巨大满足。毕业大戏，他们演《第十二夜》。演出十分轰动，连新疆文化办公厅主任都去看了。

当晚，陈建斌曾经的榜样姜文也在。姜文看完演出，递话给老师：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他们回到新疆，生孩子，结婚，一辈子就毁了。”

这话一点不假。办公厅主任当天在场，就是验收教学成果去了。

这帮孩子当时已经跟新疆话剧团签了合同，学成归来，先得在新疆扎根10年。

04.

10年，一个演员，能有几个10年？在北京见识了繁华，见识了这里有最好的文艺资源，最好的演出机会，这群人回到新疆，整天哭丧着脸。

新疆话剧团本来也没多少戏给大家演。当时市场也没起来，大家一天到晚游魂一样。有人直接回老家，不来了。剩下的一天一个，排着队去找团长，说放我们走吧，想回北京啊，学了四年，在这里浪费青春。

团长也上过中戏，在北京待过。知道孩子们心里苦。最后，还是领导开明，说行吧，你们想走的可以走，算停薪留职，工资留给团里，给其他人做生活补贴。随后，这群人一个个都走了，去北京做了“北漂”。

只剩下一个人，那就是陈建斌。

嘴上，陈建斌说，自己要回北京就堂堂正正地回，不能去做盲流。可后来他才承认，自己当时留下，是因为胆怯。他不擅长搞人际关系，也不擅长求人，讨好谁。他怕自己去了，会饿死在北京。他害怕走出舒适圈。

可是待在新疆话剧团，谁知道要熬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条去往北京的路？那个暑假，好哥们儿王学兵走了。同宿舍的李亚鹏也最后一个走了。环顾四周，连一个说得上话的人都没了。远在北京的王学兵、李亚鹏时不时来信，提及跑剧组的辛苦。陈建斌也只能在信里抒发苦闷。

后来王学兵说，真不知道那时，陈建斌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

就在这时，老天爷又朝陈建斌投来幸运的一瞥。

「小公驴组合定妆照」

中戏表演系10年没招过研究生了，因为根本没人报。不久，老师让陈建斌赶紧回来考研究生。陈建斌又把自己关在屋里，恶补了一阵课程，顺利考上。第二年研究生报考大军激增。他要是晚报一年，就不一定了。

考是考上了，现实困境依然没得到缓解。他那拨北漂同学，渐渐找到戏演。陈建斌呢，每天看书、看戏剧。他读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看到万尼亚舅舅50岁了，一生最好的时光都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本该成为一个屠格涅夫，一个叔本华，人生却消磨在了琐碎无聊上。读到这里，陈建斌哽咽了。

可陈建斌呢，还在为没有演出机会苦恼。他不想做老师，他想演戏。

没戏演，物质上也贫乏。25岁的他，人在北京，还得靠家人接济。有一次，他得到一个机会，在一部电视剧里演一个副官。都准备去了。老师的爱人，著名人艺导演林兆华给他打电话，说你别去，这角色你不能演。陈建斌说，林导，那可是一万块钱啊。林导说，一万块不算多，以后你有机会。

陈建斌估计也没想到，那部戏的女主角，是一个叫蒋勤勤的姑娘。

后来还跟林导说呢，幸亏没去，不然以他当时那的处境，俩人肯定错过了。

挨了一阵子，一直挨到1997年。一天逛操场，碰见孟京辉。当时孟京辉也刚出道，正在酝酿戏剧《爱情蚂蚁》，就说我这里有个话剧，你来演吧。陈建斌的心活了。终于来机会了。结果一上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茶壶里煮饺子，研究了那么多表演，舞台上死活出不来状态。

紧接着，孟京辉又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演了一阵儿，还是不行。孟京辉把剧本一甩，恨不得自己上去演。说你怎么还演不出来啊？

「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

那是1998年，陈建斌接到好基友王学兵的电话，说他们正在拍一个叫《爱相随》的戏，觉得这名字太他妈土了。陈建斌在电话里听了剧情，开玩笑说，那就叫《将爱情进行到底》。后来，这几个字成为中国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与此同时，李亚鹏、王学兵的演艺事业，大步向前。

陈建斌还在跟表演较劲儿。他去东北转了一圈儿，花几块钱看了场二人转。其他人看得哈哈大笑，他看得泪流满面。他觉得，一个表演者，能这么折腾和释放自己，玩命去演，令人动容。他又看到日本新宿梁山泊剧团演的《人鱼传说》，日本演员特狠，每一场都演得像最后一场，明天就要死了似的。

看完，陈建斌顿悟了。再上舞台，突然抓到了表演的魂。

此后，他和孟京辉搭档，成了话剧界的一面新旗帜。

但陈建斌还面临一个巨大问题，那就是：穷。

05.

演《爱情蚂蚁》时，陈建斌只能勉强吃上饭。当时周迅、陶虹、孟京辉和他一起搭伙吃饭。大家轮流付钱。就他一个人，没别的收入。

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剧组去意大利演出。陈建斌和国家话剧院院长坐飞机回国，达到机场，看到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店，陈建斌突然不走了。院长问咋了。他说我想吃冰淇淋。院长说那你买呗。

陈建斌说，可我没钱。

那时候，他在北京租了个800元的房子。连暖气都用不上。一个冬天都在感冒。只能买个电暖炉，先烤一边，烤热了，翻身，再烤另一边。

1999年，孟京辉为陈建斌量身打造了日后那部大名鼎鼎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廖一梅那句经典开场白“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就是为他写的。结果，陈建斌突然把俩人约到饭馆里，说哥们儿挺不住了，得演电视剧了。孟京辉也听罢，“腾”就起身，直接就走了。

没办法，实在挺不住了。陈建斌又约他出来，表明心迹。说也想搞艺术，可他一个新疆来的，在北京没背景、没资源，不能不考虑生存。

饭吃完，他和孟京辉走出饭馆，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就这么分开了。

没闹掰。后来，2002年孟京辉的电影《像鸡毛一样飞》，男主角就是陈建斌。女主角是他带过课的学生，秦海璐。在那部电影里，陈建斌演了一个失败的诗人，剃光头发，说自己永远成不了马雅可夫斯基，但选择剃成和他一样的光头，是希望像他说的，选择一种生活，有勇气坚持下去。

文艺，太文艺了。这种东西，也就他和孟京辉能弄出来。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陈建斌」

但接下来十年，陈建斌离这种纯粹的文艺，渐渐拉开距离。他得考虑生存，考虑市场，考虑演那些给他带来影响力的角色。

在这件事上，陈建斌是务实的，没有那么多不可救药的文青自恋。他接的第一部提高知名度的戏，是《结婚十年》。按照他的标准，本子很烂。但他一看女主角是徐帆，就知道这戏应该演。当时徐帆是一线大腕了，演技也在线。好在这戏的导演高希希也有水平，喜欢调动演员创造力，让演员参与创作。

这给了陈建斌极大的发挥空间。

也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改戏的习惯。

《结婚十年》帮他拿到了第24届电视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和第五届金鹰节最受喜爱男演员奖。但他对媒体说，这还远远不够。

3年后，他迎来了《乔家大院》。

陈建斌一直有个观念，创作不是你一个导演、一个编剧的事，演员在片场，不能成了一个工具人。你得思考，介入创作。他也由此养成了靠自身理解力去改戏的习惯。网传拍《乔家大院》时，演孙茂才的演员感到合作不下去，走了。导演赶紧找来倪大红，这才“对付”得了陈建斌。

拍了两个月，蒋勤勤进组。又闹不痛快了。

蒋勤勤背词儿背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一到片场，陈建斌拿出一篇新词儿说，要不咱们按这个试试。人物表演的情景、状态，都有差异。蒋勤勤头都大了。还有一次，拍两人结婚的戏。蒋勤勤突然冒痘子，想先回北京把痘子调养好。陈建斌说，别啊，这段戏里人物着急上火，有痘子不是更真实吗？

给蒋勤勤郁闷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乔家大院》」

后来实在受不了，给台湾经纪人打电话说不想拍了，要走。台湾那边赶紧派人来安慰，还提了一箱蛋挞来剧组，好歹说服了蒋勤勤。谁也没想到，后来蒋勤勤会成为陈建斌的老婆，而且是最为他说话那个人。

也是跟陈建斌熟了，蒋勤勤才知道，陈建斌改戏从来不是为了抢风头，基本上还没进组，或其他演员休息时，他都在加班加点研究那个戏，想怎么能让它变得更好、更有意思。他把所有剧情、人物都理顺了，才给意见。

那十年，陈建斌在电视剧里，倾注了许许多多的表演热情。

上大学时，读到《短歌行》，陈建斌喜欢，求人写了幅书法挂在宿舍里。听说曹操是个奸人，他很纳闷，为什么写出这种文字的人，会被这样评价。

好多年里，他都在研究曹操。《新三国》立项找到他，让他演另一个角色。他不干，说非曹操不演。那个剧本一波三折，导演换了三次。为了演曹操，三年里他拒绝了许多倾心的角色，有一个特别喜欢的也拒绝了。可《新三国》一直也没开拍。陈建斌为此还喝醉喝哭过一回。

后来，剧本给了高希希。高导喜欢，终于成了。在《新三国》里，他给曹操加了很多生活化、凡人化的戏份。在路边撒尿，在台词里化用海涅的诗句。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学赵丹在《李时珍》里的表演，让高导给曹操手上打了一束光，让他临死前回顾一生荣辱，对着那束光感叹光阴。

演完《乔家大院》时，他接受采访，说自己很想演李白。说着说着动情起来，说李白一生，离家那么远，多浓的乡愁啊。那记者后来发微博说，此后，再也没碰到哪个演员，在采访时，会说那么诗意的话。

「陈建斌版本的曹操」

再后来，陈建斌真演了李白。电影杀青，他大半夜从无锡赶回北京，把蒋勤勤从床上摇醒，无比兴奋地说，你看，曹操、李白我都演了！

《甄嬛传》把他的事业推到一个新的顶峰时，周迅看完那剧，说陈建斌真是把一个皇帝进后宫的状态演出来了，脸上那个愁啊。

其实陈老师是真愁。当时剧组几乎就他一个男演员。一休息，一帮女演员叽叽喳喳去一边聊天。他只好走到外面，跟导演郑晓龙唠嗑。

另外，还有一块石头，压在他心上。

06.

《新三国》和《甄嬛传》都是长篇巨制。演到后面，陈建斌有些演不动了。实在太长了，像看不到尽头的长跑，感到疲乏。

这种疲乏不是一时的，而是演了十几年电视剧后，一种持久的疲乏。陈建斌甚至觉得演戏的激情消退了，如同人走进哀乐中年，失去了荷尔蒙。

当时钮承泽给他打电话，在电话里说了40分钟，讲自己为什么拍《军中乐园》。听得陈建斌很感动。很想演。可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还是想演，又说还是演吧。反反复复了很多次。进组时，看到年轻演员，陈老师很惭愧。

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失去已久的激情。

好在《军中乐园》让他找回了一些激情。他演的好几段戏，看哭了钮承泽。

也正是在《军中乐园》片场，利用闲暇时间，陈建斌写出了一个满意的剧本。

「《军中乐园》里的陈建斌和陈桂林」

1999年写完《菊花茶》，陈建斌并不满意，觉得矫情。此后许多年，看到有意思的小说，他会把版权买下来，看到有意思的故事，会找编剧来写。攒了一堆的素材，没一个满意的。直到在《甄嬛传》剧组，看到小说《奔跑的月光》。他感觉这故事有点意思，寻思怎么能改编成电影。

陈建斌早就养成了带着纸笔在片场琢磨戏的习惯。后来纸笔变成了手机、ipad。拍《军中乐园》期间，他直接在ipad上写了剧本初稿。

这个剧本叫《一个勺子》。故事被放到了西北。西北方言里，勺子就是傻子。

故事男主角叫拉条子，是陈建斌最爱的面食。女主角叫金枝子。因为他记得小时候隔壁有个女孩儿叫银枝子。故事讲为人老实却总受欺负的拉条子，在路上捡了个勺子，由此引出一系列荒诞现实，充满了黑色幽默。

开拍前，陈建斌就考虑到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果然，中途，投资方撤资，原班底解散。朋友介绍给他刚跟张艺谋合作完《归来》的团队，一个友情打包价，合作30天。最后，陈建斌只花了20天拍完。还放了一天假。片子里，羊圈、屋子都是当地现成的。衣服买农民的，城镇场景是偷拍的。

为什么用最低的成本去拍电影？

以陈建斌的人脉，不是拉不到资源，不是找不到钱。是他觉得，这辈子说不定就拍这一个电影呢？那对不住了列位，如果是这样，我得先满足我自己，让自己过把瘾。所以，开拍前就跟投资人说好了，一切以他为主，先不考虑说赚多少钱，先满足他的表达欲，他的文艺审美。

2014年，陈建斌靠在《军中乐园》里的表演，拿了金马奖最佳男配。当晚，《一个勺子》又让他拿下了最佳新人导演和最佳男主角。

他又找到了创作的激情。

于是颁奖礼上，他反复引用了从孟京辉那里听来的布勒东的诗：

“我找到了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

「“一个勺子有个撒用嘛？”」

只是没想到，《一个勺子》上映时，遇到了麻烦。本来电影定档3月。定档发布会那天，陈建斌罕见地表现出了娱乐性。又是给蒋勤勤喂拉面，又是跟王学兵互动。现场还端上了一碗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巨型拉面。

就想造出点声势，让《勺子》多卖点钱。陈建斌常说，戏剧也好、电影也好，只有跟观众见面了，才算最终完成。他希望更多人看到它。

结果没几天，制片人给他打电话，说了王学兵吸毒的新闻。陈建斌以为是谣言。回家一查，真的。他把自己关进书房，一天没出来。

陈建斌什么情况都准备好了，没料到这个。制片人去广电找人，得到的回复是等待。这期间，徐峥在网上发声，说电影是集体劳动的产物，拍摄时导演无法控制演员此后的行为，封杀不该溯及过往。

圈子里许多演员、导演也站出来支持。

「陈老师把男主男配全拿了」

其实，当时陈建斌选择很多。他那个成本低，拍摄也不麻烦。把王学兵的戏重拍剪进去就是了。看过《一个勺子》的都知道，拉条子和大头哥（王学兵演的那个）大部分戏是一对一的戏。要把王学兵替换掉，不难。

陈建斌也试过。留了胡子，打算重拍、重剪。可拍起来找不到感觉了。景不对，气氛也不对。主要是他觉得，原戏中，王学兵的表演不可替代，他再剪出任何一个版本，都不是他心目中最喜欢的样子。

无法违背自己的心。他就想这部电影按照这个样子去上映。

5个月后，《一个勺子》拿到了金鸡奖3项提名。制片人再次找到广电的领导，得到的回复是，既然业内都认为好作品，那么可以低调上映。

11月底，《勺子》终于走进了电影院。王学兵的戏，被缩减了10分钟。

07.

《一个勺子》之后，陈建斌没有去做专业导演。他继续演电视剧，偶尔上综艺。他手上一直在打磨两个剧本，打磨来去，不甚满意。中戏同学要拍一个《刹车杀人》的故事，陈建斌答应出演。可同学意外受伤了。

陈建斌觉得可惜了。对方把剧本给他，要求他一年之内完成拍摄。

如果说《一个勺子》是陈建斌对故乡记忆的唤醒，那么这部电影，他想追念自己的话剧岁月，写成一封献给话剧的情书。他心里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让一个剧组在剧院排练，排练十次，被打断了十次。

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复眼文学小组”。除了他自己，还有饶晓志、韩杰、王学兵、雷志龙。都是干戏剧出身。大家琢磨了整整八个月，觉得在一个剧院里拍完整部电影不现实，一定有剧场之外的故事，干扰创作。八个月之后，剧本出来。正好陈建斌上综艺遇到周迅，周迅看了，特别喜欢。

拍的时候，陈建斌对剧本还不满意。白天拍，晚上还要回去改。改到改不动了，文学小组的人苦思冥想，想出来的东西不够好，陈建斌就急了：

“咱们就给人家看这个吗？这算个什么东西？”

陈建斌脑子里都是热闹想法。他把对戏剧和电影的爱，都放在了细节里。电影里四处藏着《哈姆雷特》《玩偶之家》等经典戏剧的台词，电影人物不是“昆汀”“梅姨”就是“野武”。连电影的名字，都藏着梗。

整个电影由十个章节构成，之所以叫《第十一回》，意思是最后这一回，是观众离开电影院，走进现实，走回生活，是电影最后的完成。

他自己演的角色，马福礼，呼应了他在毕业大戏《第十二夜》里的马伏里奥。

「当年中戏的毕业大戏」

想必看过《第十一回》的都有个感受，这是一部非常不走常规的电影。拿市场上任何一种类型电影的框架去套它，都套不住。它依然处处渗透着陈建斌创作上的巧思，含蓄地折射着他看待生活和世界的方式，黑色幽默、荒诞不羁。

一方面，它精致、真诚，在结构上充满探索，表达的主题也倾向深刻。但另一方面，它和《一个勺子》一样，又充满导演先行的审美意志，这种意志在许多地方都有不讨好市场甚至跟市场对着干的意思。

《第十一回》上映前，选档期，宣发告诉陈建斌，这个档期你不能去，那个档期不适合你，让陈建斌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电影上映，评分不低，最后票房，只有7300多万。

而《一个勺子》的票房，是2200多万。

两部作品，加起来票房不足1亿。在这个时代，这个数字有点寒碜。

接受鲁豫采访时，谈及《第十一回》的票房，陈建斌发出无奈而自嘲的笑。

他说自己也会想拍一些类型片，一些商业属性强的电影。

「不但复杂，而且口味定向」

估计了解陈建斌的人知道，这对他而言，并不容易。那些滋养他的电影、文学、音乐，沉淀在他生命里和心底的养分，那些审美的需求，关于人生、生活的穿透，这些东西，一定会在他的作品里蹿出来。

只是简简单单地拍一部乐呵、紧张、欢乐或刺激感官的电影，他肯定做不到。

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导演的意志凌驾于一切，是中年男人毫无节制地抖给观众私人趣味，是变向的自恋。

但可能从陈建斌的角度而言，他觉得这东西好啊，就想拿给大家看看。

我要说啊，掏心窝子夹带点私货，也没什么。毕竟这年代，已经很少有创作者愿意告诉大家，他是怎么看待世界和生活的了。

08.

要陈建斌彻底改掉他的文艺沉溺病，基本很难。毕竟他是从中学时代起就疯狂沉迷于那玩意儿的。人到中年，依然靠它汲取生命养料。

这就导致他在平时生活里，是个非常敏感，又非常迟钝的人。

说他敏感，是他情感上特别充沛。在北京那么多年了，看到下大雪还会哭，还会冲到雪地里打滚。工作心情愉悦了，会给好友们群发消息，赞美生活。他看电影最爱哭，蒋勤勤都不知道怎么那么容易动感情，老劝。他还特别爱写诗，动不动就给蒋勤勤写。发个信息给朋友，也要攒成一首诗。

说他迟钝，是他在人际关系的经营上，纯粹一个勺子。

拍《乔家大院》时，其他演员有意跟他拉开距离。拍完戏，大家聚餐也不叫他，任他回家去捣鼓剧本。他根本没意识到。经常是和一个演员合作，他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不考虑对方的心情，还以为大家相处很愉快。结果后来记者采访人家，他才发现人家是如何如何看自己的。

「陈建斌老师的酸诗」

他不太懂人情世故，不爱说场面话，在片场，还老爱给人家安排事情。制片人让他参加活动，多接触点人脉，他说没具体的事就不去了。

他喜欢电影、喜欢诗歌，觉得跟这些东西打交道，比跟人亲近多了。所以乐于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跟那些虚拟的人物和情感建立联系。

有阵子，外界总说他耍大牌。其实他脸皮非常薄。有次去南方拍戏，没暖气，实在受不了，就自己出钱找了个酒店。记者抓住了，写他嫌剧组条件差。陈建斌觉得说不清，干脆把酒店退了，回剧组挨冻。

他很爱曹操，看郭德纲演的恶搞版曹操，说了些学院派的批评的话。媒体拱火，说他跑轰老郭。后来上老郭节目，他主动“认错”，说确实是太拿自己的审美和标准去强加于人，不应该。两人呵呵一笑。

外界给他赋予的“戏霸”标签，他其实很受伤。后来，他慢慢不介入创作了，也不爱跟导演、演员掰扯了。他说有孩子后，就“宽容”了。

“不想孩子长大了，看到外面是那么评价爸爸的。”

「陈老师演不演绝命毒师？」

好多年过去了，他好像还是乌鲁木齐那个抽着下课时间也要跑回家享受一下文艺的少年。多年里，他掏钱写了许多剧本，觉得不够好，就都放着。他找汪峰介绍录音团队，自己写歌、录制，纯粹自娱自乐。

他就是想把精神生活搞丰富，活得诗意一点。

“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奖赏，就像其他人打高尔夫球一样，我吃也不讲究，穿也不讲究，怎么样都可以，只有精神生活，我应该为它付出一点。”

两部电影拍完，他是导演、主演、编剧，但电影没赚钱，他一分钱没拿。

这种就图自己高兴的文艺生活，当然，不是谁都能过。前提是有足够的财富。那一部分，由陈建斌身上的现实性去处理。就像面对易立竞采访时他说，他也知道电视剧的文艺深度和经典戏剧没法比，他也没那么喜欢干电视，但他要感谢演了十年的电视剧，没那个东西，就没他的今天。

这是陈建斌“狡猾”的地方。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丹尼尔·刘易斯一样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演员，但他没做，他会上综艺，赚点快钱。

先挣足够的钱，再拿它去满足自己的私人趣味、精神生活。

建议广大群众，有能力的同志们，多向陈建斌老师学习学习。

这事儿就是阿城在《棋王》里说的：

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外界对陈建斌的评价是不够浪漫，不记得纪念日，不会送花，不会准备小惊喜。可陈建斌作为资深老文青的态度是，浪漫不是我刻意给你准备个烛光晚宴，特别给你制造个惊喜，浪漫是一餐一饭，普普通通，却金光闪闪。

换言之，有一颗能察觉并感受浪漫的心，比刻意去制造氛围重要。

如何拥有这样的心，或许答案，就是让生活，少一些“囿于其中”的片段。在衣食之外，去找寻心灵深处那一轮澄澈明亮的圆月。

「全文完，下次再会」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陈建斌：戏剧下的蛋》，中国新闻周刊

[2]《陈建斌 浪漫的体质》，人物

[3]《陈建斌：我应该再“勺”一点儿》，博客天下

[4]《乌鲁木齐，我的家》，同上

[5]《陈建斌：我就是一个“勺子”》，GQ

[6]《陈建斌：这圈子，不存在埋没的天才》，三联

[7]《名人面对面》、《鲁豫有约一日行》、《今夜有戏》、《可凡倾听》、《人生相对论》、《易时间》等视频节目中陈建斌语录

[8]《中戏新疆班：与新疆离不了的婚》，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