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担育儿责任。

人口下降，显然已经威胁到了经济增长。

去年我国人口减少了208万人，这差不多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的规模；考虑去年出生人口也只有902万人，这意味着拉动的婴幼儿消费更低，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就更大。

面对威胁经济增长的人口下降，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首先就是放开二胎生育，然后又放开了三胎生育，二胎带来的人口红利很快就被消耗殆尽，但在放开生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更多方法。

今年妇联的代表高洁对记者说：“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女同志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圈，也还没有去孕育一个生命，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情。”

鼓励生育，我们已经摆到了非常明显的位置上来。

但这些，显然还不够。

为了刺激生育，一些机构还和大学合作，开设引导学生树立积极“婚育三观”的课程，在备受瞩目的会议上，人们也会尽其所能地传播一个友好生育社会。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措施，当时的人口太多是负担这样的观念，也的确被很多人所接纳，甚至到今天，还会将就业难、收入低等现象，归因为人口太多是负担。

到今天，转变的不仅仅有对人口的态度，还有对生育数量的限制。

越来越多的女性会被街道办询问是否有生孩子的打算，这几年极低的生育率背后，是以90后为代表的一个群体低生育意愿的结果。

而对那些人口更少的城市而言，刺激生育就显得更为迫切。

去年我国人口减少了208万，这大抵相当于牡丹江的全部人口。2022年牡丹江市人口为222万人，差不多约等于去年一个牡丹江市人口消失了。

有的人认为婚育只是个人自己的私事，是个人的自由，但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尤其是在一个备受少子化困扰的经济体里，生育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它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层面的大事。

要想刺激生育，更重要的当然是真金白银，但在这之前，一个生育友好的氛围显然更为重要。

根据计生协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有约50万居民的密云区，当地计生协成立了一个500人的宣传团队，来推动生育友好的宣传。

文章称，该团队至少与密云区超过一半的“适龄”夫妇联系过至少六次。他们还在公园里设置了新的艺术作品：一个真人大小的纸板，一男一女带着三个孩子走路，在他们上面是一个口号，写着夫妇要适龄生育。

类似的宣传方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同小异，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内容，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方向。

这并不奇怪，因为人口下降尤其是少子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确很大很大。

以东北地区为例，东北人口出生率全国垫底，平均每对夫妇仅仅生育0.6个孩子，还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三分之一，0.6的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起码有40%的家庭连一胎都不想要。

东北这样的地区，有它独特的因素。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机会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家庭的婚育意愿。

但比起经济而言，东北地区面临更迫切的问题可能还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减少，未来五十年后，东北广袤的大地上，又有多少村镇甚至是县城沦为“鬼城”？

在经济更为发达的上海，其生育率一样垫底。

2023年上海平均初育年龄在31.66岁，其中一孩率为66.24%，二孩率只有29.1%，三孩率只有4.21%，而上海市户籍人口的二胎三胎意愿，则更低。

2023年的上海总和生育率，也只有0.6。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说，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国综合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来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也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

而影响生育的主因，就是孩子出生后生活质量下降、养育孩子压力大、教育过程太累太操心等导致了家庭不愿意再生育。

那么发钱，是问题的解决办法吗？

就在国庆期间，路透社还曾预测大规模的超长期国债会即将到来，这笔钱会被用来补贴民生行业，其中涉及到二胎生育的，也会向每个二胎家庭每月发放800元现金补贴。

800元的现金补贴，显然可以吸引一部分人选择生育二胎，至少奶粉钱可以够一部分。

一个月800元的补贴，一年下来也有9600元，几乎可以完全覆盖孩子某个品类的消费，例如衣服和日常用品。

800元的补贴，能够对生二胎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考虑到长期的育儿成本，以及婚育年龄推迟对父母的压力，一年万余元的补贴，其效果可能也是有限的。

论人口的生育热情，往往都会低于专家们的预测。

2015年10月29日，我国宣布全面推行两胎。当时不少人预测两胎的效果有滞后性，2017年后才会逐步显现，2017年出生人口将继续增长。

但结果呢？

2016年的出生人口确实比2015年多了130万人，达到1786万人，但二胎的刺激效应已经很快见顶。

卫计委在宣布两胎后曾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人，但实际上2017年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比2016年还要少63万人，而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了300万人。

换句话说，放开二胎的刺激效果，事实上只增长了一年，就开始放缓调头转下。

在没有放开二胎生育之前，超生罚款的额度其实很高，是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倍；在那个钱还值钱的年代，有人因为生二胎被罚款上万元，而这相当于一家人半年的生活开销。

今天如果真的生二胎一年奖励9600元，我们又如何认为它比放开二胎产生的刺激效应更大呢？

两胎的影响并没有人们预想中的大，而今天发钱的效果，大概率也没有我们预想中的大。至于生一个娃奖励十万，这种话只能由梁建章说出来，十万的成本太高，也并不现实。

增长是最好的避孕药，随着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人们的时间成本增高，育儿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生育意愿自然就会下降。

在计划生育的三十年时间里，东北地区一些省份对超生罚款能够征收5-10倍基数的抚养费，受限于当时的家庭观念，依然挡不住一些家庭选择罚款生育。

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哪怕是放宽生育不再罚款甚至是奖励，也很难推动新生儿的大幅上升。

过去超生是罚款，人们还愿意缴纳罚款生育二胎；今天放宽生育还奖励补贴，但生育意愿的下降，是很难用一般性的金钱激励去弥补的。

因此今天发钱，可能也无法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了。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年的数据，当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只有1.05‰，已经低于日本的1.45‰，而日本是世界少子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1.05‰的数据低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位于全世界最低。

而这还是2015年的数据。

真实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严峻。

人口学家梁建章认为我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25年左右，但远比日本迅猛。这也意味着，在未来10到20年后，人口危机将会是比宏观经济更大的一个挑战。

且这个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月几百元的补贴无法解决的。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