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仓河会议
一九四四年二月春节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在驻地东台县三仓河召开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各分区、地委和各旅的负责人和苏中区党委负责同志一起，一面就着木炭盆取暖，一面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的工作。一九四三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发动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德寇已基本上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遭到中国敌后各战场军民沉重打击。华中敌后也发生了变化，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三分区的反“清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已逐步取得战争主动权。
“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响亮口号传遍各地。但斗争仍是艰苦的，日军妄图依靠大陆，作最后挣扎。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敌寇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游动状态。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训练干部和训练部队、发展生产都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参加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经过分析，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军民斗志高昂；主力地方化以后，部队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批仅次于主力团战斗力的县独立团；通过集中的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同时，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威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更加旺盛。新的战役选择在哪里呢？会议经过分析和比较，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因粟裕同志要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这一战役。
攻坚打援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二十余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了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寇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接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我军插入其接合部，以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战役发起前，我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泾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所位于收成镇。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先集中兵力打车桥。第一，因为车桥是该地区敌军指挥中心，拿下车桥，则泾口、曹甸孤立，便于我军尔后进攻，扩张战果；第二，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以为比较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便于我军采取掏心战术，突然进攻，出奇制胜；第三，车桥周围地形比泾口利于攻击部队的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部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十二华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击来援之敌。
这是一场硬仗。敌伪军在车桥垒高沟深，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沿大小土围仅碉堡就设有五十三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八十余名，伪军六百余名。很明显，敌人以深沟高垒对付我们，我军必须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实行攻坚。我们还要准备打援。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除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我们把参战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以一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攻取车桥
三月四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午夜二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道流星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搞挖开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发挥“百步穿杨”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流星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一小时，一千余健儿次第攻人市镇，向街心发展。二连泅渡了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占领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从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个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二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
五日上午十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我七团攻占。我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虏伪大队副以下八十余人。十一时，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我的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我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了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下午二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我占领，只剩下日军和伪军一大队部的两个小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我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迫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芦家滩歼援敌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已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宽二十余米，水流湍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宽约一里，长约二里，芦苇密布，淤泥陷人；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就在这里，一团三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敷设了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五日下午四时，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七辆卡车，于三时十五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我们估计日军约为二百四十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敌接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进到我阻击阵地前约五百米，三营轻重机枪猛烈开火。敌军在慌乱中，闯人我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约六十余，锐气大挫。敌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向我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我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阻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根据情报，师指挥所查明：在我军攻打车桥后，驻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五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三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不久敌第二批增援部队约二百人又到；午后五时三十分，第三批援敌一白一余人赶到；紧接着，第四批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我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浑暗。韩庄之敌多次偷袭我三营阵地。七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四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人，进占韩庄西头。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德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拼开了刺刀。日寇横尸六十余具。四连和特务营一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四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十时许，三营俘虏的日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三泽大佐！
正当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发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三十余人带路，趁夜暗从我军阻击阵地右翼徒涉偷越芦苇荡，进至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二连的堵击。敌一部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午后十时许，一团一营攻击小马庄之敌。三连三班长刘绍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我军迫使敌人退据数间小土屋。
六日二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正在此时，西面又响起了一阵马达声，汽车载着一百二十余名日军，企图进至小王庄、韩庄之线，遭我三分区特务营、一团二营拦路阻击，敌转身逃回周庄据点。就在汽车马达轰鸣声中，一群头发焦枯，脸面烧肿，浑身污秽的鬼子，没命地向公路奔走，被我一连跟踪追上，统统捉了过来。
与此同时，偷渡芦苇荡的三十余名伪军，绕道到师指挥所附近后，也被山炮连战士一个不剩的“照单全收”了。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的打援左纵队，也在大施河击退了来援日军。至此，宝应城以南的日本侵略军全部龟缩在据点里了。
车桥战役以歼灭日军八百（内俘中尉以下四十八人）、伪军八百余、缴获九二式平射炮两门及其它军用品无数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曾经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是一九四四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乘胜扩张战果
车桥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不久，曹甸、泾口、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十二市镇日伪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人民莫不欢腾万状。
芦家滩打援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陆续押送到师指挥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远道而来的居民和战士们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同志告诉我，战俘们惊魂初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山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伸着大拇指说：“我佩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第二天，新闻台收到了延安新华社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第三天又详细报道了车桥战役的经过。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发展苏浙皖，迎接大反攻
车桥战役以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宝应地区。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党校和军区整风队，集中大批干部开展整风运动，并组织大生产、整训部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做思想物质准备。
这时，苏联红军开展强大攻势，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总崩溃，布加勒斯特、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相继解放；法国地下武装力量解放了巴黎；美、英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在太平洋上，美军向菲律宾进攻，并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在中国战场上，日寇遭受我解放区军民猛烈打击，处境日益危殆，但为了挽救其败亡命运，一面大举进犯湖南、广西，企图打通朝鲜至马来西亚的陆上交通；一面以进犯浙赣铁路的一部兵力转向东南沿海进攻，占领温州、福州等地，企图制止美军登陆，谋求沿岸和海上交通的安全。而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排斥异己、坐待胜利的政策，在日寇进攻下，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损兵六十万，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军长驱直人我国西南腹地，东南沿海港口也全部丧失。
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确定发展东南、华南各省敌后抗战，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和迎接战略反攻。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央军委决定派王震、王首道同志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粤桂边，依托五岭山脉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逐步与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准备配合盟军作战。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给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华中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的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
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于十月九日确定了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和部署，提出：“浙东部队应向天台、临海以南发展，与坚持浙南的龙跃部队打通联系；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工作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宁）杭国道伸向天目山周围，以便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造成连接苏浙的战略形势。”
鉴于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中央要我带领一个主力旅渡江南卜^，会合十六旅，恢复六师，由我任六师师长，担任南进任务。粟裕同志请求由他亲自率领部队南进。十月二十三日，华中局同意粟裕同志率一个旅首批南下，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同志南下发展苏浙，我留苏中主持工作。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又电告华中局，粟裕同志南下后，要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全浙。十一月十二日，粟裕同志到达新四军军部，同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等拟定r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央，提出由粟裕同志先率一个旅及党政干部三百余人南下，会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的前进阵地，然后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系，控制会稽山；分兵一部进占象山敌后，再进温州地区，相机由浙入闽。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
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少奇、陈毅同志从延安致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分析了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形势，并强调指出：新四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顽军外，均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实现“破敌、收京、人沪”，在广大江南地区大发展。除将主力逐步南调外，应进一步加强江北各根据地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战略后方。
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同志率一师师部和七团及三百多名地方干部，由苏北仪征过江，穿越宁沪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到达浙江长兴仰峰芥，与十六旅旅部会合。另特一团、特四团由三旅旅长陶勇同志率领，由扬泰地区渡江，经丹北到达长兴地区。以十六旅为第一纵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陶旅为第三纵队，执行南下任务，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相机向南发展；浙南游击队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福建党领导的游击队向福建沿海敌后发展。
我接替粟裕同志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军区司令员，着手以原一旅旅部为基础，组建一师兼苏中军区领导机关。
不久，中央又来电示：为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已带一个旅南进外，决定再派第二梯队南下，军部准备移驻皖南，组成江南大营向东南大发展。具体部署是：第二梯队一路，由我率一师一个主力旅继续南下天目山，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由此而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一路由谭震林同志率二师主力南下皖南，由此面向皖浙赣老苏区发展；打开局面后，新四军军部南移皖南，由陈毅同志从陕北回来主持，也就是当年中央苏区的局面了。苏中、淮南部队南下后，黄克诚同志的第三师接替苏中和淮南。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谭震林同志始终未到任，这是由于形势有了变化，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日寇由于德国法西斯即将溃灭，太平洋战场上的败绩，中国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威胁，蒋介石在美国支撑下一时诱降无效，不得不收缩兵力，先后撤出了南宁、柳州、福州以及新昌、兰溪等地。中央指示：暂缓执行上述计划，谭震林同志和我都暂缓率部南下。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示苏浙军区：在敌打通浙赣铁路以前，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应以巩固现地为主，深入农村，整训、扩大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反共顽固派可能的进攻，准备将来大举跃进。二十八日，毛主席又指示华中局：“粟裕占莫干山后，应巩固现地，如顽来攻，则反击之。”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虽然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但对于抗日人民和新四军、八路军却是如狼如虎，视机反噬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主力大部在日寇进攻浙赣铁路、占领浙江沿海时向闽北、江西逃跑，但仍留一部主力和地方武装控制天目山地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第三战区指令其苏浙皖挺进军，出动第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所属五个团，向我军进攻，激战于孝丰地区，被我军击退。这就是浙西第一次孝丰反顽战役。
三月一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又以十二个团的兵力向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占我孝丰城外围白水湾、报福寺等阵地，企图夺取孝丰城，又被我击退，战史称为浙西第二次孝丰反顽战役。
很明显，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决不会就此罢休，必然要出动更大兵力来从我军手中夺取天目山这块逼向上海、南京的重要阵地。粟裕同志打电报向党中央建议：第一、二次浙西孝丰反顽战役，由于兵力不够未能歼敌。如果有三个旅，就可操胜券。建议由我率苏中一个主力旅南下。粟裕同志这一电报，同时报了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
苏中区党委陈丕显等领导同志都持不同意见，认为苏中部队主力，王必成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冬率第二旅南下，粟裕、陶勇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冬率第三旅南下，如果我再带一主力旅南下，苏中就没有主力部队了，这对苏中斗争是极为不利的。
我当时很犹豫。陈丕显等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旅如再南下，苏中地区就没有骨干，对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不利；从长远来看，对战略反攻也不利。但是，粟裕同志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打起仗来，只有两个旅，两次孝丰战役都未能歼敌，如再增加一个旅那就不同了。粟裕同志要我向中央表态同意南下，又使我很为难。
为了支援粟裕同志，我考虑再三决定南下。那时我没有预见到抗日战争结束会如此迅速，苏中地区已比较稳定，没有什么仗打，而苏浙方面可以大发展，但需要再增加兵力。我也考虑了苏中的具体问题，经过交换意见讨论决定了具体部署。一是军区领导班子：以陈丕显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他主要精力是领导地方党政工作，因此我推荐姬鹏飞同志由四分区调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可以作为阿丕同志的有力助手。以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推荐胡炳云同志、张藩同志任副司令员，并由张藩同志兼参谋长，以协助管文蔚同志。第二，军区领导机构刚刚组建，不宜再动，确定全部留在苏中不动。第三，原定带走一个主力旅，我提出由老六团部分基干组成的特三团留在苏中，使苏中保有骨干武装，南下部队除一团外，另有特二团和一个地方团。这样安排以后，苏中的领导同志同意我率部南下，即将以上部署电报中央和华中局。
中央军委于三月十一日复电同意我率部南下天目山。这由一团、特二团和江高独立团组成的旅，番号为第一师教导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韦一平。金明、章蕴等同志带领地方干部二三百人随军南下。四月七日从丹北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四月二十三日先头部队到达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第一师教导旅改称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
我被任命为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党中央原确定成立苏浙中央分局，因为要领导苏南区党委、浙东区党委和浙西地委。粟裕同志感到局面还没有打开，向党中央建议先建立苏浙区党委。党中央同意这一建议，浙东、苏南、浙西均属苏浙区党委领导，粟裕同志任书记，我和金明同志任副书记。
第三次孝丰战役
国际形势正在激剧变化。四月三十日柏林解放，五月八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三月十六日美军攻占琉璜岛，六月二十二日美军攻占冲绳岛。德国法西斯溃灭了，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走向崩溃……
国民党顽固派在干什么呢？五月中旬，日伪出动十个团的兵力，并和顽军秘密勾结，向苏南江宁、茅山地区“扫荡”；又从杭州、湖州等地集中兵力，向莫干山、天目山地区进扰。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机调集十四个主力师，企图歼灭我苏浙军区主力于天目山地区。五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以一个师进到富春江以北地区，企图切断天目山与金（华）萧（山）地区的联系；以另一个师向孝丰进扰。杭嘉湖地区的顽军则向莫干山地区蠢动。
开始，我军没有发觉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部署，决定由我率领四纵队渡过富春江，会合二纵队，打通浙西与浙东的联系。以王必成纵队、陶勇纵队担任掩护，统一归我指挥。五月十九日，十一支队顺利南渡富春江。我率领三个纵队主力由新登地区出发，向富春江新登地区攻击前进。六月二日，攻占新登县城，十支队准备南渡富春江。第二天，顽军猛攻新登，王必成纵队主力在新登与敌激战。
中午，该纵主力团团长刘别生同志，为了坚守虎山阵地，亲临前线指挥，率部展开白刃肉搏，多次击退顽军的反扑，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在新登密山脚下。
此时从俘获文件和俘虏口供中获悉：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已大举向我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右翼兵团为突击一、二纵队共九营，七十九师全部，指挥官为突击纵队副司令官胡琪三；中路兵团为二十八军（欠五十二师）及“忠救军”，指挥官为二十八军军长陶柳；左翼兵团为五十二师、三十三旅及一四六师的一个团，指挥官是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司令兼江南行署主任刘秉哲。其进攻部署为：第一阶段占领临安及天目山；第二阶段占领孝丰，尔后突击纵队深入莫干山地区，五十二师深入郎（溪）广（德）地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孝丰地区或驱逐我军回江北。
六月四日下午，我召集王必成、陶勇、廖政国三位纵队司令员开会，研究是否在这一地区决战？王必成同志由于刘别生同志的牺牲，情绪十分激动，力主就地决战。我则认为新登远离根据地，在此地仓促应战，极为不利，天目山区从来缺粮，依靠宁国地区输入，国民党军切断粮道后，粮荒十分严重，人民群从已开始吃青苗；我军粮食靠苏南供应，时常发生断炊现象，此地距离根据地有三天路程，补给不上，难以持续作战。进攻的顽军大多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在皖南事变中是充当主要打手的；突击纵队按英国军队编制，纵队下属营，每营一千人，英式装备，据说原拟赴缅甸作战的，所以称为国际突击纵队。突击纵队是五月间专程调来进攻天目山区的。因此从兵力上、装备上、补给上我军均处于劣势。而更重要的，我军对顽军的具体位置不清，顽军弱点尚未暴露出来，仓促应战，没有把握。认为诱敌深入到孝丰地区决战为有利。
但那时王必成同志正在气头上，陶勇同志比较冷静。我和陶勇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同意我的意见。王必成同志情绪稳定下来后，也同意我的意见，一致同意：诱敌深入，诱敌进至根据地腹部孝丰地区，暴露了顽军在进攻中的弱点，再行歼敌。
当时，苏浙军区司令部驻在孝丰城附近的吴家道。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下定决心诱敌深入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了。我们用电报报告粟裕同志，决定以一个纵队担任节节抗击敌人三天，诱敌深入孝丰地区进行决战，请速部署战场。
六月四日夜间，我军主动撤出新登。六月八日，我军又主动撤出临安。
粟裕同志电报华中局后，决定待顽军深入到孝丰地区时寻机决战。并疏散孝丰地区后方机关，部署战场。
反共迷梦破灭于孝丰城下
就在顽军北犯之时，日寇除向茅山地区“扫荡”外，六月二、三日向安吉东南线坑桥进攻，并将该地完全烧毁；赶筑宣长公路，以封锁广德、泗安、安吉、长兴之线，并不断派部队向东亭湖一带骚扰，企图切断我苏南、浙西的联系。
当时的情势，如果不击退顽军的进攻，一种可能是处于敌顽夹攻之下，后果不堪设想；一种可能是被顽军击破于天目山北。除掉击退顽军进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哀兵必胜！我军决心集中兵力在孝丰附近组织新的战役，求歼进犯顽军一部，以粉碎其进攻。
这一段时间内，苏浙军区集中了可能集中的兵力进行第三次孝丰反顽战役，以两个团守备孝丰城，以七个团为突击部队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实施有力突击。
顽军向孝丰地区深入。开始，那个前敌总指挥李觉还是比较谨慎的，再三告诫各部：“不要受诱上当，丛林深谷，容易埋伏，务必严密搜索敌情。”然而，他们算来算去，优势总在他们手里。更何况从六月十三日开始，天目山地区的我方后方机关、仓库和医院，陆续撤退。加之，顽三十三旅进占我临安县城时，也未遭到我军打击。于是，刘秉哲等人从种种迹象判断，新四军必然是“溃退”，于六月十六日、十七日连电李觉，一面建议，一面命令，五十二师急不可待地提前行动了。李觉也坐不住了，报告说：“二十五军集团军据各部报称，十八日止，东西天目山已无敌踪，扫荡之战，于焉告终。”带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奔向孝丰城来了。
六月十八日，顽三十三旅为了抢头功，采用了旧军队中的惯伎谎报军情，宣称它已夺取了孝丰城。五十二师师长张乃鑫连忙派他的谍报队长去孝丰城联系。正好，给我军抓住了，连人带信件送到苏浙军区前敌指挥部来。顽军竟然长驱直入，分散冒进了！顽军的意图和部署清楚了。
六月十九日，五十二师孤军突出，由小白店和西圩市之间向孝丰西北扑来；而其它部队只进到孝丰东南的港口地区。两个兵团之间，东西相距约二十公里。
至此，我各个歼灭顽军的战机已经出现了。
六月十九日夜，以第四纵队担任迂回，首先向顽军左兵团突击，以一、三两纵队突击其中右路之敌。指战员斗志昂扬，响亮地提出“歼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复仇”，奋勇向前。经过一昼夜激战，一举歼灭五十二师。而奉命驰援的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均因多次遭我打击，慑于被歼，未敢轻进。
此战，借助夜幕，聚歼骄横之敌，战斗较为顺利。
在我军围歼左兵团之际，中、右路顽军已经赶到，向我孝丰城东南、以东和东北之外围阵地猛攻，并企图抢占五峰山制高点。我军已先敌抢占。于是，南坡是国民党军向上抢山头，我军立即展开火力，把南坡的国民党军打得屁滚尿流，迫使顽军主力陷于孝丰城东南不利地区。
我军歼灭顽军左兵团之后，立即迅速调转兵力。六月二十一日晚，我一纵队经大竹杆、山坞迂回切断了顽军退路；三纵队经孝丰东北向顽军右翼迂回；四纵队则向孝丰城正南之顽军突击，将顽军右兵团紧紧包围压缩在孝丰城南之草明山（当地群众称为茅头山）至港口、白水湾的狭小山谷地区之内。二十二日夜，围歼战开始。我一纵队一部由顽突击一纵、七十九师和突击二纵之间的接合部潜入山村隐蔽，至二十三时伏兵齐出；同时以一、三纵队四个团兵力穿插分割，切断了敌七十九师与突击二纵的联系。经连续一昼夜强攻，七十九
师与突击一纵伤亡惨重，胡琪三慌忙下令撤退，连夜向临安方向逃窜。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四纵队从虎岭关插到孝丰，对大茅头山发起总攻，全歼了号称“王牌军”的突击二纵。逃窜中的七十九师和突击一纵的残余部队，被我切成几段，实施多路突击，逐股歼灭。但因我军连续苦战，体力不支，仅追击至黄湖镇附近，顽右兵团的少数残余部队在混乱中向南溃逃。是役，毙伤顽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突击一纵队司令胡旭旰以下三千六百余名，俘顽军官兵二千八百八十七人，缴获山炮一门、战防炮一门、迫击炮十五门、轻重机枪一百二十一挺、步枪千余枝。
至此，浙西第三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顽军聚歼我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我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新区，打通同浙东联系，并进一步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运动战的一次锻炼
战后，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的工作方针是：深入巩固苏南工作，开辟敌后之敌后的新区，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单纯顽我决战。为贯彻这一方针，决定不再进占天目山。因为如果再占天目山，有如下的不利：
第一，主力大部仍将与顽军主力对峙，无法安心休整；而部队自新登至孝丰连续战斗一个月，极度疲劳，伤亡也很大，极需好好休整。
第二，主力大部如仍控制天目山，则粮食供应甚难，势必要由苏南供应；果如此，则苏南又将陷入供应战争的各项工作，无法以全力进行深入巩固，不便发动秋收群众运动，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
第三，将影响以适当力量挺进敌后之敌后的开辟工作。因此，于七月上旬开始分兵：一纵队全部回苏南就食休整；三纵队开至宁国东北、宣城东南之桥头、柏垫地区，并拟派一个团进入宣芜铁路以南地区，以打通与皖南的联系；四纵队控制浙西，逐步打通浙东联系。
第三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确是被打痛了，从现在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陆军第五十二师三十四年六月于浙西孝丰附近剿匪之役战斗详报》中有这么一段评述：“查这次苏浙皖边区奸匪（按：这是顽固分子对我军一贯的污蔑称谓）之啸聚及蠢动，较之二十九年冬新四军在皖南之抗命迥不相同（按：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本师前此两次，均参与此役，深浅自知，其此次所凭藉的实力，较之过去江西时代固无逊色。然与二十九年相比较，则其素质、装备、战斗力及战斗方式等更有显著的进步。故吾人今日对当面奸匪，更宜刮目相看，未可掉以轻心，如再估计过低，或竞颟顸应付，将为无可补偿之损失。”
浙西三次反顽战役，特别是第三次，是苏中黄桥决战以来的大规模运动战。规模、双方使用的兵力、战争的残酷程度，都大致相同。这对于我军从游击战转变到进行大兵团运动战，作了准备。
【叶飞，原名叶启亨，福建南安人，1914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理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政治委员。领导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3支队6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1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第l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指挥或参与指挥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车桥战役、新登战役和天日山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第1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1政治委员，国家交通部部长，海军第1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会长。著有《叶飞回忆录》等。】
